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河北师范大学张清芳教授和高洁副教授翻译的专著《流动的世界想象——中国当代电影与视觉文化》在2025年出版。该译著基于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校区比较文学杰出教授鲁晓鹏的英文专著《Contemporary Chinese Cinema and Visual Culture: Envisioning the Nation》翻译而成，系统考察了当代华语电影和视觉文化的特质与审美特征，聚焦“探讨中国电影人和艺术家对中国与世界的想象，以及他们如何勾勒现实并介入社会与文化实践”，是海外中国电影研究领域中的丰硕成果。

在华语电影概念体系中

建构中国电影主体性

鲁晓鹏于1997年提出“华语电影”的概念，不但超越了传统国家电影的分类学局限，并在“更加关注多元叙事线（plural lines）并且考察发生在不同地域的多个电影案例”的基础上进一步重塑，“在后续研究中还以各种方式得以不断‘微调’”。本书以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以来的华语电影及广义的视觉文化理论与实践为研究对象，所涉资料涵盖中国大陆（内地）和港澳台地区，无论在理论概念的拓展上，还是研究资料的丰富性与多样性上，均展现出开阔的国际学术视野和理论阐释深度。

华语电影不仅涵盖使用汉语及各地方言的影片，亦包含以少数民族语言创作的电影作品，说明“在当代华语电影的广阔领域中，存在着多元的实践、新兴的态势及创新的表达”。而少数民族语言的电影创作，恰是这片话语图景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不仅如此，中国电影一开始就是一种“跨国”现象，如美国人本杰明·布拉斯基“早在1909年就建立电影公司，与在香港、上海的中国电影人一同工作”，与中国电影人共同制作的《巡游中国》体现了中国早期电影的跨国性质。在跨国主义已成为时代主流趋势的21世纪，中国利用电影的跨国生产模式，开拓出更广阔的生产空间，且利用国内外银幕重塑并投射自我形象，这也是构成华语电影的重要物质基础。

由于华语电影本身“由多元历史、多条发展线索和多个建构场域构成”，所以中国电影文化并非单一、线性的存在，而是体现于多种层面与形态之中，因此中国不同地域的电影实践都能够在中国形象的形塑过程中留下深刻的印记，构成统一性与多元性之间的张力。

全球化背景下

重审影视形象的流动与嬗变

依据后殖民理论，电影既是跨文化认知的媒介，也演变为文化权力博弈的舞台。影视作品中，国家民族形象的呈现非常复杂。这不仅体现在美国商业电影中，还体现在中国本土电影对自我形象的投射上。“一些美国电影通过融入中国元素、选用中国拍摄地点、起用中国演员阵容等方式”，以及“购买东亚热门电影的翻拍权并制作成英文版电影”等策略，“力图将中国观众带入美国电影文化的轨道”。此类案例包括《花木兰》《功夫熊猫》等。但是好莱坞电影尽管为全球化的大众消费带来了讨喜元素和卖点，却无法“与古老的中国文化和正在崛起的中国现代力量进行真正的对话交流”。进入21世纪后，“空间的拓展与流动性的加速为中国电影人重新想象中华民族及其民众在当代世界中的定位提供了新的机遇”，而且“中国内地电影产业也形成自身外向型国际战略”。中国电影人通过与国外合作拍摄商业片、制作国人海外冒险大片等途径追求影视作品的全球效应，如李安的《卧虎藏龙》、张艺谋的《英雄》，以及《战狼》系列电影等，“是中国媒体产业全球化的必然结果”。这种将国家主旋律与商业元素结合的新型国产大片，彰显了中国男性气概和民族自豪感，“其在票房上取得的惊人成绩，不仅提升了国内电影业实力，而且在中国电影市场中对进口的美国大片形成了有力制衡”，从而在全球视野中塑造了一种具有文化自觉与市场能动性的主体姿态，并为更具对话性的国际伦理传播提供了反思性和批判性视角。

该书还对华语电影中女性形象体现的现代性特征进行了梳理与分析。从20世纪30年代的《神女》到台湾片《最好的时光》，再到港片《榴莲飘飘》《香港有个荷里活》等以另类女性形象为主题的电影，该书“勾勒出一个长期历史时段内人员流动性不断加速发展的模式与趋向”，对这一女性群体的剖析兼具创新思维与鲜活实感，因此得出的结论也较为可信：“在此类影片中，这些另类的中国女性形象吸引着观众去思考人类的生存境遇，并展望一个公正社会的构建。”

华语电影中的男性形象则是中国形象的另一表征。香港电影作为一种跨文化电影，其呈现出的男性气概和男性形象的演变，在深层结构上可看作是对国内外特定社会事件与历史时刻的反映与回应。从《爱在别乡的季节》到《甜蜜蜜》，再到香港回归后《中国合伙人》中体现出的“中国梦”，男主人公的男性气概不断复苏和增强。因此，“划时代的社会变革以及强烈的个人情感，必然会在香港众多男性角色的身体、心灵和精神世界中得到体现”。中国内地导演贾樟柯所塑造的男性角色同样深刻反映了社会转型期的集体心理与社会情绪。在他的代表作中，“《小武》生动地描述了当代中国男性进行社会生存大冒险的一种特定途径”，《东》和《三峡好人》中的主角由农民工来扮演，“以半裸的男性农民工这种朴素形式呈现的男性气概”，触及了时代洪流中男性内在世界的失语与创伤。《二十四城记》的“电影镜头聚焦于社会主义建设火热年代的劳模生活和下岗工人的境遇，可以说捕捉到了过去年代的消失，以及伴随而来的痛苦创伤”。而《天注定》“这部风格独特的华语电影讲述了来自各个地方的平民阶层的生活情况与人生困境”。可以这样说，这些男性角色作为一种电影符号载体，均折射出近年来整个中国当代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伦理变迁与精神图谱。

以视觉文化的多元形式

探讨历史新趋势

在全球化和数字技术双重推动下，跨媒介现象正深刻重塑文化生产与国际传播。本书以当代华语电影为主要考察对象，“以及多种艺术形式：摄影、绘画、音乐、装置艺术、电视剧与舞台表演”，通过这些多媒介与跨媒介的理论与实践活动，更全面地揭示了视觉文化的多元形式在全球文化场域中所彰显出的流动性、叙事性、文化性等多重面向。电视剧《俄罗斯姑娘在哈尔滨》《我的娜塔莎》以及徐峥导演的电影《囧妈》等，都通过新的表现形式来“巩固和强化中国角色在世界上的主体性和中心地位”。进入21世纪后，中国的独立电影从边缘位置移向公共领域，“第六代”导演将艺术表现的焦点置于当下现实，可说“他们的起点是当下，而不是在国际观众凝视下具有异国情调的虚幻的过去”。而该类型电影所衍生出来的数字视频具有更大的灵活性，“为社会干预和美学实验打开了新的大门”。

概言之，该译著在跨国的全球化背景下探求中国电影体现出的流动性和多义性，借视觉理论与其文化形式捕捉全球化下的新趋势，系统梳理并阐释了当代华语电影与视觉文化在全球化语境中的多元实践与动态建构，也为中国电影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路径和更开阔的对话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