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荣起

栖霞青年大参军

栖霞人民有句口头语：“党叫上哪就上哪，党叫干啥就干啥。”在战争年代，栖霞青年争先恐后，踊跃参军。

1939年12月，日军占领栖霞城，让汉奸任县长，对栖霞人民实行“三光政策”，三天两头下乡“扫荡”，制造无人区。栖霞人民没有被吓倒，一面拿起武器迎头痛击，一面踊跃报名参加八路军。据统计，在抗日战争时期，全县有5663人参军，仅1944年就有3000名青壮年参加了八路军。同年8月22日到9月2日的10天内，栖东县就有964人参军。1945年，栖东县委、县政府制作了12块“一门双英”“一门三英”金字光荣匾，敲锣打鼓地赠送给一家有2至3人参军的家庭（1940年4月24日，栖霞县抗日民主政府于苏家店镇林家村成立。1941年3月，析栖霞之东北部置栖东行署，均隶属于胶东区行政主任公署之北海专员公署。1953年9月4日，栖霞、栖东两县合并为栖霞县，县署驻栖霞城）。

抗日战争胜利后，解放区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反奸、反霸及土改复查运动。眼看人民就要过上安稳和平的日子，国民党反动派又挑起了内战。为了保卫胜利果实，全县人民掀起了保家保田参军支前的热潮，提出“要人有人，要钱有钱”的响亮口号，青年农民纷纷报名参加人民解放军。白马夼村（今属桃村镇）一次就有24名青年集体报名参加主力军。金山区（今属松山街道）工人杨永春不顾老人的阻拦，坚决带领19名青年参军上前线。同时，一些疏散回村的老兵要求重新归队，荣誉军人纷纷提出重返前线。在一次参军大会上，蛇窝区（今蛇窝泊镇）不到2小时就有108名青年报名参军。凤凰区（今属蛇窝泊镇）初家疃一村干部在半个月内动员了52名青年参军。全公山区（今属松山街道）原本已有百余名青年参军，这次又有40名青年参了军。三宿夼（今属西城镇）青年王春兴一参军就被编到许世友将军的9纵13团，行军3天3夜后马不停蹄地参与战斗，打了孟良崮打济南，当了5年兵，立二等功3次、三等功3次，最后带着二等乙级残废的身躯复员回乡。巨夼村先后有柳毓珍、吴道有等人报名参军，在他们的带动下，这个村一次就去了14人。妇救会会员于克芝在送丈夫参军时说：“你到前方好好干，家里的事就不用你操心了。”榆格庄村（今属杨础镇）青年妇女谭淑美亲自到杨础集上找未婚夫，动员他参军，并直接跑到未过门的婆家，给婆婆做思想工作。据不完全统计，1947年栖东县参军的青壮年有1419名，全栖霞参加解放战争的总人数达11512人。

由此可见，“党叫上哪就上哪，党叫干啥就干啥”不仅是栖霞人民的口头语，更是他们掷地有声的实际行动。

栖霞人民大支前

大参军是以青年人为主的爱国行动，男女老少齐上阵的大规模奉献，表现在大支前中。“前方流血，后方流汗。不惜一切，支援前线。”这是战争年代栖霞人民挂在嘴边的口号。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增加凝聚力、战斗力，应对日伪军的扫荡，栖霞各村均建立起基干团、青抗先、妇救会、儿童团、职工会等群众团体，发挥各自所长与敌人展开斗争。敌人不管在何时进犯何地，都会遭到群众的有力回击及心理与政治上的瓦解。1939年，当八路军主力部队进驻栖霞北部后，当地民兵即拿起土枪、土炮等武器，配合主力部队的抗日斗争。1941年解放牙山之后，各村的民兵组织进一步扩大，积极配合部队破坏敌人的防御工事、交通网络和通信设备。妇救会会员不分昼夜做军鞋、缝慰问袋、抢救和护理伤员，还要抽时间深入伪属家庭做瓦解工作。1939年春，八路军兵工厂迁到艾崮山前的北路家沟村（今属松山街道）后，日军经常进村搞破坏。妇救会长栾志香腰里挂着手榴弹，带领妇女日夜巡逻，掩护兵工厂和伤病员，帮助军工缝洗衣服。为了抗战，她常常独自一人披星戴月、翻山越岭，给八路军送秘密情报。晚上，栾志香率领妇救会排演歌剧《敌区的灾难》，夜夜沿村宣传，好多热血青年受到教育，走上抗日前线。同一时间，牙山东麓还演绎了另一个妇救会长更为动人的故事。当时抗大校部驻扎在东夼村（今凤凰庄），校长聂凤智和夫人何鸣在儿子刚满月时要移防，想把孩子托付给老乡。恰好妇救会长尹德芝刚分娩不久，她毫不犹豫地把孩子抱回家，悉心哺乳。有一次鬼子扫荡进村，她听到脚步声后，顾不上自己的女儿，抱起聂校长的儿子就跑到山洞里躲了起来。尹德芝一直把孩子抚养到4岁，聂凤智才把孩子领走。

儿童团员把红缨枪磨得锃亮，站岗放哨、查路条，不三不四的人甭想躲过他们的眼睛。行动不便的老爷爷、老奶奶则经常把躲藏在家里的地下工作者或受伤的子弟兵当成自己的儿子掩护起来。1944年11月，长沙堡（今属海阳市，与栖霞桃村临近）战斗打响，宅头村（今属桃村镇）周围的130多名民兵配合作战，出色地完成了抢运伤员任务。一天夜里，日伪军到达瓦屋村（今属桃村镇）南河时，草铺村（今属桃村镇）全体民兵立即出发，分成几股迷惑敌人。敌人分不清虚实，最终仓皇撤离。1945年11月，招远玲珑金矿的日军拒不投降，继续掠夺我们的地下资源。北海区武委会组织栖霞一区民兵500余人，协同招远民兵向金矿敌人发动强大的攻势，致使日军狼狈败逃。

据不完全统计，抗日战争时期，栖霞人民书写、张贴标语9000多条，各区武工队对敌喊话进行瓦解，使66名敌人带枪3支、子弹132发投奔八路军。

如果说，抗日战争时期栖霞人民的支前主要立足本土的话，那在解放战争中，栖霞人民除搞好生产支援前线以外，主要是响应党的“保卫胜利果实、保家保粮”号召。

1946年春，栖霞、栖东两县都成立了民兵警卫营，各区成立民兵区中队，平时加强军事训练，时刻准备与来犯的敌人进行斗争。当年秋，两县同时组成两个子弟兵团，各500人，分别由两县人民武装部长带领，参加胶济路线的大破袭战。同年9月18日，栖东县的一个排在高密、平度边界驻地被国民党军包围。他们毫不畏惧，与敌人展开殊死搏斗，全排37人除1人突围转移外，其余全部壮烈牺牲。

秋后，胶东区武装部在支前工作大总结中，高度评价了两栖人民在支前工作中作出的贡献，并公开表彰了栖霞子弟兵团中协助主力部队痛击敌人的王福堂、王福善、范相强、徐中堂、柳耀秋、阎玉堂、杨石文、杨石山、牟敬海、刘皋等十位好汉。

在声势浩大的淮海战役中，栖霞、栖东先后派出两批子弟兵团。第一批两县选拔先进分子组成一个子弟兵团，共500人（一个营），由衣名山、王焕玺率领，全副武装开赴徐（州）蚌（埠）前线，执行配合主力部队作战和看押俘虏、运送弹药、火线抢救等任务。在这次战斗中，立功者有619人，占出征部队人员的65%。其中，子弟兵团中立特等功的有5人、一等功有65人、二等功有118人、三等功有74人。全团除完成押运俘虏等任务外，还协助部队后勤部门征收大米、小米、稻谷等粮食350万公斤、柴草150万公斤，缴获敌空投粮食10多万公斤，抓获土匪176名，发展地方武装68人。在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后，他们随大军渡江南下继续作战。第二批西县组成两个营，共1000人。栖东500人，与招远合组一个团。两营分别由钟玉敬和杜玉臣带领，1949年4月出发前往火线，配合大部队作战。淮海战役结束后，他们继续配合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1949年6月13日，2营3连1排在江西鄱阳湖与敌人遭遇，激战4个小时，歼敌90名。华东支前司令部为该排记一等功，班长茹培义荣立特等功，被授予“华东支前英雄”称号。栖东的一个营，立功人数为357人。1949年5月，他们参加了攻克上海外围核心据点的战斗，出色地完成了转运伤员的任务，31军赠给他们“您爱伤员如慈母，战士打仗像猛虎”的锦旗。

1947年初秋，国民党对胶东实行重点进攻后，栖霞人民立即响应号召，组织担架队。9月24日，国民党25师兵分三路进犯栖霞，栖霞人民全力以赴投入支前运动。两县分别成立支前指挥部，组织不能支前的老幼病残群众向安全地带转移。这次支前，两县共派出民工21600人，分四批出发。第一批是地排车，共4500人；第二批是担架队，共200副担架、9000人；第三批也是担架队，主要任务是向昆嵛山一带转运伤员，成员以老、少人员为主，兼有青年妇女，共350副担架2100人。其中一副担架的6名队员的平均年龄只有16岁，还有一副担架的6名队员的平均年龄超过了50岁；第四批有1000多副担架，约6000人，负责短途转运伤员。亭口区蓝蔚夼村妇救会员肖彩卿抱着吃奶的孩子，牵着自家的一头毛驴，护送一名伤员走了40华里。亭口区曲里村教员牟可人不顾脚肿和腰痛，连续背着3名伤员走了15华里。

1947年至1948年，栖东派出的支前担架总数为5122抬，计32677人次。在最后派出的710人（132副担架）中，有675人光荣立功，占总数的95%。其中立一等功的有46人，立二等功的有231人，立三等功的有236人，立四等功的有162人。由两县三、六、九区186名队员组成的担架连，随9纵26师参加了淮海战役的全过程，至复员时，共评出一等功6人、二等功33人、三等功86人、四等功60人，立功者占总人数的99%。在“战士为我们流血，我们为战士流汗”口号的鼓舞下，全连仅用个人水碗替伤员接小便一项，就达349人次。其他如用身体掩护伤员、用烧热的砖头为伤员暖脚等事迹层出不穷。担架队员陈久睦以下水架桥、支援碾庄战斗的突出事迹被评为特等功臣；吕青山带领的2排被评为“火车头排”。1949年7月11日《胶东日报》曾以《你爱伤员如慈母，战士打仗像猛虎》为题，表彰过上海前线的栖霞担架队。

栖霞干部大南下

1947年秋，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黄河以南大片敌占区相继解放，急需大批干部去开展新区工作。中央号召胶东干部随军南下，栖霞县干部一呼百应，从县直机关抽调32名干部（实际去了21名），由副县长宋寅带领，于3月11日从栖霞城出发，步行到北海地委（住黄县）集结，与栖东县（数目不详）等7县组成一个营，由地委宣传部副部长李砚农带队，肩背行李，徒步南下，到达河南濮阳。部分干部随主力部队活动，大多数干部继续南下，9月中旬分别到职。

1948年秋，刘伯承、邓小平大军挺进大别山，牙前县（战争年代设立）奉命抽调干部到大别山地区开展工作，这批南下干部由原县长张天和带队。不久后，为支援渡江战役、开辟新区，牙前县再次奉命抽调20名男女干部随军南下，到江苏省工作。1948年11月，牙前县再抽调各个级别的干部50名，南下开辟新区。1949年2月，由于急需大批干部接管新区，栖霞县委奉命配备了一套县级领导班子和7套区级领导班子随军南下，与黄县南下干部接管江苏省青浦县（今属上海市）。这批干部共82名，由原县委书记李昌文带队。同月，栖东县抽调32名干部准备南下，后临时改为前往青岛。

这批干部大多数都扎根南方，把自己的青春甚至终生献给了祖国南方的建设事业。比如第一批带队南下的副县长宋寅，在河南省打拼40余年，1994年9月从河南省顾问委员会委员、河南农学院顾问岗位上离休。再如何冰浩，南下前曾任栖霞县第一任县委书记、北海专员公署副专员等职。过江后，历任江苏省镇江专员公署副专员兼镇江市市长、南京市委副书记、无锡市委第一书记、江苏省监察委员会常务副书记等职。“文革”后，任常州市委书记、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兼秘书长等职。何冰皓在江南工作、生活了半个世纪，视江南为第二故乡。2007年以来，他虽然年过九旬，还先后为栖霞市政协文史委编撰的《文史资料》写过《难忘艾崮山》等文章。

宋寅、何冰浩是栖霞数百名南下干部中的代表，在《南下》电视剧里，也有以他们为原形的角色身影。他们饱经沧桑、不辱使命，为家乡、为祖国争了光，为南下干部这一特殊群体谱写了壮丽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