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新忠 孙明浩

牙山巍巍，绵亘百里，大牙、二牙、三牙犹如一把把利剑直插云霄，以其坚强不屈的脊梁，在广阔的栖霞大地支撑起一座永不磨灭的红色丰碑。牙山身后的褶皱里掩藏着一个美丽的小山村，村里人引以为傲的不是传说凤凰曾在这里起飞，而是80多年前，胶东抗大曾在这里住过。这个小山村就是栖霞市桃村镇凤凰庄村。

春节刚过，栖霞老促会红色文化采访团来到这里，探寻这个小山村80年前的红色荣光和80年后的发展故事。

一

来到凤凰庄村口，一块由栖霞老促会立起的“胶东抗大旧址”高大标志牌格外引人注目。凤凰庄村党支部书记王喜祥站在村口迎接我们。沿着宽阔的村路，他一边走，一边给我们讲解村里的故事。

1941年3月，许世友、林浩、吴克华、高锦纯指挥胶东八路军十三、十四团、清河独立团和五支队解放了由蔡晋康盘踞的牙山地区，建立起了牙山抗日根据地。不久，抗大胶东支校（时称胶东抗大）在聂凤智校长的带领下由掖县迁至栖霞，驻扎在牙山北面的20多个村庄，校部则驻在凤凰庄村。当时，校部设参谋处、民运股、锄奸股等，下设3个营、5个训练队，学员主要是来自抗日前线的干部和战士，他们在接受培训后再回到抗日前线。

当时，“抗大”师生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十几位学员挤在一户人家里，一个学习队要分住到好多民户里，上课从无固定教室，也没有固定的训练场地，春季、秋季多半在群众的场园上课，夏天则在村中的一棵大松树下或在东西两面的高山上上课。走到哪里，哪里的山坡、树林、场园就是课堂，借个门扇当黑板，背包就是凳子，双膝就是课桌，村民们时时可以看到战士们龙腾虎跃、冲冲杀杀练兵习武的场面。

进入村中不久，我们看到了当年抗大宣传队队长葛富贵用蓝色颜料在村民王家珍正房后墙上书写下的标语口号：拥护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还有落款“八路五旅”。因为整治河道，拆去了一间房子，墙面上只剩下后面7个字。这7个字，历经了80多年的风雨，却历久弥新，仍清晰醒目。

村子的东北角有一栋低矮的小屋子，那是当年聂凤智校长办公住宿的地方。这栋房子是个小四合院，南面三间，北面三间，中间是两间厢房，聂将军就住在北面的三间。今年春天，栖霞老促会与有关部门一起对旧址进行了维修，并在里面布置了展室，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展示了胶东抗大在栖霞的办学历程、抗大的著名师生和革命烈士等。

伫立于此，不由得思绪万千。在那个动荡的年代里，聂将军竟在这里度过了近一千个日日夜夜。他在这里研读马列、研读毛主席著作，起草文书、用心思索，从事着共产党人为之奋斗的伟大事业，与同志们一道培养和铸造了一大批革命军队的骨干。

王喜祥介绍说，聂校长平易近人、知识渊博，说起话来妙语连珠、饶有兴味，而且态度和蔼，村里的老人亲切地称他“老聂”。闲暇之时，他还会与村里的老人们聊聊天，哪家有几口人、有几亩地，甚至有几头牲口和几头猪，他都清清楚楚。

二

那时，宣传队队长葛富贵还是个20多岁的小伙子，他带领战士们学政治、学文化、排练节目、编写黑板报，活跃在抗日斗争的战场上。当年仅100多户、400多人的村庄，时常可以听到战士们的嘹亮歌声。他们教群众唱革命歌曲，自编自演文艺节目，宣传队演出的《雨过天晴》，人们至今记忆犹新，那些活灵活现的人物形象还历历在目。部队大集合是凤凰庄村人们最欢腾的时刻。每当驻扎在临近几个村的全体战士队列整齐，步伐矫健地唱着革命歌曲、喊着行军口号走进村庄时，全村的男女老少都挤在街头翘首以待，兴高采烈地观看他们的比武，欣赏他们的演出。战士们经常同群众谈论抗战形势，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鼓舞人们的抗战信心。

胶东抗大在凤凰庄一带办学历时3年多，战士们与乡亲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麦收季节，指战员们三五不等，给这家忙收割，给那家忙搬运，还有的在场院里翻晒拍打等，一派“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的火热景象。军爱民、民拥军，“军队和老百姓，咱们是一家人”。每逢部队要行军打仗，战士们丢下的东西，群众都给他们保管好，等他们回来后再交给他们。战士们也从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这里洋溢着一片军民鱼水情。

1941年6月，聂凤智校长的妻子何鸣生下儿子庆荣。孩子刚满月，抗大二分校便要移防。此时，共产党员、村妇救会会长尹德芝刚好生了女儿王彩娥一个多月，聂凤智与何鸣便把庆荣委托给尹德芝抚养。尹德芝每次都先把庆荣喂饱，再喂自己的闺女。有一次，日伪下乡“扫荡”，尹德芝把自己的闺女扔在炕上，抱着庆荣跑到山洞里藏了起来。聂凤智知道此事后心里很不是滋味，尹德芝却说：“庆荣是革命的后代，我保证把他抚养好，你与何鸣安心打鬼子吧！”尹德芝把庆荣抚养到4岁，聂凤智调动工作时才将庆荣接走。聂庆荣长到7岁时，聂凤智与何鸣还带着他来到凤凰庄村，看望养育了他4年的“干妈妈”尹德芝。

三

从1941年到1944年，“抗大”人在凤凰庄村播下了一片红色种子，如今的凤凰庄村700多人的身上仍流淌着这永不消亡的红色基因。在随后的80年多里，凤凰庄人正是靠着这种基因，以“敢于吃苦、敢于拼搏、敢于牺牲”的精神，在牙山这块红色土地上谱写出了新的篇章。

解放后，党和人民政府号召组建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等，凤凰庄村都走在前面，成为十里八村的一面旗帜。

1958年，而立之年的村党支部书记王志运走马上任。当时村里没有一亩水浇地，种粮看天，粮食亩产只有百十斤。面对全体村民的期盼，这个有血性的汉子给凤凰庄村描绘出了一幅宏伟的蓝图。他说：“抗大精神是咱凤凰庄村的红色血脉，我王志运一定会接好这个班，带领老少爷们过上好日子！”他振臂一呼，村民们群情激昂，几百号男女荷担而上，跟随他开进了东山、西山和北沟，锨铲镐刨、肩挑人抬，用了三个冬春，硬是在大山的褶皱里建起了一个大水库、两个小水库，还开挖了三个平塘。自此，全村2000多亩农田全部浇上了水，粮食产量一下子翻了番。

上世纪60年代末，全国掀起了农业学大寨的热潮，凤凰庄村不甘落后。王志运带领村民治山治水，在村西的一片荒河滩上开出了400亩的“大寨田”，还在西河上筑起了堤坝，修起了3000米的自流水道，实现了自流灌溉。

到了上世纪70年代，凤凰庄村迎来了大发展。王志运东奔西跑，找资金、上项目，在村里建起了电料厂、电瓶厂、毛毯厂、仪表件厂、粉丝厂等5个村办企业。村里人一部分务农，一部分到工厂上班。工厂人手不够，邻近村里的人也过来上班，凤凰庄村成了当时大庄头乡的一只腾飞起来的金凤凰。村里有了钱，王志运买了3台拖拉机，发展农业机械化，还买了两辆汽车搞运输，村里的钱袋子鼓鼓的。1975年，凤凰庄村购进了一套先进的发电设备，把电灯接到了家家户户的炕头上。那些在黑夜里摸索了一辈子的老人都夸赞说：“是志运让咱过上了这天堂般的好日子！”

多年来，王志运忙里忙外，一头扑在村里的工作上，却把自己的身体放到了脑后。有一天，他累倒在了工作岗位上。村民们把他送到医院，他还在牵挂着那个新上的项目没有投产。谁也没想到，他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去世时年仅50多岁。

四

凤凰庄村风光秀丽，景色迷人。背靠连绵起伏的大东山，南有梯田层层的南大岭，抬头西望便是高大巍峨的牙山山脉。大东山上流下来的水与北大沟的水在村子的东北边汇合，缓缓地从村子的中央流过，最终汇入了西大河。河两边的墙体用方方正正的青石块叠起，岸边，整齐的路灯杆一字排开，青铜色的仿古木水泥栏杆勾连成网格状，沿河往前延伸，成为村里的一道美丽风景。

站在河边，王喜祥介绍说：“俺村这几年的变化离不开各级领导的关心与支持。市农业、交通、卫生等许多单位作为包帮单位，帮我们修街道、整河道、修山路。特别是烟台市、栖霞市两级老促会领导多次到俺村来指导工作，帮我们村办了许多实事、好事。”

他指着河边的路灯说：“这是老促会帮我们拉的。全村拉了40多盏灯，晚上亮堂堂的像白天一样。这街道、这河道、这栏杆，也都是帮扶单位帮我们修的。”

王喜祥说着这话，脸上美滋滋的。我的目光在河上扫视，再转头瞅向河边那一排排整齐漂亮的民居。霎时，我仿佛看到了我们的抗大战士正从那一扇扇房门里走出来，到河边淘米、洗衣，而那一排排整齐的灯杆，不正是在河边站岗放哨的战士吗！

顺河转弯进入村里最宽阔的凤凰大街，一些忙完了农活的村民们正坐在街头上歇息，看到我们便微笑着站起来打招呼。“那是我们村委办公室，也是村里的文化大院。”王喜祥指着街北一个青砖红瓦的大院说，“现在地里的活儿还没忙完，再过十天半月，这个大院就热闹了，天天晚上有跳广场舞的，还有练太极拳的。”他告诉我们，这个大院也是上级部门帮助建设的，面积有7000多平方米。去年，市交通部门还帮村里在西山和北沟修了两条山路，有2200米长。有了这两条路，今年老百姓摘苹果的时候会方便很多。

大街的南边是排列整齐的民居，每一排的街头都挂着街牌：民福一街、民福二街、民福三街。王喜祥说，这些街道的名字是他起的。他觉得如今老百姓的幸福生活都是革命前辈打天下打出来的，起这个名字就是想让全村人都记得那些为他们打天下谋幸福的革命先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