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瑞

40多年前的胶东普通农家，白面少得可怜，几乎见不到，年夜饭的饺子有时也分成白面和黑面两种。至今说起来很多年轻人都难以置信。

1976年的除夕年夜饭，我母亲就包了黑面、白面两种水饺。饺子背后，有一段心酸的故事。我们家一共五口人，父亲在县城，不占口粮指标。生产队分的麦子也就三五百斤。平时，母亲舍不得动缸里的麦子一口，留着盖房子用，所以麦子就不够吃，不敢吃，更不舍得吃。

那一年，我家里盖了四间新瓦房，父亲在外地，家里孩子都小，我是老大才十几岁。家里没有帮手，盖房子用的砖头、石头、泥和垫地基的杂石块、杂土，都是乡亲们抽空帮着我们用小车推的。买石头是父亲出钱，石头是在生产队里的石碃采的。当时拉石头用的是12马力拖拉机，一共拉了五车。帮忙装卸石头的都是三邻五舍的乡亲们，大家都是自发地、义务地帮扶。

能管上帮工的一顿饭，让大家吃一顿白面饽饽，是当时农村最淳朴的表达。除此之外，过年过节，还要做几锅白面饽饽挨家挨户送，答谢人家帮工的人情。

上梁的那天，家里来的瓦工、木工、小工共30多人，大家在一片热闹的吆喝声和鞭炮声中，热火朝天地干了一上午。上梁、捆笆、上顶泥、盖瓦，顺顺利利，皆大欢喜，一气呵成。

我母亲辈分大，全村人都叫她“老姑”。中午，母亲和来帮忙做饭的几个侄媳妇们把事先做的三大锅饽饽全部派上用场，加热蒸透后端上来让大家吃。谁知，三四十个大饽饽一上饭桌，大家狼吞虎咽，一会儿吃光了，母亲只好现擀了一锅面条填补上。不是能吃，而是过去生活困难，再加上强体力劳动，往往斤八两的干粮，一个人根本不够。、

当时无论城乡，生活都很贫困，过年要吃顿肉馅饺子是很困难的。那年除夕，家里的小麦大多用在盖房子请客了，白面所剩无几，所以母亲就包了白面黑面两种饺子。

白面饺子好说，但黑地瓜面饺子最大的弊端就是不抗“浪头”，容易碎，筋骨少，不耐煮。为了不让它破碎，在和面之前，母亲拿出“绝招”，抓了一把“筋骨粉”放在地瓜面里。这种“筋骨粉”是春天榆树叶发芽的时候，母亲在收工路上顺手撸的几篓子榆树叶，晒干后磨成的粉。它有粘性、韧性，用于包饺子、包包子。使用“筋骨粉”包饺子不碎，不使用“筋骨粉”的，往往一锅饺子成了渣。

没有电灯，母亲就点燃一根红蜡烛照着光，父亲擀皮，母亲先包白面饺子。白面饺子用的大白菜和半斤五花肉当馅，一共包了几十个白面水饺，像银元宝一样一排排一列列摆在盖帘上。

黑地瓜面的水饺用的三鲜馅，当时冬天北方根本看不到韭菜，母亲用的萝卜丝、虾皮、鸡蛋做馅。过去的虾皮，也不像如今市场上卖的色泽、口感、质量好，而是农村拉乡卖虾酱的原料。母亲在推虾酱前先挑点大一点的蜢虾，自己加工晒干留着备用。包饺子前先在锅里放花生油把虾皮烘干，炒出鲜味，这在当时已经是很不错的美味了。

除夕之夜，一家人围在一起，其乐融融。一人一碗黑面饺子，然后再每人分三五个白面饺子“蒙蒙顶”，那种感觉爽极了。

如今，饺子对于人们来说，已经不是什么稀罕物，每每想起那顿黑面白面水饺，便会有一种独特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