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汉君

提起林雨，烟台后起的作家们称他是文学创作的领路人，无愧为《胶东文学》的第一任主编。林雨的后半生，是在烟台度过的。他虽然离开我们已经29年了，但是他留下的一长串脚印，依旧清晰可辨。

我和老林既是老乡，又是邻居。我尊他为老师和兄长。早在上世纪60年代，我就从《刀尖》的锋芒上，通过《五十大关》和《政治连长》认识了这位轰动文坛的军旅作家。上世纪70年代初，我去掖县（今莱州市）王贾村参观时，看见一位步履迟缓的老人出入于大队办公室，负责收发整理报纸。这个人，就是参加过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的中国作家代表林雨先生。

后来，他曾怀着由衷的感激之情告诉我：“俺村的书记真照顾我，不让我干重活。”我听后感到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酸涩。尽管老林把过去的一切都深深地埋藏在心里，但身心遭受到的摧残却无法掩饰，他过早地失去健康，56岁就离休了。晚年的他，除了读书极少提笔。我曾多次鼓动他，他都淡淡一笑，说道：“不写了，不写了。”有时他很自馁：“再写，我既不能赶上别人，又不能超越自己。”这些话令我长久咀嚼。他的夫人钱老师则为他作注释：“老林写东西太苦了。”

他把文学看得太神圣、太崇高了，不敢有丝毫的轻率和敷衍。要么不写，要写就要写出像样的东西。他思考的过程太长、太深。当他进入角色时，如痴如醉，他曾告诉我一个笑话，有一次他正构思一篇作品，走路时撞了一个人，忙说对不起，可那人并不让路，仔细一看，竟是一根电杆！他写作时一丝不苟，一个字一个字地斟酌、推敲，他过分要好，即使写错一个字，也要撕去稿纸重写。我看过他的原稿，干净整洁，一气呵成！他的小说《家庭悲剧》《小脚寨里的故事》深沉厚实，生动感人，绝非轻松所为。

老林不愿在那些应酬的场合上发言，他厌恶别人东扯西拉和言不由衷地虚言假套。熟悉他的人曾告诉过我，“文革”时他在狱中也曾以同样的方式对待所谓审讯，他在沉默中长时间盯着牢房顶棚观察蜘蛛如何结网。尽管如此，他却掩饰不住自己的真情实感，喜怒行于色。正因如此，他才赢得了朋友和知己。

1995年4月28日，老林为《胶东文学》5月的“散文大展”写了一篇散文，题目是《我的“最后一课”》。我不理解，他为什么选用这样一个题目。他说：“我也有自己的‘最后一课’。”我知道他参军时只有16岁，战争迫使他过早地读完了“最后一课”，走进革命队伍，整整半个世纪！当老林真的走了之后，我才感到这是一个不祥的题目！他的“最后一课”竟成了他的绝笔。

老林和我住前后楼，他家的后窗，对着我家的前窗。每天早上四点钟，他家后窗的灯光准时亮起来，照射到我家窗上，我家室内随之明亮起来。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我仍会在那个时候醒来，室内却一片灰暗。前楼的灯光为什么还不亮？老林该起床了！朦胧片刻，我才意识到，老林已经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