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7月，八路军第五支队后方司令部少先队在日寇扫荡后的合影。当时的男女队员都剃了光头。前排右一为吕广，后排右一为林玉霞。

写完此文，有几个问题很有必要向读者交代一下。

一是，我是怎么发现“三个小八路”这个线索的。2024年春天，我们在栖霞市桃村镇河东、河西村采访胶东兵工厂。热心的胡秀英大姐带我们去采访87岁的胡桂忠老人，老人回忆他母亲曾救过两个小八路，并告知了两个小八路的名字，一个叫林玉霞，一个叫林世英。后来我就到处查资料寻找这两个人。林世英，我找到了，的确在这里工作过，但她是栖东县武装部的干事，当时已超过20岁。后来她南下去了上海，年龄和履历完全不符。后来，在《栖霞文史资料》第八辑，孙厚墉撰写的《巾帼英雄胡学英》一文中看到了林玉霞的名字：1939年夏天，河西村来了三位不速之客，她们是林玉霞、王菊和吕广。这让我豁然明白，原来不是两位小八路，而是三位小八路。

接着我又开始查找这三个人的资料，终于在吕广后人的一篇纪念文章《慈母春晖照后人——怀念亲爱的母亲吕广》中找到了林玉霞和吕广的资料。文中有一张合影照片，是1940年7月八路军山东游击队第五支队后方司令部少先队部分成员在日寇“六·一”大扫荡后，剃了光头的合影，共14个人。文中详细注明每一个人的名字。其中，前排右一是吕广，后排右一是林玉霞。从文章中得知，吕广是威海东洛后村人，1938年夏天参加抗战话剧社。

但另外一个人王菊不在照片中。她去哪了？我继续寻找，又在陈志昂撰写的《生长在红星旗下——记胶东孩子剧团》一文中，再次看到了那张合影。更重要的是，我在这里找到了关于王菊的记叙：1940年8月，孩子剧团全体人员参加平招掖莱工作团，负责发动组织儿童团。一天拂晓，敌人包围了莱州三元集并进了村，王菊被一位大娘盖上被子救了下来。

这说明，当年离开抗战话剧社后，王菊也和林玉霞、吕广一起参加了孩子剧团，只是照相那天她不在场。

二是，三个小八路是怎么来河西村的。在威海党史史志网刊载的《抗战时期文登的文化教育及其历史作用》一文中，我找到了这样一句话：“1939年下半年，抗战话剧社被迫搬到牙山根据地。”我深入挖掘，从另一文献中获知：“1939年8月，‘文登葛家惨案’后，驻文登的中共东海特委紧急撤离至牙山东部的唐家沟村。”抗战话剧社作为东海特委的直属机构，必然随特委搬迁到牙山，“三个小八路”自然也会跟随来到牙山。

《巾帼英雄胡学英》一文中有一个情节，就是三个小八路组织小学生往老庙沟兵工厂送生铁。根据史料记载，胶东五支队兵工厂是在1939年8月搬到老庙沟的，到11月就离开了牙山。这个时间点，正好与东海特委和抗战话剧社进出牙山的时间吻合。

最重要的证据是陈志昂撰写的《生长在红星旗下——记胶东孩子剧团》一文中的一段话：“1939年11月，孩子剧团在掖县的皂户正式成立……剧团成员大部分是原少先队员，但也吸收了文登抗战话剧社和牟平青年话剧团的几个孩子，张志勇和吕广就是上述两个团体来的。”

这说明，1939年底抗战话剧社解散，孩子剧团成立，三个小八路一起正式转到了孩子剧团。

三是，我与三个小八路后人的故事。看到《慈母春晖照后人——怀念亲爱的母亲吕广》一文后，我便在文后留言，告诉她吕广在栖霞的一段经历。后来，吕广的女儿刘南平大姐给我回复，因我忙于其他事务，没能看到，刘大姐便通过烟台文化馆韩瑛馆长找到了我。我们正式建立联系，刘大姐还把其他几个人的回忆文章以及一些重要的史料发给我参考。再后来，她带着兄弟姐妹回胶东重走母亲当年走过的路。这期间，通过他们，我了解了吕广前辈后来的经历。1943年，孩子剧团解散后，组织安排她去了荣成实验小学读书，之后先后任威海城区各界抗日救国会少年儿童工作团副团长和指导员、《胶东大众报》和新华社胶东分社译电员。新中国成立后，她先后在水电部、石油部工作，直到1982年离休。

关于王菊，我在于恒嘉撰写的《母亲送我当八路》一文中看到了她的名字：“1938年2月，文登大水泊镇西南台村里来了两位女八路。四五天后，两位女八路随部队开拔了，姐姐于宜嘉（参军后改名于岐）、堂姐于福嘉，以及同村的于佩珍（后改名于淼）和于菊英（后改名王菊）也同时‘失踪’…… ”

为了解王菊的情况，我通过文登大水泊镇政府找到了西南台村党支部于书记的电话。他告诉我，当初该村一起参加革命的那一批人在村里已没有后人，因此王菊后来的情况村里也不清楚。

关于林玉霞，在河西村采访时，胡桂忠说林玉霞去了云南，再不知情。后来有一次我与父亲聊天，父亲说解放前我们村有一个驻村干部就叫林玉霞，没有架子，见人就叫“伙计”，还认了我村一大娘为“干娘”。后来我想，孩子剧团解散后，吕广能回校读书，林玉霞也应该由组织重新分配工作。之前我村属栖东县，1945年设立牙前县，又划入牙前县。林玉霞很可能被分配在这里工作，后来南下去了云南。当然也不外乎这个林玉霞是重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