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培策

横空大气排山去，砥柱人间是此峰。昆嵛山，被誉为胶东革命的“井冈山”，“中国工农红军胶东游击队”在这里诞生。红军游击队在于得水的带领下，视死如归、向死而生，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中成长，在暴动起义的烽火淬炼中壮大，谱写出胶东革命的华丽篇章。

寻路

于得水（1906年—1967年），原名于作海，出生于山东省文登县城西南乐格庄的一个佃户家庭。他15岁那年，春上久旱无雨，秋天又雨涝成灾，地里几乎颗粒未收。因交不上租息，狠心的地主“二亩狼”就将他的父亲告上县衙。文登县衙不问青红皂白，将他的父亲抓去监押。为赎保父亲，家中债台高筑，家业破败。由于过度劳累和饥饿，他的大哥早逝，弟弟因得急病无钱医治而夭折，三叔因生活所迫上吊自杀，奶奶也病饿而死。接二连三的家庭灾难，逼得于得水一家人无路可走。然而，无路也是路，倒逼无路可走的人谋划人生新的出路。

立志习武。面对一家人的悲惨遭遇，于得水满腔的怒火在凝聚、在燃烧、在升腾！他认为，穷人要想有出路，既要学文也要学武，只有能文能武，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人生之路。当时，村里有个拳房，不少青少年都在那里练拳。于得水求得父亲的同意也加入拳房，拳师见他聪明伶俐，欣然收他为徒。于得水白天干活、晚上学武，几年下来，刀枪棍棒样样精通，在周围四里八乡享有盛名。

在他的组织带领下，拳友们共同努力，创办起“武术会”。武术会与官衙老财结对头，为穷苦百姓争出头，高举义旗，顺民心、合民意，越办越红火，越办越有劲。就在这时，一位挚友对于得水说，现在有一个比武术会还要好的组织，叫“农民协会”，是农民兄弟的组织，力量很大，联合起来可以抗租抗息抗苛捐杂税。于得水一听，农会的宗旨与武术会基本契合，当场表示愿意加入农会。武术会、农民协会的建立为创建胶东革命武装奠定了坚实基础。

寻觅人生。1931年，于得水通过昆嵛山下林子西村的石匠邹青言（地下党员）介绍加入了农会。从那以后，邹青言经常到于得水家串门，主动接触并观察了解他，对他讲一些革命的道理。有一次，邹青言以试探的口气对他说：“中国有一个革命的组织，叫共产党，是领导穷人闹翻身的。毛泽东、朱德领导的工农红军，就是共产党的队伍，专为穷人打天下。你是否愿意加入这个组织？”于得水一听，便问：“咱们能加入吗？”“能！你只要跟穷人一个心眼，就一定能！”

1933年春，于得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后，他的眼睛更明亮，心胸更开朗，前进的方向更加明确，前行的步伐更加坚定。

于得水入党后不久，发生了“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我国东三省。抗战形势日趋严峻，壮大党的队伍尤为重要。于得水利用自己在工人、农民、渔民、盐民、小商贩以至旧军队下层中的人脉关系，秘密开展党的工作。在他和同志们的共同努力下，党在昆嵛山区的影响迅速扩大，党员人数不断增加，党的拥护者和同情者越来越多，地下秘密联络站也一个接着一个地建立起来，于得水的家也成了秘密联络站之一。

聚势合力。1933年7月12日晚上，党小组的同志在于得水家召开秘密会议，不料被藏在屋后玉米地里的联庄会特务发现。特务上报后，联庄会会长丛镜月连夜调集队伍赶往乐格庄，将村子包围得水泄不通。幸好，会议在敌人到来之前就结束了，同志们已撤离。拂晓时分，于得水正在休息，敌人闯进了他的家。他见状一个箭步跳上柜子，用肩膀将屋笆顶破，飞身蹿上房顶。此时，刚下过雨，地上泥泞，为了不给敌人留下脚印，他飞檐走壁，翻身跳进邻居孙树堂的院里，随即避至东屋的炕洞。敌人闯进来翻箱倒柜、四处搜查，折腾了好一阵子没搜到于得水，便气急败坏地说：“听说这小子能飞檐走壁，可没听说他会隐身法，怎么无影无踪了呢？”

天快亮时，敌人无功而返。于得水乘机跳出炕洞，换了身衣裳，提着篓子、拿着镰刀，装作上山割草的样子，从容地走出了村子。从此，于得水就离开了家，改名林得胜，参加了党领导的地下游击队，活动在昆嵛山一带。

对于得水，敌人是又恨又怕。国民党县政府多次通缉他，还专门张贴告示，悬赏捉拿。告示上写到：“凡生擒者赏洋一千，毙其命者赏洋减半……”在这种情况下，党组织为了于得水同志的安全，让他暂时转移到东北从事革命活动。他先是做工，后来又到农村的一所拳房里当教练。虽然他利用这个合法身份在东北继续宣传党的主张，进行革命活动，但他始终牵挂着胶东的革命工作。1935年，千里胶东正在孕育着一场威震四海、激情澎湃的革命风暴。就在这年初秋，党组织的一封信寄往东北，于得水闻声而起，马不停蹄地赶回胶东，参与组织和领导了举世闻名的“一一四”暴动。

淬炼

一寸山河一寸血，一抔热土一抔魂。声势浩大的“一一四”暴动遭到敌人的残酷镇压，于得水带领三十几名暴动队员挺进昆嵛山。至此，这里诞生了山东省第一支红军的队伍——胶东红军游击队。昆嵛山的巍峨峥嵘、雄风浩气，孕育熏陶了胶东人民不畏强暴、敢于战斗、勇于牺牲的革命精神。队伍进山时正值寒冬，队员们饥寒交迫，饥食野菜、渴饮河水、夜宿山洞。最大的困难是缺医少药，队员伤口难愈，举步维艰。国民党反动派妄想将这支红军游击队困死在山上，经常组织便衣或埋伏于村头，或隐藏在路旁，严密监视游击队的活动。每逢集日，他们还层层设卡、道道盘查，红军游击队被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

实施石雷战。在山上条件恶劣、山下敌人围困的情况下，红军战士不畏艰险，勇于拼搏，因地制宜，采取灵活多样的战略战术，时而“化整为零”，时而“化零为整”，开展反清剿、反欺骗、反自首的“三反”活动。于得水将队伍分为三个小组，分布在三个山头。每到晚上，有的掀石头、放石炮，有的点山火、烧据点，火光冲天，搅得敌人不得安宁。社会上也到处风传，昆嵛山上遍地都是共产党。

引诱敌人“剿山头”，牵着敌人鼻子走。敌人从四面八方调集力量，对昆嵛山进行反复清剿，机枪、大炮轰个不停，不但没漏掉每个村庄、山庵、寺庙，就是每个山洞也抄过好几遍。清来剿去，却连共产党的影子也没见到。原来，游击队晚上在山上与敌人战斗，白天则潜入平原沿海一带的群众中，开展党的地下工作。战斗在昆嵛山上的红军游击队面临的环境之恶劣、斗争之残酷，是前所未有的。他们之所以能够英勇无畏、殊死拼搏，靠的是饱满的革命热情、顽强的战斗意志和科学的革命理论。于得水注重给自己“补课”，举办昆嵛山“老蜂洞”党训班，和大家一起学习《苏联革命经验》与《中国工农红军游击队战术》等小册子，不断提高个人和部队的整体素质。同时，昆嵛山上还时常响起红军游击队上山时那首歌曲：“大雪飘飘在天空，胶东正在闹革命。官府布置‘清乡团’，军阀下令向我攻。机枪扫，大炮轰，多少烈士流血红。失败开出胜利路，革命一定能成功。”歌声养人心志、育人情操、催人奋进。

枪杀地头蛇。打蛇打七寸。对于山下作恶多端、民愤极大的反动分子，他们主动出击，择其重点，各个击破，为老百姓打造了一方平安。国民党汪疃区区长杨玉渊的狗腿子江全德是个十恶不赦的坏家伙。暴动前，他称霸乡里，鱼肉百姓；暴动后，他更加肆无忌惮，迫害我地下党员，向敌人提供情报，给我地下党和游击队的活动带来很大困难。游击队决心下山为民除掉这一害。一天晚上，于得水带领柏永升、王洪、刘伏考等八位同志，秘密潜到三庄村，冲进江全德家中将其逮住，拖到街上枪杀示众。这件事给了敌人以极大的震动和威慑，不仅伸张了正义，而且进一步扩大了党的影响。

战斗

战鼓催征马蹄疾，乘胜追击再奋起。胶东大地风雷动、旌旗奋，革命的烽火正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千军如卷席。

夜袭敌据点。昆嵛山东麓有一个大集镇，叫界石村，在昆嵛山游击队的鼻子底下，是山前和山后及山东之间的交通枢纽。村子里驻扎着几十名敌兵，横行乡里。他们夜间经常派出便衣，侦察地下党和游击队的活动，对附近老百姓危害也很大。1936年初夏，于得水、邹青言、王亮等人召开秘密会议，决定拔掉这颗钉子。

一天逢集，于得水和同志们化了装，从昆嵛山等不同地方向界石村附近的一个约定地点汇集。黄昏时，队伍开始行动。到达敌人营房后，王亮上前去叫门，于得水等人紧跟在他的身后。敌人的门岗听到有人喊“开门”，就问：“干什么的？”王亮回答：“你们这里高景清的父亲得了急病，我是来给他送信的。”门岗信以为真，把门打开一条缝，王亮立即用右肩把门扛开，接着夺下了门岗的枪。于得水趁机冲了进去，飞身奔到敌兵宿舍的门口。敌人几乎全在屋里，有的在打麻将，有的躺在床上哼小曲。于得水大吼一声：“举起手来！不许动，谁动我就开枪！”几十个敌兵吓懵了，有的坐在凳上举起手，有的坐在床上举起手，有的吓得从床上滚到了地下。这时，突然从右边门旁闪出一个人来。他是敌人的小队长，会点儿功夫，一下蹿到于得水身旁，两只手抓住枪就夺。于得水拿枪的右手向前用力一推，急速抽手，甩开了敌人，但是匣枪机头却被损坏，打不响了。正在这时，不知从什么地方飞来一枪，子弹打中于得水腰部。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他不顾疼痛，瞅准机会，用左手朝敌人的鼻子猛砸一拳，紧接着又朝他胯下飞起一脚。这家伙“哎呦”一声，鼻口蹿血，倒下去了。这时，于得水因伤势严重两腿打战，他咬紧牙关，身子倚在门框上，左手捂住腰上的伤口，右手里的枪仍旧指着敌人，喝道：“谁动我就开枪打死谁！”敌人吓得头不敢抬，一动不动。他咬紧牙关坚持着，直到刘松林等人冲进来将敌人缴械，才得以脱身。这次战斗缴获敌人短枪20余支、子弹2000多发，凝聚了人心，鼓舞了士气。

出征

起义，是战斗的号角，也是时代的呐喊。卢沟桥事变后，中共胶东特委按照山东省委的部署，决定在文登天福山举行抗日武装起义，建立一支由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胶东人民抗日武装。

烽火岁月淬炼军魂。1937年12月24日清晨，起义队伍在天福山召开了誓师大会，特委书记理琪同志庄严宣告山东省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第一大队胜利诞生，昆嵛山红军游击队全部编入第一大队。于得水任大队长，宋澄任政委；第一大队下设三个中队、一个宣传队。理琪同志在对新成立的第三军第一大队讲话时强调：“一大队是我党领导的胶东第一支抗日武装，她不仅是一支先遣战斗队，更是一支武装宣传队。这支部队的所有战士都经历过生与死的考验，有着钢铁般的意志、足智多谋的特质、顽强拼搏的精神，是一颗颗红色种子，要在群众中开花结果、开枝散叶，薪火相传，赓续向前。”

誓师大会结束时，理琪同志握着于得水的手说：“老于啊，天高任鸟飞，海阔任鱼跃。从今天起，我们的队伍已经从隐蔽走向公开，如鸟归林，如鱼得水，你的名字应该由于作海改为于得水。”此话一出口，周围响起一片掌声，于得水激动得连声喊：“改得好！在党的怀抱里，就好比鱼儿跳进大海，可以放开拳脚，大展宏图。今后，我就叫于得水。”

按照特委的部署，于得水同志带领队伍告别了胶东革命圣地昆嵛山，向西部地区挺进，从此拉开了参与胶东全面抗战的序幕。

骁勇善战乘胜前进。西进部队在于得水同志的带领下，首战告捷，一举攻克福山县城，迫使国民党亲日派福山县长陈昱反正，成立了抗日民主政府，将原县保安队改编成“三军”第一路福山抗日游击队。7月中旬，于得水按照军政委员会的指示，和兄弟部队一起平息了“三军”二路指挥周雍鹤的叛变。接着，在高锦纯司令员的统一指挥下，攻击蓬莱城东门，并获得胜利。连战连胜，凯歌高奏。蓬莱战斗结束后，于得水又奉命率部西进，到达黄县、龙口、黄山馆一带肃清残敌，巩固了蓬黄掖抗日民主根据地。

1939年3月，“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五支队”改称“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支队”，于得水担任第五支队第十五团团长。是年7月3日，他率本团设伏于龙（口）招（远）大郝家、大傅家之间，击毁日军汽车3辆，缴获机枪1挺、步枪40余支，歼敌30余人。

1940年1月，于得水带领部队赴山东纵队机关，执行护送山东纵队政委和押送黄金的任务。返回途中，经过鲁中孙祖镇附近，碰上沂水5个据点的日伪军“扫荡”。于得水奉命在九祖峰北坡设伏。3月16日凌晨，日伪军400余人进入我军伏击圈，遭到第二支队的迎头痛击后回窜，企图攻占九祖峰。于得水指挥部队连续击退日伪军9次冲锋，共击毙日伪军300余人，其中日军200余人。战后，徐向前说：“于得水不光会打游击，也能打硬仗嘛。”

多智善变创新战略。1940年4月，于得水率第三营出山接护我第五支队司令员吴克华和胶东抗大百余名抗日干部返回胶东根据地。13日8时许，他们抵达淄博的南北高阳村附近时，突遭300余名日伪军的包围。敌人以12挺轻重机枪和15具掷弹筒猛烈射击，封锁了第三营的出击和突围道路。打惯了山地战的第三营指战员，一时间对这样的遭遇战有点不适应。足智多谋的于得水沉着老练地把部队带进村子，掏开墙壁作枪眼，与敌人展开对抗。坚持到深夜，敌人被打得疲惫不堪，于得水率部趁机突围，护卫着贾若瑜、廖海光、严正、黄经琛、王奎先、官俊亭等一大批胶东抗大老红军干部回到了家。他们回来后，在掖县三元村正式组建了胶东抗大分校。

驱逐敌军光复烟台。1945年8月，于得水被任命为东海军区副司令员兼烟台警备区司令员。为了粉碎美蒋反动派企图在烟台登陆的阴谋，中央军委指示胶东部队迅速占领烟台市。于得水率领部队一路拼杀、一路突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控制了西沙旺、毓璜顶、海港码头，并击沉敌人的7艘船只，歼敌千余名，终于把红旗插上烟台山，解放了烟台市。自9月29日开始，美军第七舰队的黄海舰队公然驶入烟台海域，要挟我军撤离烟台，并要强行登陆。为此，10月6日，第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向驻华美军总部提出严正抗议。同时，派于谷莺、仲曦东等为代表，与美方巴比中将、赛特尔少将进行谈判，严词拒绝了美方的无理要求。在这剑拔弩张的时刻，于得水常常彻夜不眠，部署部队沿烟威一线构筑工事，严加防范。最后，经过我方的坚决斗争，美军终于放弃登陆的企图，灰溜溜地离开了烟台。

经过几轮的谈判，我党取得了彻底的胜利，不仅给了美军一个极大的震慑和打击，而且烟台谈判被载入我国的外交史册，成为一段世代相传的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