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宝新

2026年《胶东文学》第6期发表的短篇小说《龙凤呈祥》，是福山作家姜桂华以福山山村为背景，讲述一家三代传承剪纸与烧肉技艺故事的又一力作。之前，他的处女作——取材于狮子山抗战的中篇小说《族谱》，曾参加首届“烟台故事”全国文学大赛，获得三等奖。

全文一万四千字、十二章，时跨20世纪40年代至2020年，以老福山某个农村的数十年时代变迁为叙事背景，以老韩家的剪纸与烧肉两门传统手艺的传承为叙事线索，串联起新中国成立前的革命岁月、集体化时期、改革开放及新时代三个历史阶段。

小说以一张传统剪纸、一缕烟火烧肉为载体，以第一人称“我”（韩小四）的视角展开叙事，礼赞了普通革命者的初心、坚守、担当和家族文脉的生生不息，以及中国民俗文化的顽强生命力。

（一）

《龙凤呈祥》的叙事，脉络清晰，结构完整，可以从“两条技艺线索与三个时代截面”来理解。

两条技艺线索即剪纸与烧肉，它们串联起全部文本。

剪纸线索以母亲为中心叙事，是贯穿小说的精神主线。剪纸对于老韩家来说，不仅是一种谋生手段，更是家族使命与担当的精神象征。

父母的爱情与婚姻缘起于革命的峥嵘岁月。父亲拿出一只纸剪的“龙”，母亲拿出一只纸剪的“凤”，“严丝合缝地对出了一张《龙凤呈祥》的剪纸图”。至此，他们从异地的逃荒人成为并肩战斗的革命伴侣。

烧肉线索则以父亲为核心，是贯穿小说的物质主线。烧肉技艺承载着几代人的生活记忆，反映了时代的变迁。同时，父亲以烧肉生意为掩护，参加革命斗争，坚守一个革命者的本心。

三个时代截面分别是革命峥嵘岁月、农村大集体年代、改革开放年代与新时期。

革命峥嵘岁月可视为小说的“前史”，它通过父母亲的口述回忆穿插进行间接展示：父亲在烟台港的桥洞中遇见地下党，“给拉到革命队伍里了”，母亲以剪纸对暗号传递情报，一张《龙凤呈祥》成为两个革命者“接头”的凭证，至此父母也开启革命的生涯。

农村大集体时期算作“中史”，这个截面着墨最多：“配给制下，农村人想买个猪头要托人托脸”，我偷偷摸摸地到集市卖窗花、在理发店学理发……一系列细节描写，是那个特殊年代的真实缩影。

改革年代和新时期是“后史”：市场竞争下，“韩记理发店”被“绵羊腚卷发的小姑娘”开的新式理发店抢走客源；父亲退休后试图开张“韩记烧肉”，却未成功；高文化与“我”关于剪纸的争论，母亲面对机器剪纸的失落——这些细节，细致真实地再现了传统技艺在市场化浪潮中的生存困境。

（二）

《龙凤呈祥》看似讲述两门手艺的守护与传承，实际通过“龙凤”这一传统文化符号呈现出深刻的思想内核。

父母是最质朴的民间艺人，他们一辈子固守乡土、守护本心，将一腔热情倾注在民间手艺上。母亲传承剪纸技艺，几十年如一日，不图名利，即使在时代动荡、物资匮乏的年代，也不离不弃，守护传统艺术。《龙凤呈祥》是剪纸艺术的瑰宝，她不轻易示人、不随意售卖，坚守着手艺人对民间艺术的敬畏之心。父亲承袭烧肉祖传秘方，严守古法工序，即便身处逆境，沦为屠户，依旧初心不变。二人的坚守，打破了“手艺只为谋生”的传统认知，用一生守护演绎了民间艺人最本真的职业操守与精神底色。而“我”更是努力延续父母的这份匠心，成就自己的人生价值。

小说最动人之处，是走出乡土小说的叙事格局，将民间技艺与红色历史深度融合，将宏大的家国情怀落地于小人物的寻常生活中，让革命者的信仰与家国情怀不再笼统空乏。父母并非英雄，只是世道变迁中的平民，但在困难时期，他们敢于挺身而出，勇于担当。父亲把烧肉铺作为地下交通点，传递情报，支援革命，即便在日本刀面前，也未动摇初心；母亲是交通员，以剪纸为暗号，在烽火岁月中传递红色信号，以女性柔弱扛起时代责任。

小说以民间剪纸艺术的兴衰浮沉为主题，深刻反思了时代变迁中传统民俗文化的生存困境与传承出路，富有深刻的现实观照意义。集体化、公私合营时期，手艺传承出现断层；物资配给年代，匠人的创作与制作条件难以保障，传统技艺在窘迫处境中艰难存续。上世纪90年代电脑剪纸问世，机器规模生产，极大冲击了手工剪纸。民俗手艺一度沦为无人问津的旧物。母亲的落寞与无奈，正是传统民俗行业集体困境的反映。同时，父亲猝然离世，烧肉技艺也面临失传危机。但小说并未止步于书写困境。在新时代非遗保护的时代浪潮下，两门老手艺焕发新生，从家族传统技艺转变为公共文化财富。作者以此揭示核心主旨：传统民俗文化的生命力，是代代接续的坚守与传承。传统手艺唯有在时代变局中守住根脉，与时俱进，在创新中发展，方能跨越岁月、永葆生机。

（三）

作者运用扎根乡土的现实主义写作手法，在结构架构、生活化叙事、语言艺术、意象运用上独具匠心，以平凡日常映照厚重岁月，以细微烟火彰显家国情怀，具有很强的艺术表现力。

全文以“我”为叙述者，但“我”并非一个全知全能的叙事者，父辈的匠心信仰，是在“我”的一步步成长里，通过所见所思逐渐“理解和认知”的。少年时的“我”只知道剪纸好看且能卖钱、烧肉“贼香”，对父母革命经历的认知仅限于“讲故事”的层面；成年后的“我”在理发、剪纸、赶集、访艺的生活经历中，才一步步了解父母生命史的全貌。母亲去世后，“我”在坟前剪出《龙凤呈祥》那一刻，才真正认识和理解父母。这种“渐进式认识与成长”的叙事方式，使得小说的人物塑造和主题表达更具真实性。

作者没有在文中展示宏大的时代叙事，而是以民间的两门手艺为切入点，以个体命运和家庭烟火来呈现社会变迁与文化兴衰。无论是艰难岁月还是物资匮乏时期对传统技艺的坚守，抑或是改革开放后民间手艺的复苏，再到新时代的非遗振兴，都真实反映出中国民俗文化、民间匠人生存发展的图景。作者饱蘸笔墨，礼赞平凡人物的坚守，书写大时代的精神底色，可谓见微见著，立意高远，让小说跳出了普通乡土家族故事的局限，兼具烟火温度、历史厚度与文化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