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红宾

我的挚友是搞党史研究的，那年清明时节，我们俩特地到栖霞市庙后镇骂阵口村，凭吊田沟阻击战，幸得该村退休教师孙殿仙为我们引路和讲解。孙老师年逾八旬，精神矍铄，至今笔耕不辍，对当地的历史文化烂熟于心。我们随孙老师朝村东走去，转过一个山嘴子，一条偌大的山谷赫然入目，此乃大田沟，深达十华里。山坡和谷底尽是果园，山上则是松林，满目凝绿聚翠，令人心旷神怡。一个多小时后，终于到达目的地，但见一处阳坡的黄檗林中有一块黑色大理石石碑，上刻“田沟阻击战纪念地”8个大字，碑的后面刻有短文，记载着这次悲壮的战斗。随着孙老师的讲述，我们恍若回到抗日战争的峥嵘岁月……

1941年，我中共胶东区党委和胶东军区，领导胶东军民经过一系列战役，打垮了盘踞在胶东的国民党顽固派24支杂牌军，创建了牙山、昆嵛山、大泽山三大革命根据地。在各根据地，抗日民主政权已日臻完善和巩固，在这样的形势下，聂凤智校长率领“抗大”三分校的师生来到牙山北麓的东夼、康家一带，从此，“抗大”有了一个稳定的办学环境。牙山北麓，山峦盘桓毗连，沟壑纵横交错，山林匝密蓊郁，大多地方终年人迹罕至。“抗大”的师生将莽莽山林作为课堂，以双腿当课桌，或倚树看书，或临岩写字，听松涛而生豪情，望山峰而壮意志。就这样，一批年轻的军政干部茁壮成长起来。

1942年，日寇集中优势兵力，对我牙山根据地进行了大扫荡。他们沿途烧杀抢掠，妄图靠“三光政策”将革命火种扑灭。日寇对“抗大”三分校恨之入骨，视为扫荡的重中之重，经常派遣奸细刺探我军情报，并出动飞机，侦察我军的行动，企图将“抗大”三分校师生一网打尽。为防不测，聂凤智校长带领师生在深山密林中迂回上课。

2月9日晚饭后，“抗大”三分校的1000余名师生，从康家村翻山越岭来到儒林区后许家村的南沟，在松林中露宿，准备翌日在此上课。天将拂晓，他们得到可靠情报，“扫荡”的日寇就住在距这儿仅有十余华里的上崖头村，可谓咫尺相隔，异常危险！聂凤智校长当机立断，为避日寇，立即撤离，奔赴花顶、东大坡、小田沟、大田沟。当来到海拔400多米的深山时，安排各班学员，寻找地方隐蔽，开始上课。这天上午，敌机不知从何处飞来，在深山上空盘旋，尽管谷深林密，但师生们还是被敌机发现了。

晌午时分，300多名日寇从上崖头村翻过北山，来到上林家岘子村，逼迫村民刘同带路，沿山脊北上，逐渐逼近花顶。当我军发现日寇时，相距已不到半里路，情况十分危急！1000余名师生仅有30多人的警卫排，而且每名战士只有3枚手榴弹、一支钢枪、30发子弹。日寇十倍于我，而且装备精良，敌强我弱，形势相当严峻！为确保师生的安全，聂凤智校长命令警卫排全体战士埋伏在花顶西坡阻击来犯之敌，尽量争取时间，掩护师生分两路撤离险境。

警卫排的战士巧妙隐蔽，严阵以待，当日寇愈来愈近，排长王克山一声令下，几十枚手榴弹一齐飞向敌群，日寇猝不及防，被炸得血肉横飞，蒙头转向。日寇中了埋伏，不免气急败坏，将带路的刘同一枪打死，然后组织火力进行反击。警卫排的战士居高临下，将手榴弹投向敌群，炸得日寇鬼哭狼嚎。当他们发现我军只有一个排的兵力时，不免面露狰狞，朝山顶发起攻势。

面对日寇猛烈的炮火，为了保存实力，战士们边打边撤，当撤到东大顶时，日寇像一群饿狼将警卫排的战士们团团围住。这时，战士们的手榴弹用完了，子弹打光了，已有10多名战士光荣牺牲。不能坐以待毙，要奋力突围，王克山排长率领20余名战士冲入敌群，与日寇展开了肉搏。有的战士刺刀捅弯了，就用枪托砸向敌人，有的战士抱住日寇一同滚下悬崖，战斗进行了20多分钟，我军战士伤亡惨重。此时，“抗大”三分校的师生已经撤离了危险区，王克山命令剩下的战士分三路撤退，其中一路4人向东撤退不到半里路，又遇上一群日寇，战士们只能用木棍和枪托与敌搏斗，最后4名战士全部倒在血泊之中。另一路撤退的3名战士，退到尖子顶时，被日寇发现，全部中弹身亡。王克山带领两名战士顺大田沟而下，撤出2里路，正欲翻过山脊，遭敌猛烈扫射，王克山和1名战士身负重伤，被扑上来的日寇杀害，李元章一人跑出5里以外，仍旧未能摆脱敌人的魔掌，也壮烈牺牲。

在这次阻击战中，只有战士林树斋在撤离时从山后坡顺积雪滑到山半腰，钻进堆放的松柴中，才幸免于难（林树斋后任儒林区委书记、栖东县县长等职）。

在田沟阻击战中，警卫排30多名战士，为了掩护“抗大”三分校师生安全转移，血染青山，为国捐躯。这可歌可泣的壮举，已载入华夏不朽史册，千古颂扬，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