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建波

1963年，安家正从曲阜师范学院毕业后来到文登一中报到，成为一名语文教师。在那个年代，文登一中的高考升学率全国有名，最高时达到95.7%！年轻的语文教师不修边幅，一米七的个头，虚胖，稀发，布衣，走起路来很快很轻，似乎在跟时光赛跑。可能少年读书用功过度，眼球微凸，米黄色的塑料镜框镶着瓶子底一般厚的镜片，一道圈套着一道圈，在讲台上课时隐隐闪亮。

如果给初执教鞭的安家正印名片，只需印一个字：傲。初来乍到，他就自诩自己是“语文教学的权威”！他总要到总务处领两三个人份的备课纸，他总能让语文组的电灯泡最后一个熄灭，但是四十五分钟的一课时太短，他肚子里的“玩意儿”又太多，讲着讲着，趣味性压倒了知识性。他的博学和健谈还是得到众多师生首肯，用校领导的话说，“听安老师讲课，全班同学没有一个打瞌睡的”。

正当春风得意之际，“文革”开始了，这位刚把高中语文翻熟的教师因一句“我是语文教学的权威”被打成“黑帮”，离开了三尺讲台，走上了学校的大戏台，胸前当然挂的是“反动学术权威”的大牌子，接着，一根扁担，两只粪桶，和其他“黑帮”一起把全校一两千名教职员工和学生的粪便挑到永远喂不完的菜园里。

还是微胖，布衣，只是头发越来越少，而立之年的男人竟然完全谢顶，只留下脑壳下的一圈黑发，好似一围城墙，日夜守护着头顶那块知识的高地。

如果说安老师是身处逆境愁掉了头发，那就大错特错，在他的人生字典中，从来没有“愁”字。不论怎样挨批挨斗，晚上坐在床上，先看几个钟头书，然后眼镜一摘，仰身倒下，头刚碰枕头，立马开始打呼，他用鼾声强调在睡着时也要“发声”。

“文革”结束后，安老师被调到乡下一所中学任教。在那里，他一边教学，一边写作。一篇篇散文、一部部小说，就像生产队饲养室下小猪那样，这个刚落地，那个又露头，很快，他被调到县文化馆创作室，“教书匠”摇身变成“写书匠”。

如果离开了勤奋，再奇特的“聪明绝顶”也会变成无源之水，渐渐地被消耗干涸。在安老师的提包里，永远有一沓自制的卡片，烟盒大小，无论读书看报还是与人攀谈，精彩之处，他必录之。有一次，著名军旅作家赛时礼回文登省亲，当问到老英雄时下的健康状况时，赛老一笑，一句插科打诨的笑话带过，众人嘻哈之际，安老师却拿出笔纸，飞快地将这句“赛氏玩笑”记进了他的卡片，多年后，又写进了他给这位当年骑着毛驴杀鬼子的赛瘸子连长撰写的传记中。

很多人都知道，安老师一生著书四十部，千万余字，却没有一个人甚至包括他自己在内，能知道他这一生做过多少张卡片。倘若把这四十部书比喻为他精心酿制的四十窑“女儿红”，而这些久已泛黄且又无法细数的“安记卡片”，不正是他毕生储存的一仓又一仓的红高粱吗？

创作离不开生活，为此安老师曾留下诸多“八卦”，至今说来令人捧腹。试举一例：一年夏天，他去昆嵛山采访，当他推着笨重的自行车一步一甩汗地爬到山半腰时，迎面一个青年骑着“大金鹿”，双手撒把像一匹野马从他身边呼啸而去，嘴里还吹着口哨！如此得意之举，岂容毛头小儿一人独享，于是，四十多岁的上坡人急急走上坡顶，汗也不擦，掉转车头，呼地一头冲下坡去。“生活”体验了，代价是再爬一次坡，又何妨？

因为编撰县志，安老师对天福山起义有了翔实的了解，也积累了足够的素材，并陆续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天福山起义领导人之一于得水的原配夫人因战争年代作战负伤，与党组织失去联系，把党员关系弄丢了，看到报道后找到了安老师。身为党外人士的安老师亲自带着老太太，捧着于得水的大校军衔和有关资料，到县委组织部反映史实，争取为老抗日女兵恢复党籍……

一生快意为文的安老师走了，遗憾的是我只存留有一张他的孤本照片，是他人生中最美的形象：微胖，布衣，脑壳下的一圈黑发像一围城墙，日夜守护着头顶那块知识高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