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玉臻

蓬莱城北，丹崖山楔入黄海，八仙过海的传说随浪流传。而从登州卫走出的一代名将戚继光，才是这座古城更为崇高的精神丰碑。

1987年，适逢戚继光逝世400周年，蓬莱举办学术研讨会，编纂出版了论文集。但真正将戚继光本人著作、年谱、传记以及时代背景资料系统校勘汇刊成帙的，是世纪之交由两位蓬莱籍离休老部长牵头推动的中华书局版《戚继光研究丛书》。丛书牵头人之一高扬文，系原煤炭工业部部长，2004年1月逝世；另一位陶琦，系原交通部副部长，2003年5月逝世。丛书中的多数分册都是二人晚年审读校样，在他们身后陆续付梓面世，堪称两位老领导留给家乡的一份文化遗产。

两位蓬莱乡贤的同窗革命经历

高扬文，原名高方虹（亦作高芳鸿），1917年生于蓬莱后关村；陶琦，曾用名陶中祜，1917年10月生于蓬莱陶家村（孙陶）。1936年，二人同在蓬莱县立中学读书，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与于眉、孙晓风等人一道，组织声援华北救亡运动、为绥远抗战募捐、开展抗日宣讲。陶琦于1937年9月由于眉介绍入党，高扬文于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此后，高扬文奔赴太行山根据地，曾在《解放日报》任职，后历任冶金部、煤炭工业部领导职务；陶琦投身山东纵队，进入抗大学习，后来任职交通部水运局，官至副部长。二人同乡、同庚、同窗，又同在革命战线奋斗，离休之后，回望桑梓故土，将目光投向了400多年前从家乡走出的名将戚继光。

地方文史动议，老干部牵头

这套丛书并非简单的文化项目，完整工作链条如下——

发起端：蓬莱旅游度假区管理委员会希望把本土相关文献，从早期油印论文集升级为学界可以直接征引的权威定本；

牵头端：高扬文、陶琦以蓬莱籍老部长身份出任丛书主编，联合撰写总序，依托自身资源推动书稿进入中华书局出版流程；

执行端：军事科学院范中义，以及李克、郝教苏、仝晰纲等明史、军事史专家，分工开展校点、撰述工作；

落地端：中华书局2001年至2004年陆续推出，分繁体竖排、横排精装两种版本，定名《戚继光研究丛书》。

原规划10种，实际刊印8种

依据高扬文、陶琦所撰丛书《总序》记载，编委会最初规划整套丛书共计10种，分为三大部分：戚继光个人文集五种、史料整理两种、当代研究著作三种。最终中华书局正式出版8种，尚有《戚继光研究资料汇编》《嘉隆万社会与戚继光》两种虽列入立项规划，但未能刊刻面世。

这套丛书把戚继光的文章奏疏、兵学著作、生平年谱、时代背景、人物评传融为一体，从“言、法、行、世、评”五个维度，构建起完整的研究体系，也是明史研究领域第一套可供校勘、征引、收藏的戚继光权威丛书。

市面旧书网常见“全8册合售”与“全10册合售”两种说法。所谓“10册”，是旧书经营者将中华书局出版的8册，搭配华文出版社2001年蓬莱旅游度假区管委会编印的《戚继光研究论集》合并成套出售。该论集并不属于中华书局丛书原定10种规划之内。

陶琦2003年5月辞世，高扬文2004年1月辞世，丛书的最后一本《明代倭寇史略》于2004年2月出版，两位主编离世恰处在丛书收尾阶段。但两部书稿未能付梓，是书稿成熟度、出版项目等综合因素造成，不宜简单归因于二人离世。

乡贤情怀与故土记忆

高扬文、陶琦合写的《总序》立意清晰：戚继光是登州故土走出的先贤，蓬莱后人有责任整理保存他的著作；整理古籍不是单纯抒发怀古幽情，戚继光抗倭御边、练兵保民的精神，在当代仍具备现实价值。

这一立意，也与二人的人生经历高度契合：一位主管能源实业，关乎国计民生；一位主管水运海事，熟稔漕运和海防。回望明代登州卫走出的少年将军，他们的评述既没有书斋文人的空泛，也没有文旅宣传的浮夸。

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主编团队整理《戚少保年谱耆编》，以清道光二十七年仙游崇勋祠刻本为底本，完整点校戚祚国等人编纂的十二卷的第一卷，为后世所有戚继光年表、人物传记确立了可靠的时间参照。这是依靠文学演绎无法完成的硬核文献工作。

三项不可替代的价值

如果仅仅把这套书看作两位蓬莱老部长推动的家乡项目，会低估它的学术地位。在明史与戚继光研究谱系当中，丛书具备三项不可替代的价值：

《止止堂集》此前缺少易得的现代点校单行本，中华书局本让这位“诗人将军”的诗文文本得以稳定流通；

《戚少保年谱耆编》点校本，成为后世各类戚继光传记、年谱最核心的时间基准史料；

《明代倭寇史略》将戚继光置于嘉靖倭乱的宏大时代背景之下，避免人物传记沦为孤立的英雄叙事。

时至今日，学界研究戚继光，著作注释当中经常可见“高扬文、陶琦主编《戚继光研究丛书》本”的引据。这套丛书早已跳出地方乡土读物的范畴，成为明史领域可资依赖的公共学术基础文献。2008年蓬莱改组戚继光研究会，筹办第四届戚继光学术研讨会时，依旧将这套丛书的编纂出版，列为当地文史工作最重要的代表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