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勤修

近日，报纸副刊成为一个热议话题。先是著名作家王蒙先生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办气韵生动的副刊》一文，引发热议。紧随其后，《光明日报》和《人民日报》再度聚焦这一话题展开讨论。一时间，从中央主流媒体到地方报刊，读者、作者和编者纷纷就此展开讨论，可谓见仁见智，热闹非凡。

众所周知，作为报纸中的非新闻性版面，副刊以文艺、休闲、知识类内容为主，与新闻版面构成“动与静”“速与缓”的差异化对比。

我国报纸的副刊源于清末民初，最初称副张或附张。1897年11月24日，英商字林洋行创办的《字林沪报》出版附张《消闲报》随报附送，这是最早的报纸副刊。早期的《消闲报》，内容大多是旧体诗词、小说、笔记等“消闲文字”。辛亥革命前后，资产阶级革命派注重运用报纸进行革命宣传，注意使副刊与新闻版面的宣传报道相配合，发挥了副刊的重要作用。五四运动前后，报纸上出现了提倡新文化、传播新思想的副刊，如早期的《晨报》副刊、《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京报》副刊等。其中，在1919年的《晨报》副刊上，还辟有“马克思研究”专栏，曾发表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最早的译文稿。

上世纪80年代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文学书写、文艺创作转向个体意识的表达。再后来，小人物的经历体验、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体验等，逐渐成为副刊的主流内容，越来越受重视。

当下，以“我”为主的散文随笔占据了报纸副刊的主流位置，以“我”现身说事的笔记、故事体裁日益繁盛。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副刊重视个体经验、个体历程的重要意义。比如，广州的《南方都市报》“城市笔记”栏目发表的随笔和故事，多以第一人称叙事为主。作者多为草根阶层和业余作者，内容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真实反映了时代给予个体的烙印，可以说是当下生活的“世说新语”。再如《新民晚报》的“夜光杯”副刊，也发表了很多随笔散文，多为描述个人日常生活和经历的文字，直抵人心。

我与报纸副刊结缘，是上世纪80年代初的事情。记得那时，国家刚刚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富民新政。有一年冬天，快过春节了，父亲从舅舅家拿回一些旧报纸，让母亲熬了一铁锅糨糊，将它们糊在屋内的墙面上，图个干净喜庆。有一张《人民日报》贴在了我的床边上，恰好是副刊，上面发表了一篇《宋宝种花生》的文章，讲述了某地一个憨厚的农民在自家河沿边的十多亩责任田里种花生，在乡邻的质疑声中获得成功的故事。这个故事引起了我的兴趣，我反复阅读了很多遍。也就是从那时起，我爱上了报纸副刊。直到今天，我一直爱看报纸副刊上的文章。后来，我把副刊上刊登的一些让人眼睛一亮的哲思文章以及散文、诗歌、随笔等，都剪了下来，仔细地贴在自己的剪报本上，闲暇时拿出来学习和揣摩，日积月累，切实提高了自己的文学修养水平和语言表达能力。

作家萧乾曾说过，多少后来成为大作家的，起初都是先经过向报纸副刊投稿起步的。对于这一点，我深信不疑。

今生今世，也许我成不了文学大家，也许会寂寂无名，但我不会抛弃心中的文学梦。作为一名文学爱好者，10多年来，我深入思考，把自己人生每个阶段的学习成长、生活点滴、交友处世、人生感悟等，用素朴的语言、粗粝的文字，写成一首首诗歌、一篇篇散文随笔，满怀希望地发给《烟台日报》“半岛”副刊以及《烟台晚报》“烟台街”“文学角”等栏目，先后有近二百篇文章得以发表。这都在无形中给予我向上、向善的力量，鼓励我向新的文学高峰攀登。我十分感谢那些素昧平生、默默无闻的报社编辑，他们那种甘为人梯、“为他人作嫁衣裳”的精神令人敬佩。可以说，是报社的编辑老师们，帮助我圆了文学梦。

报纸副刊的可贵之处，还在于以小见大、以柔载刚，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作为我国文学发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报纸副刊一直默默地助力“素人写作”，为千千万万个普通的写作爱好者、文学爱好者提供了发表平台和机会，成为繁荣新大众文艺的一个重要园地。各地的“外卖诗人”“田园作家”“家政作家”等层出不穷，无不展现出当下“素人写作”的蓬勃力量。

翻阅副刊，一篇篇好文章、一个个好栏目、一代代好作者，勇立“潮头”，笔耕不辍，为时代留痕、为文化扎根，共同汇聚起了“凤尾开花”的美好。今天，我们更应该以时不我待的精神，拿起手中的笔，尽情书写我们这个无比美好的新时代，努力为“副刊不副，参天大树”续写时代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