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新忠

从栖霞西南海拔400多米的岗山东侧一直往北，是一片起伏蜿蜒的丘陵。在这些高高低低、大大小小的山丘之间，有一条南北走向的山沟。沿沟侧弯弯曲曲的乡村山路前行三五里，始有人烟，依次为李家沟（原名李家庄）、喇叭沟、安乐庄，彼此间隔二三里或三五里不等。这里是栖霞900多个村庄中非常普通的几个村子。如果没有85年前那个春天，那些叫花子似的“铁匠”悄无声息地到来，恐怕至今也没人会记起这些村子的名字。这些“铁匠”不是别人，正是刚刚诞生不到两年的胶东兵工二厂的工人。

胶东兵工二厂是怎么来到喇叭沟的呢？2009年出版的《胶东兵工》一书中有这样的记载：胶东兵工二厂诞生于1939年7月，由山纵第五支队兵工厂抽调10多名技术骨干，以西海军区修械所为基础组建而成。当时的条件十分简陋，全厂只有两台小车床、三台手搬压力机，锉刀、手锤、老虎钳子都成了主要工具。在一无设备、二缺原材料的条件下，工人们很快就制出了简易化铁炉、手摇钻、工模具，还试制成功了地雷、手榴弹。1939年11月，在日伪军的冬季“扫荡”中，第二兵工厂遭到破坏，由掖县连儿夼一带迁至招远县塔山院家村，突击恢复生产。1941年2月，因驻地形势紧张，第二兵工厂奉命迁到栖霞县的喇叭沟、安乐庄、李家庄一带。在驻地群众的热情帮助下，工厂很快就恢复了生产。

喇叭沟位于三个村子的中间，是我们采访的第一个村子。因为不熟悉当地的地形和交通，我们沿蓬水线绕道邻县招远地界，从正西方向直接进村。

50多岁的村党支部书记滕春生，放下手里的营生，带我们在村里转悠，帮我们寻访一些知道情况的老人。然而往事经年，那段记忆已很少有人知晓。他一边走一边推算：1941年出生的人今年85岁了，而能记住那一年发生的事的人，如今至少应该90岁往上了。

喇叭沟年龄最大的村民，是82岁的姜桂进老人。他是一名有着5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曾担任过多年的村党支部书记。如今他仍发挥余热，任森林防火巡查员。

“兵工厂来喇叭沟那年我还没出生，那些事没人能说清楚。我们所知道的一点半滴，都是从上一辈人那里听来的。”姜桂进黑红的脸膛在阳光下闪着光。他指着眼前的小河和旁边那座山说：“西河过去不是现在的样子，很窄，就是一条沟。河两边自然生长着一些野树和杂草，没有浆砌。河西有座不高的小土丘，村里人叫它西山。山脚下的河岸边没有人家，横七竖八地堆着几堆草垛。兵工厂来了以后，就靠着西山根的北边，一直向西建了一排草房子，所有生产车间就设在那里，伙房和宿舍在村子里面。”

其实兵工厂只在喇叭沟住了短短6个月就搬离了这里。搬离的原因，是一场日军的突袭。那是1941年腊月某天的凌晨，一场大雪把整个山村装扮得如同一个童话世界，一切都显得那么静谧、美好。谁也没想到，一场灾难正悄然向这里袭来。

“天还没亮，鬼子已在西山埋伏好了，机枪就架在西山顶上。枪声一响，村里就乱了。村民和兵工厂的工人开始往东山跑。可天黑看不见路，雪又厚，找不到路，也跑不动。俺村的姜爱令，没跑几步就被敌人发现。日本人用刺刀从他的肋下刺了过去，他当场死在了草垛旁。还有一个叫姜殿士的人，被鬼子的子弹打断了腿，后来一辈子都拄着拐。还有多名兵工厂的工人也牺牲了，其中有一位女工已经怀孕临产，被鬼子捉住后硬生生地把她的肚子给挑开了，那个还没出生的婴儿也死在了母亲的身旁。”

日本鬼子走时，把兵工厂的厂房和村里的房子一把火点着了。同时点着的还有河西岸的草垛，兵工厂藏在草垛里的硝磺被火一烧都化了，流了一河。遭殃的还有村里的那盘老碾，也被鬼子炸毁了。姜桂进指着村旁河边一块半圆形的石头说：“那就是被日本人炸毁的半盘碾盘。砌河道的时候，有人说砌到河里，可后来还是留了下来，做个见证。”

辞别姜桂进，我们从河西岸回到了村子里。滕春生说：“我带你们去看看兵工厂的宿舍。”在村后靠河边的一处仍残留着残垣断壁的两间旧屋前，他停下告诉我们，这就是当年村里最好的房子“北瓦房”，当初有5间正房、三四间厢房，现在因街道拓宽，扒得只剩下这一点了。看着眼前破败的一切，我们真不敢相信，当年那么多兵工战士就挤在这样的房子里度过了那段艰苦的岁月。滕春生说：“一个院落要睡三五十人，全是打地铺，一个挤一个，条件艰苦，太不容易了！”

喇叭沟是个小山村，过去不足百户，现在也不到200户。村子南北长，东边的房子已经盖到了山根下。在村子靠北的一条宽阔街道里，一些上了岁数的老人拿着板凳、马扎子坐在一起晒太阳聊天。许多人对兵工厂的事都是一知半解，可说起那次日军的突袭，他们却都能说上几句。79岁的姜振举的堂叔姜爱令被鬼子打死后，家里没了顶梁柱，全家人哭得死去活来，几天吃不下饭。而他的大伯姜同令却幸运得多——鬼子的子弹从他系在腰间的长布腰带穿过，人却没受半点伤。眼看鬼子追了上来，他顺势躺下装死，才逃过一劫。

69岁的姜振龙算是这些聊天的人中最年轻的一位，说话不紧不慢。在你一言我一语的交谈中，我才知道喇叭沟这个村有些不简单，村名竟然是朝廷赐的。喇叭沟一带有个风俗：婚丧嫁娶都要吹喇叭，因此村村都有一支吹手队伍。过去喇叭沟村前的那条河里长满芦苇，芦苇是做喇叭哨子必需的材料，所以四周村里的人都到喇叭沟来采芦苇。每到芦苇成熟的时候，喇叭声此起彼伏。有一年朝廷官员经过这里，看到一片祥和的氛围，非常高兴，便赐名“喇叭沟”。从此以后，喇叭沟声名远扬。

喇叭沟的穷，则是从那场屠杀开始的。姜振龙的父亲姜武令，是那场浩劫的亲历者，也是受害者。那天日本人临走时，拉走了村里仅有的十多头骡子、二十几头毛驴，然后一把火把河西岸的草垛点着了。看着眼前的熊熊烈火，还有远处那些被拉走的骡子和驴，村民的心都碎了。

村民们含泪埋葬了遇难的兵工和乡亲，心里空落落的。喇叭沟建村几百年来，第一次遇到这样的灭顶之灾，全村人都吃不下饭。他们聚到当时的村长姜忠进家里，有一肚子话却不知从何说起，有人委屈地放声痛哭起来。姜忠进说：“哭也没用。咱得想想办法把牲口要回来呀，要不明年咱还怎么过？”经过商议，村民们东拼西凑凑了几个钱，请人到招远陈家的鬼子据点去把被抢走的骡子赎回来。屋漏偏逢连夜雨，没想到凑起来的钱在半路上被打劫一空，不但骡子和驴没赎回来，钱也打了水漂。说到这里，姜振龙不由地叹了口气。

兵工厂虽然只在喇叭沟住了短短6个月，却与当地村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滕春生带我们来到了他的姑姑滕淑花家里。滕淑花的娘家就是喇叭沟。她家后面的房子，曾是兵工厂的伙房。伙房师傅忙不过来的时候，滕淑花的母亲王桂美就过去帮忙。伙房师傅看村里的妇女做的烙饼很好吃，就想试着做一下，可是面和好了，油却怎么也揉不进去，于是去请教王桂美。王桂美就手把手地教大师傅做烙饼。鬼子突袭兵工厂那天，厂长王民的眼睛突然看不见了，又买不到治眼病的药。王桂美就用鸡蛋清给王厂长洗眼睛，五六天后，王厂长的眼睛竟然好了。

村民们的付出与牺牲，兵工厂的人始终没有忘记。1994年，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从浙江宁波来到喇叭沟。他叫刘玉坤，当年是兵工二厂的一员，在这里得到过村民们的关心与照顾。他回来，就是想再看看当年的老房东和老恩人。他给村里人带来了茶叶，还给村民们照相。在村民的陪同下，他去当年牺牲的烈士墓前进行了祭扫。与群众交谈时，刘玉坤讲到了那次突袭，是两位老人救了他的命。原来那天早晨，刘玉坤和所有人一样，踏着厚厚的积雪往东山上跑。等听不到鬼子的枪声、看不到鬼子身影时，他一头倒在了深深的雪窝里。后来，他被塔山村的老两口发现并救回了家。那时他的鞋子早不知啥时候跑丢了，脚上布满血口子，两只脚已失去了知觉。老两口把他抱到热炕头上，用盐水给他清洗伤口，喂他热水热饭，他才捡回一条命。这次回来，他特意去了一次塔山村，可惜两位老人早已离开了人世。刘玉坤说，这是他最大的遗憾。

从喇叭沟一路返回，沿笔直的乡村公路一直往南，过李家沟后，蓦地有一处公墓映入眼帘。那是李家沟抗日烈士公墓。这里安葬着李家沟战役中英勇牺牲的70多位烈士。在其旁边还立一块墓碑，上书“从喇叭沟迁此的四位兵工厂牺牲的烈士墓”。这四位烈士，就是1941年腊月在日军突袭兵工厂中牺牲的兵工战士。他们原来安葬在喇叭沟旁的西山上，后来统一迁往李家沟烈士公墓。令我们费解的是，这里安葬着四位烈士，而从人们的回忆和史料的记载中，我们却只知道三位烈士的名字：宣传干事胡金芳、引信组长许敬芝、制药工人张秀花。这第四位烈士成了一个永远难以解开的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