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荣起

抗日战争初期，在胶东火线上办学，在创办时间之早、学校规格之高、流动办学时间之长、学校住址转移之广、培养党政军干部之多等方面，堪与胶东抗大相匹比的，唯有胶东公学。所不同的是，胶东抗大有武器装备，具备战斗力，而胶东公学虽也有少量手榴弹护身，但基本是文职学员，擅长宣传工作。在残酷的战争年代，这两所学校如同扎在敌人心脏里的两把尖刀，被日军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时时刻刻都想把她们扼杀在摇篮里。这里所说的，是胶东公学在火线上办学的故事。

时局决定“立分迁合”的办学格局

1938年8月，胶东特委仿延安陕北公学的模式，在原黄县中学校址成立胶东公学，曹漫之（时任北海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黄县县长）兼任校长，赵野民任副校长，阮志刚任教导主任。学校分设社会（培养干部）、师范（培养教师）、普通（类同中学生）三科。首期招生250名。教师有王卓青、罗竹风、苏振民、李同家、孙步唐、李希琪、张秀珩、于大申等。学校实行供给制，师生吃饭穿衣（分冬夏两季）皆由学校统一配备，每人每月发给一元钱的津贴，教师略有增加。由于战争频仍，不久，胶东公学撤出黄县县城，开始了流动式办学。

1939年2月，掖县、黄县县城先后被日寇占领。在严峻的形势下，为保存有生力量，胶东公学退驻山区，途中奉命与随三军西迁的胶东抗日军政学校合并。1940年5月，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根据北海参议会决议和中共山东第三区委指示，战时建立的蓬黄联中与招掖联中被撤销，恢复更适合抗战形势的胶东公学，委派赵野民任校长，王纯任指导科长，迟建民任教学科长，教师又增加了王慕韩、邓缄三等人，校部移住掖县西由一带。为了加大办学力度，扩大招生和培养干部的数量，学校派指导科长王纯率领教职员10余人，到栖霞与黄县交界处的艾崮山区开办胶东公学北海分班（俗称栖霞分校，校址在林家村）。两处分别招生，掖县招生五六十名，栖霞招生七十余名，均借用民房为校舍，上课与住宿兼用，以随身行李包为座椅，以膝盖为课桌，在与敌人的周旋中，采用流动而隐蔽式的教学。虽然条件简陋，生活极其艰苦，但大家情绪高昂，学习热情高涨。

1941年5月，栖霞分校突遭敌人袭击，师生遭到摧残，一度停止教学活动。夏秋间，胶东公学总部奉命从掖县西由一带转移到栖霞西北部的蒲夼村，与栖霞分校师生汇合，短暂整顿后秘密东进，经牟海等诸县，在凤凰崖、涝口一带，继续招生，学生增至300人，教师也不断增加。1942年，为反“扫荡”，学校迂回迁移，曾安顿在青山、垛山（今乳山境内）一带的村庄。在日伪军拉网式大“扫荡”中，有十几名伤员不幸遇难。转移途中，学校还一度与胶东女中（创建于1941年）合并。下半年形势更加严峻，胶东公学继续东迁，迂回乳山冯家，涉老母猪河，最远到达文登、荣成一带。校本部在双石徐家落脚，400多名师生疏散到周边几十个村庄老百姓家里，依靠群众的支持与配合，历经两个多月，终于取得了反“扫荡”的最后胜利。

1943年元旦过后，胶东公学顺原路返回，汇集于今乳山（时称牟海）境内的珠塂、峒岭、徐家、宫家、洋村、南口村一带，校部住徐家，师生辐射周边五六十里的村庄，进行了较长时间的稳定的敌后教学工作。是年3月，增设了高中班，学生数量增至600人。学校领导及教师阵容强大，不少来自清华、北大等高校。校长李芸生兼指导处主任，副校长赵野民兼教务处主任。这期间的课程设置周全规范，文体活动多样活跃，社会调查广泛深入，影响深远。胶东公学的业余剧团不仅以群众喜闻乐见的节目娱乐教育了驻地群众，还为战争年代的乡村播下了红色的种子。更令人意料不到的是，铜岭小学一度成为胶东公学的附属小学，师生增至千余人，时间虽不太长，但在很多幼小的心灵里打上了深深的烙印。胶东公学在乳山沿海一带办学的意义及影响极其深远，至今在黄海岸边的白沙滩镇宫家村保留遗址，并建起了胶东公学纪念馆。

1944年秋，胶东公学正在学习延安精神、开展大生产运动，忽然接到上级指令，高年级学生立即毕业分配。学生大部分从政，有的从军，或到公安、群众团体等部门工作。与此同时，根据上级指示，胶东公学向西转移到海阳县高村一带，与海阳中学合并，合并后共有18个班、学生900多人。1945年上半年，上级动员全校师生参军参战，参加新解放区的各项工作，学校暂时停办。

发生在栖霞的一次惨案

胶东公学栖霞分校所在的林家村（今属苏家店镇），位居艾山南麓，被丛山绿荫怀抱，十分隐蔽。1938年秋，以刘维和为首的栖霞抗日行政办事处在这里成立，1940年4月24日，栖霞县抗日民主政府在这里宣告成立。姜茗任县长，孙加诺任县委书记。因此，这一带的党组织健全，群众基础好。蓬黄战区指挥部及胶东军区的兵工厂、被服厂等，也相继迁往附近的前寨、后寨等村。胶东公学在此设立分校，也很符合坚持敌后抗战的战略转移策略。

胶东公学确定校址后，师生立即投入教学工作，加大防御敌人破坏与渗透方面的教育与训练，战时的形势与策略教育更被视为重中之重。不料，他们的活动情报被驻招远据点的日伪军刺探到，引发了一场血洗胶东公学的罪恶行径。

1941年5月19日清晨，学生刚上完早操，撤回了设在村北口的岗哨，集中到教室里开始上早自习。一个在村西头站岗的学生急匆匆地跑回来，向中队长陈顺卿老师报告：“有一路身份不明的队伍在村西泥冢子架起了机枪，村里也发现了形迹可疑的人。我避开他们的视线，绕道跑回来报告。”陈顺卿正在琢磨，忽然从村里传来一阵枪声，他立即下令：“不要紧张，听我指挥，立即向村外转移……”

这枪声是冲着语文老师杨铁刀放的。当时杨老师正在另一处民房备课，突然跑进一个少年，低声说：“14团来了，个个头戴钢盔。”杨老师寻思，八路军14团、13团是我党在胶东的抗日主力部队，不会在这时候出现在大街上，也没有钢盔的装备，便快速将语文教材用包袱包好，扎在腰间，操起日常使用的拐棍离开了屋子。他的脚刚刚迈出街门，便遇上了两个见人就吆五喝六的日本兵。杨老师机智地来了一句：“你们有本事去对付八路军去，对自己人耍什么威风！”两个日本兵先是一愣，以为是遇上了日本潜伏的文职人员，但又心存疑惑。杨老师不慌不忙地解下身上的包袱连同拐杖递给日兵，说：“是给你们准备的！”当日本兵分头接包袱、拐杖之际，杨老师一个闪身拐进了熟悉的胡同，很快失去了踪影。两个日本兵缓过神来，“砰砰砰”放起枪来，打破了山村清晨的寂静。

就是这阵枪声，让大家警惕起来。在陈顺卿的指挥下，大家悄无声息，猫身沿着熟悉的僻静小巷，直奔村东南的凤凰沟。不料，村西泥冢子的日军发现了师生们突围的踪迹，于是机枪、步枪疯狂地向他们的方向狂扫乱射，不断有学生发出中弹后的惨叫声。其余人见危险临近，选择卧倒在地以求自保。陈顺卿本能地意识到，如果冲不出敌人的射击圈，就有当俘虏的危险。他再次高喊：“同学们，不要卧倒，要快速离开射击区！”骚乱中，醒悟的同学们飞身疾驰，穿越了凤凰沟，消失在深山丛林中。

日本兵发现师生逃出包围圈，气急败坏，在村里村外逐屋逐沟地进行地毯式搜索。其间，有两名女生因腿软没跃出凤凰沟，隐蔽在低洼深处，被日军捉住活活刺死。

此时，胶东公学的司务长还在街上。他留着时兴的分头，日本兵一见便心生怀疑，马上抓捕并严刑拷打。幸有一位50岁上下的村民上前求告：“他是我的儿子，在烟台做买卖，刚回家。”旁边的老奶奶老泪横流，也说这是她的孙子。日本兵信以为真，司务长这才死里逃生。

另一位年轻教师在逃生的路上被日本兵抓住了。日本兵问他：“八路的兵工厂和指挥所在哪里？”老师回答：“不知道！”日本兵举枪要打，他勇敢地把住了枪，破口大骂：“你们日本人侵略中国，杀害中国人，罪恶滔天，我不会告诉你们！”恼羞成怒的日本兵把他推进松柴垛，点火焚烧。在熊熊烈火中，他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英勇殉国了。

沉云笼罩着艾崮山区。王纯校长由专署开会返校，行至蒲夼村时，听到日军血洗胶东公学的悲惨消息，心如火烧，立马组织群众寻找被打散的师生，汇集到蒲夼村进行安顿，并把受重伤的师生送到龙口医院治疗。经统计，此次惨案共有8名师生遇难，10多人受伤，致残数人。惨案给师生留下的精神伤害一时难平，分校决定，暂缓集结授课。

直到8月，胶东公学总部奉命从掖县西由赶来蒲夼村，才将师生汇集起来，一起东迁。

学子遍布胶东各校

1945年日本投降后，胶东行署决定在莱阳中学的基础上恢复胶东公学。11月26日，胶东公学在莱阳南务村（今属山前店镇）举行复学典礼，姜守迁任校长。

此后学校的办学空间不断扩大。1946年3月，胶东公学部分师生徒步两日进入烟台，与东山中学（原芝罘中学）和烟台师范合并为“山东省立胶东公学总校”，姜守迁任校长，王本贤任副校长，共有21个班、学生1109人。留守莱阳的胶东公学被命名为胶东公学莱阳分校，胶东公学此时已达到鼎盛时期，师生佩戴的校徽正是这时定制的。1946年暑假，以胶东公学师范部为基础，组建成胶东师范学校，简称“胶师”，“胶师”校徽由此始用。笔者1951年就读莱阳师范时，在校学生的“胶师”校徽还未更换，所以胶东师范学校与胶东公学是一脉相承的。

1947年夏秋，国民党军进攻胶东解放区，胶东各中学都疏散备战，胶东公学总校从烟台市撤出，转移到福山县的集贤村坚持学习，同时动员了一部分师生参军参战。不久，胶东公学与撤出的烟台一中、二中合并，建立了烟台联合中学。至此，历经近十年的胶东公学结束了历史使命。它先后为党、政、军、群部门输送人才6000余人，在胶东地区的办学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