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云强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初期，罗荣叔干了三十多年的村支书。

罗荣叔长得很有特点，身材矮小，干巴瘦，脸仄得像瓦刀。他有两句口头禅，一句是“没有道道儿”（烟台土话，没什么了不起的），如果别人夸他，他会用此话挡；而他听别人谈话时，常用一句“他”，表达对你的支持和同情，后边那个字极轻，几乎被儿化，别人很难听清。

小时候，油坊对我们几个光腚小子很有吸引力，我们最爱去那儿玩。那时，粮食不够吃，孩子也吃不饱。每当油坊炒花生，喷喷香的气味在空气中弥漫，我们就会立即停止玩耍，嘴里淌着哈喇子，眼神直勾勾地往里瞅。罗荣叔到油坊办事，看见了，就会拿一些碎花生饼分给我们。那个香，我记一辈子。

1955年，我到了上小学的年龄。家里只有我一个男孩，为了好养，父亲把我大名最后一个字用了女孩常用的字。我去登记时，罗荣叔正好在场，他说男子汉不能花呀草呀的，应该坚强。他和妈妈以及在场负责登记的朱老师一起商量，把我的名字改成潘云强。

十多年后，我参军了。那时我家早已从农村搬到烟台城里，我回村子看望大伯。城里的孩子回乡，乡下人都高看一眼，十分热情，张家请李家叫的。罗荣叔也专程为我设了家宴，尽管全是些庄户菜，但是满盘子满碗，足见农村人的实诚。他一再说当兵好，保家卫国，光荣，并嘱咐我在部队当一辈子兵，别回来。

俺村有一个人，也许怕他没吃的，父母给他起了个乳名叫“饭锅子”。谁知父母辛辛苦苦将他拉扯大，并给他娶了媳妇，可这小子却不知感恩，不但不给父母饭吃，还动不动打骂父母，别人怎么劝他都不听。“饭锅子”是罗荣叔本家侄儿。那天，罗荣叔火了，他带人来到“饭锅子”家，把他家锅砸了。在农村，砸锅是最严厉的惩罚。我也见识了一向眼神木艮艮的罗荣叔，此时目光凶得像一只老雕。还别说，这一番惊天动地的神操作，还真镇住了“饭锅子”，他后来对父母好了很多。

从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农村实行的是人民公社制度。土地归集体所有，社员分的粮食不够吃，家口多的社员就偷偷上山开一点荒地。这在当时是不允许的，但罗荣叔知道乡亲们不容易，就装作没看见。

那时为活跃文化生活，每年春节农村都要演吕剧。演员全在社员中找，这种事不仅没有报酬，还耽误家务事，很难办。各村支书也头痛，但这难不倒罗荣叔。他过去曾担任地下小交通员，并长期担任村支书，拥有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俺村的演员不愁找，团员青年纷纷报名，对演戏一窍不通、担任团支书的我姐是最踊跃的一个。

还有，罗荣叔曾为村里干了三件大事：

一是修了一座水库。这座水库是1962年修的，当年修水库，有人支持，有人反对。反对的理由是邻村有一座水库，离我们村也就一里多路，一旦天旱，可以向他们求援。现在另起炉灶，既劳民伤财，又多此一举。但罗荣叔则说，现在不另起炉灶，灶是人家的，到了关键时刻，人家不让你做饭咋办？那年大旱就是证明，人家先尽自己村用，余下的才让你用。后来，依托北山地势，有了一泓狭长的翡翠般碧水，俺村再也不怕天旱了。

二是上世纪60年代开垦梯田，但山瘠薄地，种粮收成不好。头脑活络的罗荣叔决定在山上的梯田栽种苹果，因为苹果喜砂壤土质，从此俺村成为十里八乡有名的苹果大村。上世纪80年代初期，花甲之年的罗荣叔在任上又作出最后一个重大决定，淘汰老品种苹果，栽种红富士。换品种，即使是高接换头，也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见效益。这又引起一些人的非议，但他顶住压力，坚持到底。后来证明，罗荣叔当年的决策是多么正确。

三是上世纪70年代为村里通了水电。为了让项目尽早立项，年过半百的他每次外出，手提廉价破旧的黑色包，背一个白色编织袋，编织袋里鼓鼓囊囊装着村里出产的花生油或苹果。因为分量太重，压得瘦小的他后背拉起了弯弓，肩膀也偏向一侧。他到烟台城里办事，常来我家歇脚。他行色匆匆的“埋汰”形象，我至今想来仍具有极强的画面感。

罗荣叔是俺村的一个传奇。本世纪初，他平静地走完了自己90年的人生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