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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李园中雨纷飞 ——孙梅芳老师和我们的班 烟台晚报 2024年07月18日

卢万成

我们班的同学大都喜欢孙梅芳老师的板书。通常在读到小学五年级的时候,部分同学便会不自觉地学着写点草书,当然也不是书法意义上的草书,只能算是硬笔行书。其实,老师并不鼓励书写时的草上飞。对于学生来说,除了个人的追求,这书写也算是长成的标志,虽然不鼓励提倡,大家还是乐此不疲。如果写得不好,老师会板着脸说,路还没走好呢,你这就想着飞呀?

孙梅芳老师的板书,确实像歌词里面唱的,是吱吱嘎嘎响个不停。据说现在教学中已经使用交互电子白板,再也听不到这种声音了。孙梅芳老师写字的时候,整个身子都随着书写的节奏在晃动。她教我们的时候还很年轻,于是两个短辫子也随着书写的节奏摆动。在我们的眼里,这字体、这姿势,简直了!——简直了,就是好极了或无以言表的意思。

孙老师的板书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了学生的书写习惯。很多人觉得我的字也还不错,最初便是得益于孙梅芳老师的板书,只要你听见黑板上写字时有吱吱嘎嘎的声音,便证明老师写字是极用力的。二十五岁以后,写作已经成为我的职业,在电脑尚未普及的年代,我的书写曾经为我的文字增色不少,这多半还是得益于我的字迹里面带着孙梅芳和孙国威老师的板书气息。孙国威老师的板书那也是天花板级别的。

我名字里的“成”字,原本是诚实的“诚”,拜孙老师所赐,她只那么顺便一“懒”,或许就改变了我一生的轨迹。有测字者说,“成”“诚”这两个字虽然同音异字,但嵌入名字中对于命运的指向却大相径庭。许多年来,我不止一次在人生失意时冒出某个念头,倘使不曾改这个“诚”字,又会怎样呢?

为师者予人荣辱,往往是在不经意间。不经意的一句话,也能让你终生得意或终生迷茫。比如有一次我没完成作业,孙梅芳老师看着我生气地说,卢万成你万不成。这话随即引爆教室,几乎所有的男同学这时都会摸摸头,摸头解嘲,我也大致如此。终于不负少年摸头功,成年以后我在旧戏曲或影视中经常看见陛下意决,臣子力谏皇上曰此事“万万不成”的时候,我就会莫名记起孙梅芳老师赐予的这句话。尤其五十岁以后,猛想碌碌半生一事无成,简直了,真是的。

我们班有个喜感爆棚的同学叫于成福,细小眼睛,风趣幽默。他说他们家眼睛都小,他爸说了,眼睛小是因为他们懒得看这个世界。这个回答过于乖张,孙老师说简直岂有此理。于成福说七有此理八有此外九有此内。这个回复也许因为逻辑荒诞而引得哄堂大笑,孙梅芳老师也难得在这样的气氛里笑了起来。

于成福是我们学校篮球队的,孙老师读书时是烟台一中的女篮队员。许多年来,于成福一直是孙梅芳老师的铁粉,这恐怕也是原因之一。记得有一次于成福对我说,你说害不害了,孙老师太会打篮球了,三步上篮唰就上去了,持球过人嗖就过去了。那时候一个会打篮球的老师可以在学生中圈粉无数。

孙梅芳老师平素不苟言笑,声音顿挫,循循善诱,但在我的印象中她还是讲究师道尊严的,虽然那个时代不讲究,但她心里讲究。讲究师道尊严,却未必唯我独尊,我一直觉得师道与师德以及师魂其实有一条纽带紧密相连,是缺一不可的。有的老师会在某些单元的课程里节奏缓慢下来,抑或偶有松懈和敷衍,孙梅芳老师却从来都是一丝不苟,在一丝不苟地教学中张弛有度、缓急从容。大凡执掌教鞭者,有的人用嘴讲课,有的人用脑教书,而孙梅芳老师则是在用心授业。自用心力,自致其心。记得那年我的奶奶从老家带来一些三个豆的花生果,这种花生果我们都叫做大骆驼。上课的时候我把大骆驼捏开口子,夹在眼皮、耳垂和嘴唇上。这可是个技术活,口子既不能大张,又不能过小,大张则易坠,甚微则不擒,一时我在课桌上抓耳挠腮拿捏不止。孙老师正讲着课呢,看见我这满脸都是大骆驼,噗地笑了。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孙老师在课堂上忍俊不禁的笑容。也难为我的奶奶,省下的大骆驼上了孙子的脸。

简直了。真是的。

我们班是在上世纪60年代末升小学五年级时,告别首任班主任孙培芬老师,迎来新任班主任孙梅芳老师的。

少年如梦,锦瑟年华,从少年志学发轫,到高中毕业离校,我们班虽然有许多同学浮来暂去,萍飘蓬转,但总的来说还是动息有情,往复有迹。大半是同学们从善如流,学养承德,酿成很好的班风,也承蒙每个级别的老师都不忍拆散这个群体,因此我们通惠街小学一年级三班的基本盘始终没有改变。

打下这个基础的,是孙培芬、孙梅芳两位师长,我把他们称为芬先生和芳先生。或者芬芳先生。正如一首歌里唱的:幸福的味道,那样芬芳。当然这里还有同学的努力,班干部的垂范。在拼命长成的岁月里,我们班各种考核指标的均值虽不能首屈一指,但也总是名列前茅。

按照特殊年代的学制,我们应该是1973年的毕业班。可能因为就业压力吧,也可能为了符合大批知青插队落户的总体推进程序,顺延至1974年的夏天方才满师结业,成为新一代的所谓知识青年。从1965年秋季入学直到1974年夏天走向遥远温馨的乡村,我们班在一起同窗十年。“十年离乱后,长大一相逢”,下乡、返城、就业,然后便怀抱着梦想各个云散了去,一股脑儿涌入社会的各个角落各种层面。

十年间,我们的班历经了孙培芬老师、孙梅芳老师、王育红老师、孙勃昌老师、韩慕若老师的教诲。这些老师们风格迥异,各有千秋,总之还是学高为师,身正是范;冰魂雪魄,雨露滋润。当然教师队伍也是各色人等组成的,难免也有极其促狭的斗筲之人腌尖之辈,师德有失,不足复述亦不足齿数耳。

1969年,我们虽然身在小学,但读的却是初中的课程。那一年,我们的语文课本上有篇课文是《杨禄奎事件》。课文很长,估计接近四五千字,现在想来应该是一篇不错的报告文学作品,不仅有场景有人物,而且有冲突有对话。孙梅芳老师把全篇课文拆解开来,然后做成角色朗诵的形式。要求朗诵者如闻其声如临其境,对语气和节奏的把握要求极严。

所谓的角色朗诵是我在离开校园以后才知道的称谓,在当时觉得这不就是在排练话剧吗?这篇课文在孙梅芳老师的教案里安排了更多的课时,孙梅芳老师既是导演又是编剧,她把拆解开来的课文依次写出来,交给每个被选中角色的同学,跳出文字的粘连和政策的解读以及说教部分,由副班长吴伟丽担纲第三人称的叙述者。这是个神一般的角色,站在时间之外,站在色彩之外,也站在情感之外。孙梅芳老师挑选的角色大都是我们的班干部,也是班级里最有朗诵和表演天赋的同学,如吕学勤、王齐鸣、吴伟丽等,还有些极具天赋的同学如校花王美玲、校草高长生。那时我还没长大,知道这种事肯定没有自己的份儿,却还是挺怯场的。我成天琢磨的事是反复追问自己,我的那位同桌为什么总是对我爱搭不理的呢?从未开罪也从未失礼呀!疚而不得其踪,见过自讼,惭愧则个。彼时校花和校草,已经在轰轰烈烈地排演“话剧”《杨禄奎事件》了。简直了。真是的。

这个角色朗诵确实很活跃课堂气氛,五十五年后的今天我还能如数家珍宛在眼前般复述,全然因为这种新颖别致的形式让我们印象深刻。后来的故事就变得淡漠起来,孙老师导演的《杨禄奎事件》是否在校园演出过或者走出校门走进基层演出,我已经不得而知了。但在那个年代里,这作品毕竟难能可贵,也成为我们班的代表作之一,心心念念。但是角色朗诵有个人为的缺憾,饰演美国驻联合国救济总署谈判代表的吕学勤,明明是个反派角色,一高兴就把别人的戏抢了。他虽然不是班干部,但这家伙会抢戏,也许是孙老师给他的戏份有点多吧。也是这个吕学勤,在1977年恢复高考后,毫不费力地考入大学,然后学有所成风生水起,而今优哉游哉。

我们班最能拿得出手并代表班级演出最高水平的,是孙梅芳老师给我们排练的《沙家浜》里的“智斗”一场戏,吕学勤、修翠霞,还有饰演胡传魁的谭培胜是主要角色。修翠霞一直是学校宣传队的独唱演员,成年后也经常参加市里的汇演,各种大奖辄有斩获。修翠霞后来在养正小学任教,是实实在在接受了孙梅芳老师的传承,可惜英年早逝,如今离开我们二十余年,是我们班级的一大憾事。

回想起来,孙梅芳老师担任我们班主任只有不到三个学期。或许这在她几十年的教学生涯里,在她辛勤耕耘的桃李园中,只是短暂的一瞬,一个小小的音节,但是对于我们这些翘翘又盼盼的学生却是影响深远永志不忘的。在我们内心世界,一直把她称为孙梅芳先生。

1970年我们整班进入烟台十一中,然后孙梅芳先生也调入她的母校——烟台一中任教,直到退休。她从教四十余年,由于成就突出,当选两届烟台市人大常委会委员、民盟烟台市委会副主委,各种荣誉证书无算。

孙梅芳先生今年正好八十虚岁了,即古人形容的耄耋之年。但是从这个年龄段的视角看过去,孙梅芳先生不老。在历经半个多世纪的风霜雨雪之后,再次见到老师的时候,欢愉和祝福涌动在每个人的心里,年轮和沧桑已经镌刻在每个人的面庞。每一张灿烂的笑脸都印证了一个时代,就连我们这些学生也已经年近七十,可谓略知天命了。在许多年以后的欢乐的东炮台之夏,回想起那个飒爽英姿秀外慧中的青年女教师,依旧清晰如在眼前,那昂扬的姿态,那睿智的双眼,那伴随着吱吱嘎嘎写字声的身体语言,无一时不在发散着先生的伟大与爱怜,无一时不在温暖着学生们的心田。

我们知道有时候孙梅芳先生是有脾气的,但是她的脾气从来不会留给学生;先生有时候也会有情绪的,但是她的情绪从来不会浸润学生。在大浪淘沙的时代风云里笑纳了命运中所有粗鲁的或温暖的给予,无论合理的或不合理的,欣喜的或沮丧的,感受命运的捉弄,也感谢命运的恩赐,到了这个年龄,人心像大海一样清澈,像浪花一样欢快!于是我们的班簇拥着这位英姿勃发母仪校园的孙梅芳先生,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宽厚仁慈的、和蔼可亲的老年知识分子形象,头发是星河银灰,脸上是笑容可掬。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