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成明

“以实心行实政，谋民事如家事”，是清代乾隆年间江苏巡抚、文登人徐士林在《德为善政，政在养民》一文中提出的主张。他告诫属员，要“曲尽居官之道”“德为善政”，要“以实心行实政，谋民事如家事”“禁扰累，公出纳，防侵渔”。他不仅率先在自己管辖的地区推行这些主张与措施，并且一再向乾隆皇帝进谏。

胶东史上还有不少实心为民、实政为民的地方小官，明代万历年间黄县知县孙振基就是其中之一。当地民众为纪念这位以实心行实政的好知县，自发筹款创立“邑侯孙公去思碑”。后来，孙振基因公出差路过黄县，“黄民香火顶供路侧，妇子扳辕嚎啼送之出境，失声者数千人，经百里不绝”。

明崇祯四年（1631年）进士左懋第亦是“谋民事如家事”的官员代表。他虽为七品官，却怀着一片爱民之心，为百姓争取到了免除三饷的政令。

徐士林

“以实心行实政，谋民事如家事”，是清代乾隆年间江苏巡抚、文登人徐士林在《德为善政，政在养民》一文中提出的主张。

徐士林，文登县爬山后（今徐家村）人。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生于贫寒农家，自幼奋志励学。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中进士，任内阁中书，后升礼部员外郎；雍正五年（1727年），任安庆知府；乾隆元年（1736年），升河南布政使；乾隆四年（1739年），授江苏布政使；乾隆五年（1740年），晋江苏巡抚。他历康、雍、乾三朝，近30年“清勤敬慎”，是清代有名的清官。

出身贫寒农家的徐士林，自幼饱受困苦，深知百姓生活之艰难，因此从仕后始终坚持爱民如子，务实行政，“善政养民”。在任江苏巡抚期间，他看到“养民之道”有三大矛盾：一是人口剧增与土地相对减少之矛盾，“生齿日繁矣，百亩之家阅三世而分授之，一夫将不及十亩”；二是日趋浮靡之风，婚丧宴会“一日耗中人之产”；三是贫富差别悬殊，“富者拥膏腴，而贫者无寸产”。对此，他提出三大主张：第一，“养于临时，不若谋养于先事，以君养民不若仍使民各自为养”；第二，“勤以力农，俭以积谷，佐以酬剂虚盈之法”；第三，“以人力争地力”“人谋胜天时”，“粪多力勤，耕耘以时者获倍之”。他还提出，各级官吏要严守职责，廉洁奉公。他告诫属员，要“曲尽居官之道”“德为善政”；要“以实心行实政，谋民事如家事”“禁扰累，公出纳，防侵渔”。他不仅率先在自己管辖的地区推行这些主张与措施，并且一再向乾隆皇帝进谏。

乾隆五年（1740年），徐海一带（今江苏徐州、连云港一带）遭水灾，徐士林急“奏赈之”。第二年春天，他又要求各地官府借给贫苦农民种子，以资耕种。当年江苏农业获得大丰收，他发动各地向富户“劝捐十余万石”粮食，以充社仓。乾隆六年（1741年）夏季，徐士林积劳成疾，身染重病。此时，得知淮北遭水灾，二麦无收，救济急于星火。为此，他违背成例，未经疏奏，即“饬发库帑赈济”，然后再具数上报。这一举措使全省无数民众免于饿死。

孙振基

身为朝廷高官、要省巡抚的徐士林首倡“以实心行实政，谋民事如家事”的为官之道，并终身践行之，成为一代楷模。胶东史上也有不少实心为民、实政为民的地方小官，明代万历年间黄县知县孙振基就是其中之一。

孙振基，潼关（今属陕西）人，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中进士。次年，33岁的他获授黄县知县。孙振基虽然年轻入仕，而且在黄县的任职时间只有3年，但是他以实心行实政的为官作风，赢得黄县百姓的高度评价。黄县南部山区富藏金矿，朝廷只许官采、严禁私采。但是身在京城的宦官魏忠贤为中饱私囊，暗中命人在黄县私自开采金矿。魏忠贤是皇帝身边的大太监，也就是那个后来极受宠信、排除异己、专断国政的司礼监秉笔太监。前几任黄县地方官吏畏惧魏忠贤的权势，对其派人私开金矿都睁只眼闭只眼，放纵不管，孙振基到任后，查明底细，果断查办矿官，断了魏忠贤的财路。魏忠贤恼羞成怒，使人危言恐吓孙振基。孙振基毫不畏惧，依法处理，坚定地维护了国家和民众的利益。

据清康熙《黄县志》记载，孙振基任职黄县3年，“好民好，恶民恶”。“若里甲、若徭役、若驿传、若狱市、若赎锾等积弊悉除，犹其小者也；矿税巨蠹，以死生去就决之，不肯容纵，万民赖以安枕。”意思是说，孙振基在任黄县知县的3年时间里，行政以百姓好恶为标准，设身处地为民众着想，为百姓减去了很多负担。里甲（三大徭役名称之一）、劳役、驿传（对平民的一种徭役）等徭役，以及狱讼、市集交易、用钱赎罪过程中的腐败和欺诈等积弊，他一一清除；对于凶暴的矿税，他以不怕丢乌纱、掉脑袋的勇气，坚决制止，不肯放纵，黄县百姓从此过上了安定的生活。为此，黄县民众将孙振基比作史上著名的循吏“龚黄”和“召杜”，即西汉渤海太守龚遂、西汉大臣黄霸和西汉南阳太守召信臣、东汉南阳太守杜诗。

孙振基任职3年届满，调任安丘知县。当地民众为纪念这位以实心行实政的好知县，自发筹款创立“邑侯孙公去思碑”。后来，孙振基因公出差路过黄县，“黄民香火顶供路侧，妇子扳辕嚎啼送之出境，失声者数千人，经百里不绝”。

左懋第

说起“谋民事如家事”，就不得不提到明末曾任六科给事中、官至兵部右侍郎的莱阳人左懋第。左懋第，明崇祯四年（1631年）进士，历官陕西韩城知县、六科给事中、太常寺卿、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兵部右侍郎等。

在任韩城知县期间，左懋第打击豪强、均丈地亩、清理赋税、赈济灾民，颇多建树。但当时有一件事令他深感对不起穷苦百姓而又无可奈何，那就是朝廷每年加派三饷。三饷是明末朝廷在正常赋税之外加派的辽饷﹑剿饷、练饷三项赋税的合称。辽饷也称新饷，主要用于辽东的军事需要；剿饷主要用于镇压农民起义；练饷名义上是用于训练边兵，加强九边各镇防御力量，实际上也是为了对付农民起义。三饷的加派，使大量本来就十分贫困的民众雪上加霜，百姓因此怨声载道。当时身为韩城知县的左懋第虽时常为此心急如焚，但也无能为力。

崇祯十二年（1639年），左懋第通过考选回到京城，进入朝廷，任职六科给事中。此时，他终于有了争取废止加派三饷、为贫穷百姓减轻负担的机会。明末时期，六科是朝廷的一个独立机构，监察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之事，纠其弊误。给事中虽然只是七品小官，但权力很大，且有时可以直通皇上。左懋第刚上任，便上疏请求停止三饷加派。在他和其他大臣的苦谏下，崇祯十三年（1640年），崇祯帝宣布停征剿饷。这时，左懋第又请求马上将此事公告天下，免得地方开征，小民不得实惠。崇祯帝采纳了他的建议。当年三月，北京大风不止，左懋第又借天变上言，直陈时政缺失。他提出，朝廷虽然数次下诏减兵省饷，但小民却日困一日，其原因在于朝廷免征而地方催征，贪官污吏借机中饱私囊。欲除此弊，必须公开各地征赋之数，让普通百姓心里明白，使贪官无法作奸。停征的加赋，必须严令各地按规实行，不许各级层层追加，这样才能惠泽万民。崇祯帝很赞赏他的建议，下令免除全国75个重灾州县的新、旧、练三饷，免除68个中灾州县的新、旧二饷，缓征28个轻灾州县的新、旧、练三饷。就这样，左懋第这位小小的七品官，怀着一片爱民之心，为百姓争取到了免除三饷的政令。

“以实心行实政，谋民事如家事”，是为官行政的准则，也是百姓对为官者的期待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