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景璞

从1952年起，我在掖县（今莱州市）做乡村小学教师，一干就是13年。这期间，记忆犹新的不是重大事件，而是那些不入正史、颇有年代感的趣味经历，至今想来如余音绕梁，回味无穷。

全区教师只有一辆自行车

1952年春，我在临城区北流完小教学，当时全区有130多名教师，只有我校孙辅耕老师有一辆旧自行车。

当年，全县小学的人事、财务统归县文教科直接管理。各区教师要有一名兼职会计，每月到科里去核对、领取工资，回来再分发到各校和教师手中，这名兼职会计就是我校孙辅耕老师。

之所以选他当会计，主要是因为他有一辆自行车，还有就是他商人出身，会记账。

孙会计的财务办公桌在宿舍里，桌上是厚厚的一摞账本，抽屉里有一个盛着全区7处完小和21处村小共130多名教师的手章。孙会计为人忠厚老成，责任心强，月月年年把全区小学的办公费和教师工资及时准确地发放到位，受到大家好评。

当爸爸的小学生

1952年春，我在北流完小担任五年级乙班的班主任。那年我19岁，初次踏上小学教师的岗位。我们班有40多名学生，分别来自花园、三教、林家、前北流、满家亭子等12个村。可见，那时的小学生入学率比较低。

那时的小学生年龄偏大。教室里最后一排是一个长条课桌，是四个女生的座位。她们是全班女生中身材最高、年龄最大的。我估计，她们的年龄和我这个老师差不多。第二排右边是一张二人桌，右边那个女生和后排的四个女生年龄差不多。第二排左边也是张二人桌，两个男生年龄也都偏大。

一个姓史的学生，已经结婚都有小孩了。这个当爸爸的学生很争气，后来成了一名乡镇医院的医生。

鲫鱼当手电筒用

1952年春天的一个星期天，全区小学教师都到中心小学——西大原完小开会。那天正是该村集日，小学西侧就是鱼市。我们看到鱼市上那鲫鱼个儿大、鲜度好，就买了20条，准备带回学校吃。我校林主任是西大原村人，我们就把鱼暂时放在他家里。

那天的会议一直开到了晚上9点才散会。散会后，我们三个男老师就拿着鲫鱼返校。那天晚上，天阴沉沉的，很黑，我们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走到一个村庄的西头（本来应该是路个庄村），我们有些恍惚了，不敢肯定是否走对了路。刘老师说，他记得路个庄村西头有个屋山头画有一个“指路图”。

那是战争年代的产物，当时我军政人员多在夜间活动，为了不迷路，要求各村在村头上显眼位置画一个“指路图”，说明本村村名以及东西南北四个方位的村名及里程。

于老师也说，确有此图。可是我们没带手电筒，怎么看得清呢？这时，我看到篮子里的鲫鱼闪着一点光亮，我就把篮子举过头顶，照照墙上的画图。真没想到，那点微弱的光竟然让我们看清了那张图上标的就是路个庄村，它的南面就是三教村。这说明，我们没有走错路，继续南行就可返回学校。

鲫鱼能当手电筒用，这真是一段趣闻。

捉住了偷门贼

我在西大原完小教学时，五、六年级学生除本村的外，还有东大原、海心庄、路个庄、杜家村的学生。为了加强学校、教师与家长、学生的联系，听取家长对学校的意见，一般每年都要开一次家长会。

1954年春天的一个晚上，校长带领我们五、六年级四个班的教师，到五里地以外的路个庄村去开家长会。那晚阴天，黑蒙蒙的。我们9点钟返回学校时，走到西大原村南村口处，我看到有一辆二把手小推车停在路旁，车上载着几扇门板，当时没怎么在意。当我们回到学校，走进大门时，我发现大门的门板都没有了！

我立马联想到小车上的门板，马上报告校长。他也恍然大悟，马上领着我们去区公所（离学校不远）向公安特派员报告。特派员马上叫上交通员和我们一起跑向村南口。还好，那辆小车还在原地。一会儿，两个人拿着两扇门板走了过来，被公安特派员逮了个正着。

经过查询，这两人是城南人，专盗门板，夜间盗门，第二天赶沙河集卖掉。

事后，校长表扬我，赞扬我有细心观察的优点。

麦草烧坟头

1958年，我在平里店镇西北障完小任校长。秋天的一个下午，南社（当时村里有两个高级生产合作社，村南部的为南社，村北部的为北社）的主任来找我，说，社里的劳力都去大炼钢铁和深翻地了，没有劳力做烧坟头的活（当时上级有指示，说用火烧坟头的土，可以烧成有氮肥的土），请求学校派一部分学生帮助去运麦草。我答应了，说好下午3点，生产队来人领学生。

我派三、四年级班主任领着100多名学生去做这活儿。届时，队里来人领着学生到场里，把麦草垛推倒，每个学生怀抱一捆麦草送到村西南的坟地里。那里有社员把每个坟头挖上几个洞，点燃麦草烧起来。十几个坟头上火光冲天，浓烟滚滚。小学生看到这个情景，兴高采烈，干劲十足，不到两个钟头，场里的两个大草垛运完了。

麦草烧完了，十几个坟头的土变成氮肥了吗？麦草烧完了，社员烧什么？

这些问题没有人问，也没有人能回答得了。

与“桥隆飙”同睡高粱秸铺子

1958年秋假，根据上级指示，我校教师都下到生产队里去，一方面搞宣传，一方面搞“扫盲”，还要带着学生参加一些辅助性劳动，教师们都和社员同食宿。

我被派到西北障村西、杨家坡子村南的深翻地片区去。同去的还有区供销社的经理乔明志同志。他就是有名的老八路、老革命、战斗英雄、“神枪手”乔八爷，曲波的小说《桥隆飙》主人公原型就是他。

我俩是外来人员，白天和社员一起劳动，一起吃饭，晚上干到10点钟以后，社员们都回家去了，我俩就住在用高粱秸搭成的一个铺子里，地下铺上厚厚的苞米秸。行李是我们自带的。

乔八爷年过半百，身体好，精神饱满，就是眼神不大好。不愧为老革命，没有架子，平易近人，整天嘻嘻哈哈的。说实话，翻地这活我们倒是不怎么累，社员们都抢着帮我俩翻几锨，大家一字儿摆开，谁也落不下。大家都知道他是战斗英雄，都愿意听他讲战斗故事，整个工地气氛很活跃。

晚上收工后，我俩躺在被窝里，听着外面的风声，静悄悄的，有点清冷。我们就聊天打发时间。我当然愿意听他讲战争年代的那些事。譬如，我问他的枪法，“真能打断电线吗？”他说：“年轻时，十有八九能打断，年纪大了就不行了。”他说，他一生也遇到过一个“敌手”，在他的枪口下逃走了。有一年，上级命令他去除掉一个我军的败类。他经过调研，得知那人每晚宿在某村某某女人家里。一天晚上，他就蹲在女人家墙外，等候那人出来。下半夜过后，他听到动静，看见有人从院内跳到了墙头上。他抬手准备射击，那个影子一闪便消失了。这一次他失手了。当然，最终乔八爷还是把那个家伙打死了。

我还问他：“听说平里店日伪军据点里的伪军都拿你当朋友，是真的吗？”他说：“是。”有个苏连长是东北人，还有点良心，不愿与八路军为敌。他告诫他的士兵，千万不要和乔八爷过不去，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所以乔八爷可以大摇大摆地在平里店集上逛街，平平安安。

一位年轻的小学老师有幸和一位老八路出身的供销社经理同睡一个高粱秸铺子，津津有味地听他讲战斗故事，大概也是后来的同行绝无仅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