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万成

朱万邦是个快乐的人。我结束知青生活返城后，就业在砖瓦厂。后来因为青年工人找对象困难，厂子改名叫烟台市住宅建材厂，名字改得有学问吧。入厂不久就听工段的师傅调侃说：朱万邦这人可十分了得，人家是国民党将军李弥的干儿子。老朱对这事并不忌讳。“顽八军”占领烟台后，李弥想演导个亲民姿态，去恤养院探望孤儿，老朱那时白白胖胖，李弥就把他抱起来，说这孩子和我有缘，认作儿子吧。“文革”中红卫兵曾揪住这事大兴问罪之师，但老朱还是被保护下来了。

朱万邦好像比我大10多岁，长年住在厂子的宿舍里，厂子就是他的家，和他一起住宿舍的大半都是从农村进城就业的职工。宿舍很大，朱万邦是老师傅了，当然抢占向阳的地方。现在想起来，他好像是有点洁癖。他的床单很多，下班洗澡时老朱就在澡堂里洗衣服，当然也经常洗床单。通常他在自己床铺周围用电线拉成方块，再搭上床单，用一排排的夹子夹在电线上，曼曼垂下，以隔绝他和同宿舍人的空间，这样他就像是住上了单身宿舍似的。

我记得那时与老朱同时入厂的师傅们都喜结连理，或分了房子过上自己的小日子，而老朱则依旧是个光棍。我们厂的许多师傅在找对象时每每降低标准，在郊区或更远的乡下娶媳妇。当然还有个说法是乡下姑娘见了老朱也躲得远远的，我觉得这话显然不实，但工友们都说，老朱师傅宁肯继续自己的单身生活，也绝不肯去乡下找媳妇。

我说他有点洁癖是因为他几乎每天都要洗澡，如果厂子里的澡堂停止供热，他就跑到新华浴池或大华浴池，实在不方便了，他就用凉水洗。如果是在夏天还能将就，倘使在冬季，则很让人担心，但老朱似乎也没得过感冒之类的疾病。

朱万邦在下班后穿两节头皮鞋，不要青岛某德牌子的，嫌太肥，一定要买上海皮鞋和浙江皮鞋，这样才显得他脚型好看。有徒弟去宿舍找他，问朱师傅有什么吩咐的，他就说：擦皮鞋！他的皮鞋总是锃亮，擦完了就仔仔细细地用报纸裹起来放在床下。

按照上世纪70年代末的时尚，朱师傅的裤子是针织涤纶的，上衣是蓝涤卡中山装，白衬衣，西铁城手表，还有辆“永久牌”自行车。他留着分头，而且用火钳夹出了波浪，再打上发蜡，发蜡是上海牡丹牌发蜡。估计现在的很多年轻人已经不知道发蜡是个什么东西了，但在我们那个时候还属于奢侈品。因比较容易凝固，尤其是冬天，使用时就要把几乎半凝的发蜡置于掌心，然后用最快的速度把发蜡搓热，抹在头发上，于是便固定了发型。发蜡容易招惹灰尘，所以洗头是老朱每天必须进行的节目。想来这身行头在40年前那是了不起的了。我入厂时每月32元工资，而与我同龄的才21元，那时老朱有接近50元的薪水，应该是四级半的工资了，有钱人。

朱万邦上班时的穿着也很另类，他的小帆布蓝工作服总是洗得接近白色，我想这与现在的牛仔裤要水洗一样，但小帆布蓝工作服的缺点是有点肥，而老朱的身材是修长的，他就把小帆布的卡克式改成三叉肩的，而且包腚。裤子自然要比通常人瘦些，但也不是鸡腿裤，他说裆瘦是最重要的。我们都在不断猜测他的三叉肩是谁给改的，却始终没有答案。我们的劳保里有口罩，他把发的口罩拆开、漂白，洗的时候还要小心地滴进几滴蓝墨水，以期白得有些纯净而深沉，然后将这晾干的口罩布整齐地塞在衣领里，显得很好看。

朱万邦最大的乐趣有两个：看电影和背地图。那时候他经常穿戴整齐地在大光明影院一带转悠，电影票不好买，他就等退票的。他自己说每个片子平均要看10遍以上，《卖花姑娘》他看了30遍，《多瑙河之波》谁也不知他看了多少遍，在睡梦里一次次地把同宿舍的人喊醒了，每次都喊同一句台词：我把你丢进多瑙河里去！我把你丢进多瑙河里去！后来一些工友们见了他就说：我把你丢进多瑙河里去！他眨眨眼浑然不知，可见梦里寻她千百度，蓦然醒来还在砖瓦厂里辛勤劳动，但是他会把电影里的每个细节都记得清清楚楚，他的记忆力相当好。

背地图是他的另一业余爱好，每个国家的首都、人口、地理位置等等他都能如数家珍。我刚进厂时，很多青年工人都围着他问，果然对答如流，大家都很佩服。后来我问道：以色列的首都在哪儿？结果他答错了。我告诉了他答案，他说中午请我客。所谓请客，就是在厂子门口吃了一顿包子。他不抽烟不喝酒，除了衣着时尚，最大的奢侈就是在厂子门口吃顿包子。至此以后，我发现他对我变得十分客气了。

这之后，他身上又多了一件手工毛衣，灰色的，也是三叉肩的。

1977年夏天我离开厂子以后，再也没见过朱万邦。前些年，老工友聚会，本来说好了他要去的，可后来不知什么原因他又辞掉没有去。我问起他的情况，老师傅说上世纪80年代他终于结婚了，妻子是一名女教师，据说气质一流，秀色可餐，但大家都曾担心他的怪癖会不会影响家庭生活。现在年轻人经常说另类，通常帅哥都是需要另类些的，而我们朱师傅要称为另类帅大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