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子华

吕海寰（1842年—1927年），字镜宇，山东莱州掖县（今烟台莱州市）人，著名外交家、中国红十字会创始人之一，晚年致力于红十字事业，被誉为“中国红十字会先师”。在中国红十字事业发展史上，吕海寰贡献颇多。

烟台首个红十字文化公园。

创建中国红十字会并担纲首席“领袖”

1904年3月10日，为救助日俄战争中的中国难民，在沪办理商约谈判的钦差大臣吕海寰、会办大臣盛宣怀、电政大臣吴重憙，推动中、英、法、德、美五国人士共同发起成立上海万国红十字会。该会虽为五国合办，但“在中国地方创始承办，中国遂永有红十字会主权（主导权）”。正因为如此，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红十字会的诞生。不言而喻，吕海寰为创始人之一。

不仅如此，作为清政府官方代表，吕海寰、盛宣怀、吴重憙“三大臣”顺理成章成为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领袖”，主导日俄战争救援行动。1904年7月12日出台的《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暂行简明章程》开宗明义，称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由上海公举中西总董主办，总董就近秉承中国钦差吕（海寰）、盛（宣怀）、吴（重憙）三大臣，随时随事，电牍咨商中国外务部、商部、南北洋大臣、各省大府，钦遵中国皇太后、皇上旨意，与中国出使日俄大臣、日俄驻京大臣商酌维持，有劝捐办事之全权”。这也意味着，作为创始人和首席“领袖”的吕海寰，在日俄战争的救护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挂帅统筹人道救援大局

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成立后，清政府从幕后走到前台，公开支持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人道活动，不仅派出吕海寰等“三大臣”坐镇上海，“靠前指挥”，而且拨出帑银10万两，专款资助。作为朝廷重臣，吕海寰不负所望，尽心竭力，在重大问题上领导挂帅，上通下达，统筹人道救援大局。《大清万国红十字会档案》一书中，收录了几十通由吕海寰“领衔”的函电，涉及对日俄交涉以及上海万国红十字会运行的方方面面，攸关灾难救助与人道事业发展的谋篇布局、应对方略。从这些档案中可以看出，以吕海寰为首的官方代表发挥着桥梁和纽带的作用，沟通内外，不可或缺，也折射出日俄战争救护过程中“官方主导”的深层意蕴。

推动中国红十字会加入国际组织

以吕海寰为首席“领袖”的“三大臣”，推动中国政府补签《日内瓦公约》，融入国际红十字运动大家庭，是日俄战争救护过程中一项重要的外事活动。

1899年12月，清政府曾派驻俄公使杨儒前往荷兰海牙在《水战条约》上“画押”。但《水战条约》是《日内瓦公约》的“推广约”，不是“原约”（《日内瓦公约》），按规定应补签“原约”才能得到各国承认。只是因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干戈扰攘，不仅没来得及履行补办手续，而且连《水战条约》亦“遗失无存”。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成功组建后，补办加入“原约”手续正当其时，机不可失。为此，1904年4月25日，外务部综合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尤其与吕海寰等“一再据情转商”后，上奏朝廷，请驻英大臣张德彝补签《日内瓦公约》。6月5日，吕海寰领衔，“三大臣”联名致电张德彝，殷殷嘱托，表达了对此事的重点关切。6月29日，张德彝在日内瓦补签“原约”，中国由此成为国际红十字组织会员国，具备了创建全国统一的红十字组织的基本条件。

为中国红十字会“自立”创造条件

吕海寰意识到，五国“合办”的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是“临时抱佛脚”的权宜之计，不是长远之策。要取得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正式承认，非创建中国独自拥有的红十字会不可。正因为如此，当10万两帑银下拨后，1904年6月13日，吕海寰特别致电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明确主张拨出5万两帑银作为开办、运作中国红十字会的经费。与此同时，他殷殷嘱托沈敦和、任锡汾、施则敬等“办事董事”起草《中国红十字会章程》。1904年7月12日制定的《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暂行简明章程》所称“中国红十字会章程，应由华董另拟，呈候咨部核奏，请旨饬行，合并声明”，对此加以强调，意在说明五国合办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同时，中国红十字会的事实存在。换言之，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在某种程度上等同于中国红十字会，至少这两种称谓可以并行不悖。所有这些努力，不是咬文嚼字的文字游戏，而是为中国红十字会的“自立”张本创造必要的条件，为1912年中国红十字会得到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正式承认埋下了伏笔。

动员人道资源，筑牢后援保障

对吕海寰等“三大臣”而言，动员人道资源，为救援行动提供强有力的后援保障，至关重要。1904年3月29日，吕海寰领衔，盛宣怀、吴重憙、沈敦和等人以及在沪绅商“同叩”联名的“拨助捐款”的通电“元电”发往“顺天府尹堂、各省将军、督抚、学院、提镇台、藩臬、运道台、各关各局”并“请转行府厅州县知会绅商”，声明上海万国红十字会为政府承认之合法社团，请各地给予协助。钦差大臣吕海寰等“三大臣”代表官方，得到朝廷支持，具有很强的号召力、感召力，因而一呼百应，得到各地官绅商民的积极响应，捐款源源不断。据统计，在整个日俄战争救护中，除清政府拨款之外，“核收中西筹拨募捐合银五十四万一千九百两零”。充足的善款保障了救援行动的有序推进，救助总人数达46.7万人，建立了卓越功勋。

着眼未来，擘画发展蓝图

1907年日俄战争救援行动圆满收官，五国合办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局面结束，中国红十字会脱颖而出，走上了自立自主的发展道路。7月21日，吕海寰领衔上奏朝廷，沥陈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办理情形及善后持久事宜。这份奏折中，一方面缕述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缘起、救济日俄战灾实况、经费收支情形，另一方面“请立案奖叙”表彰有功人员，但最重要的还是“善后持久事宜”的种种构想和举措。面向未来，以吕海寰为首的“三大臣”做出规划，即兴办医院、医学堂，为事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在这一决策引领下，沈敦和等人利用日俄战争救护余款，于1910年完成了中国红十字会总医院、中国红十字会医学堂的兴建，为中国红十字事业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初步基础。

建章立制，规范管理

中国红十字会要“自立”于中国、“自立”于世界，没有规范化的管理是不堪设想的。建章立制、规范管理，是红十字事业发展的客观要求。1910年1月28日，吕海寰再次领衔上奏朝廷，列出《中国红十字会试办章程》6条，对中国红十字会进行规范化管理。他提出一项重大建议：“惟会务头绪繁多，关系中外交涉，可否简派大臣作为会长，以昭郑重？”得到朝廷的采纳。1910年2月27日，朝廷降旨“著派盛宣怀充红十字会会长”。盛宣怀因此成为政府任命的首任会长。可以说，吕海寰领衔的《酌拟中国红十字会试办章程请旨立案折》，是中国红十字事业发展史上新的转折点。中国红十字会不仅有了规范化管理的“章程”，而且有了“会长”之设的制度化安排，管理体制、运行机制逐渐成形。

临危受命接任会长，组织辛亥救援

盛宣怀出任会长后，将中国红十字会易名为大清红十字会，引发内部动荡，“京会”“沪会”对峙，矛盾凸显。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盛宣怀作为“替罪羊”被罢免。11月13日清廷颁发谕旨，“命前外务部尚书吕海寰充中国红十字会会长”。中国红十字会“回归”，吕海寰成为政府任命的第二任会长，也是清朝末任会长。战火纷飞，硝烟弥漫。吕海寰一方面尽力资助沈敦和“沪会”（中国红十字会万国董事会）的人道救援，另一方面支持天津、保定、开封等地建立分会，募集款项，并动员协和医学堂（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前身）组织医疗队开展战地救护，得到协和师生的响应。协和医学堂推举英国医师吉义布为救护队总队长、谢恩增为襄理，选拔教习12名、医士8名、学生34名，分编4个救护医队，“分往战地，救济军人”，为辛亥战事救护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促成中国红十字会首次亮相国际舞台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庄严宣告中华民国诞生。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时代一去不复返，中国历史开始了新纪元。1月12日，中国红十字会得到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正式承认。2月29日，《临时政府公报》第25号发布孙中山大总统令，准予中国红十字会“立案”（注册、备案之意），获得合法地位。5月7日至17日，第九届红十字国际大会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召开。经过吕海寰的不懈努力，驻美公使张荫棠、参赞容揆、留美学生监督黄鼎及中国红十字会顾问福开森组成代表团，出席大会。中国红十字会由此跨出国门，走向世界，“为全场所极注意”。

当选民国首任会长，化解内部矛盾

1912年9月29日，首届会员大会在上海隆重开幕。大会通过了《中国红十字会章程》，中国红十字事业的发展步入正轨。10月6日，最高权力机构常议会成立，新当选的34名常议员集会，公举大总统、副总统为名誉总裁；选举吕海寰为正会长，沈敦和为副会长兼常议会议长，江绍墀为理事长。10月9日常议会公电政府，请以明令宣布正副会长，“昭示中外，策励将来”。10月19日“大总统令”明确“派吕海寰充中国红十字会正会长、沈敦和充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已届古稀之年的吕海寰，众望所归，成为民国首任红十字会会长。

值得注意的是，会员大会召开前十天，即9月19日，吕海寰派福开森与沈敦和在上海达成《中国红十字会合并条议》12款：“将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设在都城，以合各国办法；公请袁大总统、黎副总统为名誉总裁；公请吕公海寰为正会长，福开森君为顾问官，冯恩崐君为秘书长，驻于都城总会办事；总会设在都城，专与政府及各部接洽会务并办外交各事；公请沈敦和君为副会长，常驻上海管理会务；上海会所改名为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办事处，设在上海。”大会正式通过的《京沪合并章程》（即《中国红十字会合并条议》），化解了京会、沪会之间的隔膜，实现了“合并”，有利于中国红十字事业的协调发展。

“统一”大会结束一盘散沙局面

吕海寰出任会长十天后的10月30日，中国红十字会在上海召开“统一”大会，以理顺中国红十字会内部、外部关系，结束一盘散沙的局面。出席会议的代表及嘉宾“约数百人”，极一时之盛。吕海寰会长因病未到，由秘书长冯恩崑代为致辞。吕海寰在致辞中说，中国红十字会自成立以来虽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各会办事条件，大半临时拟订，不无缺点。是以呈明大总统，特开此会，规定办事章程及应行筹备及推广各事，以固基础，以期统一”。

大会根据吕海寰会长“规定办事章程”的要求，制订并通过了《中国红十字会分会章程》5章16条，统一分会名称为中国红十字会某处分会；分会所用旗帜袖章，均由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给发；分会须遵照总会章程办理；在战时应遵守本国海陆军部定章及临时军司令官命令，协助医队救护病者伤者；在平时应筹募款项，设立医院，造就医学人才，置办医务材料，并预备赈济水旱偏灾、防护疫疠及其他各项危害之用。这就统一了分会名称，明确了分会的义务以及分会与总会的关系等。设立分会不再像从前那样随意而为，而要履行《中国红十字会组织分会申愿书》规定的程序向总会提出申请（申愿），经总会审批后才能开办。总之，通过“办事章程”，中国红十字会向规范化管理迈出了至关重要的一步，具有里程碑意义，“实奠中国红十字会万年不拔之基。”

亲临前线指挥日德青岛之战救护

1898年，德国强租胶州湾，把山东半岛变成它的“势力范围”。但日本对这块富饶的土地垂涎已久，欲据为己有而后快。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而一战远东地区唯一的战场在中国，即日德青岛之战。8月23日，日本正式对德宣战。9月2日，日军第十八师团在龙口登陆，日德青岛之战正式拉开战幕。

战争爆发后，寓居青岛的吕海寰会长本打算在青岛开办临时医院以备就近救护伤兵，“嗣经胶督一再劝其脱离战地，情不获己，乃将所组织之医院并其瀛眷迁出战线之外”，移往潍县就近指挥。他推动战区内外各地建立分会，并推定陈绮垣为烟台分会理事长、尉礼贤为青岛分会理事长、傅稚谷为莱州平度理事医长、艾体伟为黄县分会理事医长、顾林森为海阳临时分会医长、庄钰为济南分会理事长，“其余在战线接近之处，由各该分会分驻救护医队”。

在吕海寰的统筹之下，“鲁省战线所在之处，业经布置缜密，如果战事剧烈，救护手续似可从容施展”。9月16日总会总办事处所派救护队也抵达胶东，救护力量大大增强，合力救护受伤人员。11月7日，驻青岛德军战败投降，中国红十字会的战地救护任务完成。

综上所述，吕海寰可谓中国红十字运动初期发展史上的“灵魂”人物，即便1920年卸任后，他仍被推为中国红十字会名誉会长，直到1927年1月10日病逝，享年85岁。从1904年创建红十字会到1927年去世，吕海寰这位老“红人”，与红十字会相伴23年。可以说，他的后半生全部献给了中国红十字事业，他被誉为“中国红十字会先师”，可谓实至名归，当之无愧。

（作者池子华为烟台海寰红十字学院执行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