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占敏

1971年我19岁，当上了村里的小学民办教师。星期天去公社开会，会上发下来的县毛泽东思想宣传站（县文化馆当时的名字）油印的《工农兵演唱》，上面有大鼓书、山东快书、小剧本等，当时我就想，这些我也能写。于是，我就动笔了，写完了抄好，寄往县毛泽东思想宣传站，我的投稿生涯就这样开始了。其后收到过县毛泽东思想宣传站寄来的一封信，鼓励我。第二年春天，我突然接到一纸通知，要我到县里参加全县文化工作会议。那一纸通知在我们村引起的轰动，比我后来出版一部长篇小说还要大得多。我们那个小村子，还从来没有人去参加过这种会议。

县里的五天文化工作会议开完，我又被留下来参加县文化馆（毛泽东思想宣传站恢复了原名）举办的文艺创作学习班，为期一个月。学习班结束后，我在学习班上写的独幕戏曲剧本《支农新曲》，由县文化馆搞音乐的乐手配了吕剧曲谱，油印出来下发到全县。那是我的作品第一次被“发表”，虽然是油印，没有正式刊号、书号，但对我而言却是莫大的鼓舞。这个小剧本，由联中师生组织排演，冬天参加了全公社中学生会演。又过了一年，我写的两个独幕戏曲剧本《根深苗壮》《出车之前》由公社组织排演，参加全县群众文艺创作会演获了奖，春节期间在全公社巡演。这是我写作最初的“高光”时期。

然而，我并没有沿着这条戏剧创作之路继续走下去。我的写作形式很快发生了变化，不再写剧本，而写散文了。我的散文《红石峰随笔》在1974年9月24日的《大众日报》上发表。又过了十年，我开始写小说了，由此进入了艰难的大规模投稿时期。

难以道尽几十年的投稿生涯中有多少辛酸、多少曲折、多少磨难。石沉大海自是寻常，最常见的是稿子原样退回，夹一张打印好的千篇一律好像客气却无情的退稿信，能收到一封编辑署名的亲笔信那是稀罕事。也有的编辑在回信中把稿子说得一文不值，用语刻薄，令我羞愧不已。当然也有鼓励，但这样好心的编辑亲笔信很少。三十几年过后，近年来我把那时候被退回的中短篇小说再投出去，发表以后，竟有素不相识的文友辗转打听到我的通信方式，打电话告诉我说，他们把我的小说发到了微信群里讨论，文友们说我的小说有新东西。我写于三十多年前的小说，现在发表出来，居然被文友说成是新东西，看来文学的“新”与“旧”并不完全由时间来界定。

我的投稿生涯中也有难得的幸运，让我铭记于心。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沉钟》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列于“小说界文库”出版以后，我就主要写长篇小说了。沉潜八年完成的“黄金四书”《悬挂的魂灵》《金童话》《金老虎》《倒计时》，定稿打印出来后，我一并寄给了山东文艺出版社的编辑张海珊。没有像以往那样久久等待，两个月后，山东文艺出版社即邀我去济南签合同。那时候，这四部长篇小说张海珊只看完了三部，有一部还未看，便作出了总体判断。时任山东文艺出版社社长路英勇毫不怀疑地相信了张海珊的眼光，跟我签订了出版合同。一起吃饭时，出版社的一位朋友说，稿子能让张海珊看中，可不容易。我笑了笑，深感幸运：我的稿子被分到了张海珊手里。

我的投稿生涯随着“黄金四书”，好像也进入了“黄金时期”。2008年5月上旬，我把“黄金四书”第二部《金童话》的电子版发给《当代作家评论》主编林建法，那时林建法先生还兼任《西部·华语文学》主编。稿子发出去仅一个周，林建法先生就打来了电话，说他是在车上给我打的电话，《金童话》他只看了一半，决定第7期发表，让我把照片和个人简介发过去。《西部·华语文学》第7期几乎用整整一期全文发表了《金童话》，封面发了我的照片。一个月后，山东文艺出版社、《当代作家评论》杂志、复旦大学当代文学创作与研究中心在万松浦书院联合举行“黄金四书”先期问世的《悬挂的魂灵》《金童话》研讨会，由林建法先生主持。嗣后，林建法先生又在《当代作家评论》上编发了“陈占敏评论专辑”，发表了根据张炜、张清华、宋炳辉在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而成的文章。

过了“黄金时期”后，我的投稿又进入了新的低谷，往往是编辑看中了稿子，十分赞赏，却被负责发行的否决了。决定一部书稿命运的不是文学质量、不是编辑，而是市场效益、是发行。编辑每每向我感叹，如果倒退几年，绝对没有问题。文学、出版，受制于市场、受制于发行，难道只是投稿者的困境，不是文学、出版的困顿吗？这令我想起了1996年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沉钟》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时，责编之一、已故老编辑张森曾对我说，他们出版社出长篇，只看质量，不问市场，挣钱的有他们出版社办的《故事会》杂志。因此，我这名不见经传的作者的第一部长篇，就得以列入“小说界文库”出版。张森先生打电话兴奋地告诉我这个消息，还说他们要开一个《沉钟》讨论会，约我再写一部长篇，这便是《红晕》了。

随着出版形势的变化，我的投稿生涯再度陷入困境，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幸运降临。我的“乡思三部曲”《大水》《棉花树》《残荷》改定后，跟时任作家出版社社长吴义勤联系，吴义勤先生安排编辑田小爽跟我对接。稿子发去后，“乡思三部曲”整体一并推出。吴义勤和田小爽从未跟我谈市场问题、发行问题，在他们那里，仿佛除了作品的质量，一切都不成问题。然而市场摆在那里，还是能够看得到。“乡思三部曲”参评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需报送作品。出版社已无存货。我到网上买书，网上的价格竟翻了两三倍，有的二手书的价格也是如此。而且出现了盗版，跟卖家联系，卖家问我要多少，要多少他们马上印。

感谢上苍，我大病后改定的“乡思三部曲”出版、发行竟然遇上了这样的幸运。“乡思三部曲”没有开讨论会，没有热捧，我这部生命之作，竟然与我的肉体生命同样得到了天意眷顾。2012年我刚刚办理退休手续一个周，查出了癌症，立即手术。因为是癌症晚期了，主刀大夫断定我活不过三个月。按照医生的说法，我不可能完成“乡思三部曲”的修改，也看不到它的出版了。而我体检前开始翻译的哈代的长篇小说《德伯家的苔丝》已经译了一半，也肯定译不完了。这让我怎能甘心！还是感谢天意的眷顾，我活过了三个月，活过了三年，活过了十多年。我不仅看到了“乡思三部曲”出版面世，还翻译完了《德伯家的苔丝》，接下来又翻译了哈代的另外五部长篇小说《还乡》《无名的裘德》《卡期特桥市长》《远离尘嚣》《林地居民》。

我翻译的哈代的长篇小说，没有遇到出版困难。《德伯家的苔丝》《还乡》相继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接着，长江文艺出版社又重版了这两本书，随后出版了《无名的裘德》。当我翻译完《卡斯特桥市长》《远离尘嚣》，又将《林地居民》翻译了将近一半的时候，在万松浦书院参加一次文学活动时，与时任山东文艺出版社总编辑王路先生相遇。吃饭时，随意谈起哈代小说的翻译，王路先生当即说，我翻译的这套哈代的长篇小说集由他来做。第二天活动结束，王路先生连夜返回济南。翌日下午，即来信跟我谈版税，安排编辑室主任与我联系，要走了稿子。这是我的稿子少有的不需要投出去等待，而是被“要”去的。我想，王路先生如此热情、如此高效率地作出决定和安排，没有考虑市场，不需要发行来说话，他是认定了这是迄今卷数最多且由一个人翻译的《哈代长篇小说集》，哈代这位狄更斯之后英国最杰出的小说家，最重要的六部长篇小说亦即“性格与环境小说”全部包括在内，他看重的是哈代小说在汉语翻译史上的出版价值和意义，他是用出版家的眼光和胸怀来看待并决定的。

我年过古稀，自往县毛泽东思想宣传站投稿算起，我的投稿生涯已经过去了五十三年；从第一篇散文在《大众日报》正式发表算起，发表作品将满五十年。我的大半生命，是在写稿投稿中度过的。谁知道我的大病与写稿投稿有没有关系呢？不过，我深深地知道，我的生命献给了文学，我的生命也得益于文学。我查出绝症做手术之后，在化疗、一次次住院治疗、中药调理恢复期间，始终没有丢下手中的这支笔。我把哈代的六部长篇小说全部译完，又写了已出版的《李白的选择》和待出版的几部书以及一些散文随笔文论，还写了许多旧体诗，用这种旧体诗形式记录下我获得新生后的心路历程、复杂的心曲。我铺开面前的稿纸，放眼远方的目标，心无旁骛，忘记了绝症的威胁，我的生命居然顽韧地延续下来。将新写的稿子一篇篇投出去，念及这样的投稿生涯，令我感怀不已……投稿，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