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刚

1989年10月，山东省中国现代文学学会（简称“本学会”）与山东省郭沫若研究会在烟台联合举办了学术研讨会，身为学会副会长和秘书长的蒋心焕老师，也许是出于让我这位硕士生“见见世面”的考虑，安排我参与会务的一些工作，我这才有了第一次参加学会研讨会的机会。这次参会在我的人生中创造了好几个第一次：第一次来到烟台和烟台的养马岛、第一次见到大海、第一次近距离地见到田仲济先生、第一次见到来自南京大学的许志英等先生、第一次见到来自山东省各高校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者，当然，还第一次坐上了自烟台返回济南的硬卧……尽管以上的诸多第一次已经远离我40个年头了，但这次烟台之行的许多细节依然深深地镌刻在我的脑海深处，既让我对本学会有了最真切的感受，也让我对这个世界有了更多的了解——从这样的意义上说，古人把“读万卷书”和“行万里路”并列起来，的确深潜着道理。

作为1984年考入山东师范大学的学生，我所接受的大学教育主要来自“30后”学者。1988年，我考取了本校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导师是“30后”学者蒋心焕先生，导师组则由以朱德发先生为代表的诸位学者组成。至于第一代学者田仲济先生（蒋心焕先生在我们面前言必称“田老”，我们后来也跟着这么称呼田仲济先生），则鲜有接触——我在听了许多田老对学生要求非常严格的传说之后，便愈加敬而远之了。

新世纪之初，我跟着朱德发先生攻读博士学位。这一时期的朱老师已经68岁，担任本学会会长多年了，我通过朱老师对本学会又多了一层认识。2008年，本学会换届，魏建作为本学会的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提名我担任本学会的副秘书长。正所谓在其位谋其政，我担任本学会副秘书长后的第一件大事便是完成本学会的重新登记等工作。随着主管部门对本学会的管理越来越趋于规范化，本学会还需要到工商管理部门进行登记，朱老师和魏老师便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让我没有想到的是，这个任务的确可以用“光荣而艰巨”来形容，一个程序便需要跑好多趟——好在那时的我骑着自行车，不像今天这样出门便开车，停车自然就方便了许多。经过两个多月的奔波，这套手续总算是办理好了，甚至连山东省财政厅的票据也申请到了——朱老师特别叮嘱，这些票据要管理好，千万不能出现问题。最后，这十多本发票仅用了两张，一张是开给山东师范大学的，一张是开给山东省社科联的，其他的都没有动。十几年过去了，在对本学会秘书处工作进行“大清理”时，我发现这些发票还纹丝不动地跟随我“南征北战”，便有了要把这些发票“善后”的想法。与上级主管部门多次沟通后，我把这些票据交给上级主管部门销毁了——这已经是2025年2月7日的事了。至此，我觉得这个票据之“圈”总算画圆了，对朱老师当年的叮嘱也有了一个圆满的回应——尽管朱老师已经离开尘世六七年了。

2023年12月，本学会换届，魏建会长在担任了两届会长之后，执意要从会长岗位上退下来，我们“60后”学者作为相对年轻的一代开始接过这批“50后”学者肩膀上的重担。让我深感不安和惶恐的是，会长这副重担落在了我的肩上。毕竟，我既无法与本学会第一任会长田老和第二任会长朱老师相提并论，也无法与第三任会长魏老师相提并论——魏老师还不到30岁便已经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独树一帜，成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青年学者。后来，他又不断修炼，功力大增。他既注重学术上的创新，又注重文献资料上的考证，把学术创新与文献考证较好地融合在了一起。我在接任本学会会长之后，便开始思考如何更好地发挥本学会的作用，如何在既有基础上继往开来、续写辉煌。在这诸多工作中，较好地梳理出本学会的历史便成为了我要做的第一要事。

要把本学会的历史梳理出来的这一想法虽非常美好，但落到实处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值得庆幸的是，见证了本学会发展历程的第二代学者身体还很好，第三代学者的头脑还非常清晰，许多历史就装在他们的大脑中。“承前启后”的魏建先生便是对本学会历史“如数家珍”的学者。于是，我便在魏建先生的具体指导下，依据他提供的许多文献资料，开启了编写本学会发展史这一工作。

既然写史，怎么写史便成了摆在我们面前的头等大事。有些学者说过，当代人不适宜写当代人的历史，这话的确有道理。因为当代人写史难免会受自我文化立场或者文化视阈所限，难以真正全面客观公正地书写历史，难免会出现某些遮蔽或某些凸显，这样一些看似不经意的遮蔽或凸显在同时代人眼里自然就不大容易被接受。好在历史并不是由哪几个人书写的，所以也不会因为几个人的遮蔽而被遮蔽、因为几个人的凸显而被凸显。历史自有历史的法则，所谓“大浪淘沙”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假设我们编写的这部本学会历史因种种因素的限制而存有很多瑕疵的话，大家不妨用“大浪淘沙”来自我纾解一下。也许，这项在我们看来极为神圣而艰巨的事业在后来者眼里并不值得一顾，但这并不影响我们从事这一编写工作的积极性。我们深知，我们应该尽可能地为后来者提供真实的本学会发展历史，让后来者对我们从事的这一编写工作持有同情之理解——在一个市场经济喧哗的时代，还有那么一些人，在酷暑时节，沉潜于本学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梳理着本学会从哪里来、怎么来的历史，聚焦于本学会将来要到哪里去等问题。

经过不懈的努力，《“山师学人”与山东省中国现代文学学会》已经纳入“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山师学人’研究资料丛书”，并由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捧着这本旨在反映本学会历史的书，我禁不住又一次想起了在烟台与山东省中国现代文学学会结缘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