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一

在迎来《烟台日报》创刊80周年的喜庆日子里，我回忆起40多年前在报社干编辑的美好时光，不由得心潮涌动，感慨颇多！

我是在1958年“大跃进”时，从企业调到《烟台日报》的。当时，《烟台日报》是由原来的《烟台劳动报》演变而来的。因为要改办日报，所以从四面八方调进了一批新人干记者。当时我对此是喜忧参半的。喜的是，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会被调到众人仰慕的单位来工作，忧的是自己是个高小生，文化底子太浅，不是干新闻工作的料。可是，当我想到党中央和毛主席号召要“敢想、敢说、敢干”“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时，胆子便大了起来，恰似“初生牛犊不怕虎”，很快便冲到采访的前线，昼夜忙个不停！在一连失败几次以后，我认识到，要想干好这一行，实在太难了。于是，我老老实实地当起“小学生”，恭恭敬敬地拜能者为师，虚心地向他们学习采编经验，请教自己不懂的问题。大约过了大半年，我在多位贵人的帮助下，懂得了写消息和通讯的一般知识，掌握了写作方面的基本要领。此时，我的信心大增，下决心要实现自己干好记者、编辑的梦想！我的好学上进、敢于打拼的表现，得到了报社领导的认可，工作也由以采访为主转为以编辑为主。就这样，我先后在地、市两级多家报社干编辑，一干便是23年，直至1981年才恋恋不舍地离开了我所热爱的岗位。

实践使我体会到，作者是报纸这个“百花园”里的主人，编辑是“园丁”，是为作者们服务的。编辑，在我国素有“为别人作嫁衣裳”的比喻，形容为别人忙碌。我把这个比喻与“园丁”联系在一起，摆正了自己与作者的位置。经过20多年的编辑工作，我尝到了干这一行的乐趣。主要有三点：一是编辑工作适合我的性格，它可以使我心无旁骛地在安静的环境里“爬格子”。二是能够接触到各行各业的作者，通过常来常往，我结识了不少人，其中有些成了我的朋友或老师。三是我编辑的稿件见报后，被读者认可甚至受到赞赏时，我会有成就感，觉得脸上有光。由于以上原因，我对给作者当“园丁”这件事感到特别荣幸！

在我看来，编辑并不是想当就能当好的，因为它需要付出艰辛而细致的劳动。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时，报社的编采人员很少，因此十分重视依靠群众办报。然而，当时通讯员的来稿比较少，常常是供不应求。在这种情况下，编辑必须克服各种困难，加强与通讯员的合作。当时编辑室没有条件安装电话，我们与通讯员和其他作者主要靠面对面交谈，有时我还会亲自跑去找他们，甚至到他们的家中约稿。特别是遇到急需的稿件时，我常常用十分恳切的口吻去央求人家写稿。有时对方因为本职工作太忙，没有时间为我写稿，但经不住我的软磨硬泡和再三恳求，最终想方设法把稿子写好给了我。每逢接到这种“雪中送炭”的稿件时，我的心情总是很激动的，因为他们解了我的燃眉之急。还有一种情况也令我很感动，那就是在过年过节人们都休假的时候，我去找通讯员约稿子，他们从不拒绝。他们宁肯牺牲休息时间，也要及时把稿件写好。1959年春节，我们要编发一篇“节日坚持生产”的稿子，我马上想到了发电厂的戚本盛同志。当时我与他并不相识，只是看到他常为报社写稿，便想请他写一篇电厂职工节日坚持送电的稿子。他二话没说便痛快地答应下来，按照我的意图把稿子写好给了我。我常这样想：这些骨干通讯员就像部队的战士一样，真正做到了召之即来、来则能战、战则必胜！报社有这么一支通讯员队伍，还愁报纸办不好吗？

我认为，一个能被作者信任的编辑，就应当像园丁对待花草那样，爱护每一个作者和通讯员，常为他们“浇水、施肥、剪枝、除草”，精心培育他们茁壮成长。从日常来稿能够看出，有的通讯员很有写稿的热情，但由于缺乏写作知识，稿子的采用率并不高，有的甚至写了几十篇稿件，都因不合格而不能见报。针对这种情况，我对写稿有热情而又有培养前途的通讯员伸出了温暖之手，采用不同方法帮助他们提高写作水平，保护他们写稿的积极性。有时我会当面给他们指出某一稿件不能采用的原因，告诉他们应当写什么稿和怎样写稿；有的作者离报社较远，与其当面交谈有困难，我就写信指出其稿件存在的问题，告诉他们改进写作的方法，指出其努力的方向，这样做的效果都比较好。特别是一些工农通讯员，经过具体指导以后，其写作能力均有所提高。啤酒厂工人李华建、造锁厂工人王士旭、皮革厂工人毛贤君等，因为住的离我家很近，有时会把写好的稿子送到我家，当面征求我的意见；有时他们会先找我谈谈看法，然后再动笔写稿，这样对他们的写作都有所帮助。

要做作者信任的编辑，就要有读者意识。要让群众喜欢看你办的报纸，就要追求报纸的高质量。报社像工厂生产产品一样，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报社又好像是饭店，顾客来自四面八方，口味各不相同。要满足顾客的不同需要，就要把饭菜做得既货真价实，又色、香、味俱全。要想让每一期报纸出版后，读者拿到手上总想多看几遍，编辑就必须在众多的来稿中多中选好、好中选优。谁的稿件质量好，就选用谁的稿件，不滥用“关系稿”，不编用“失时稿”。只有这样，才能正确使用手中的“生、杀、予、夺”之权，才能对得起良心、对得起作者和读者。

在做编辑工作的漫长岁月里，我对经手编辑的几百万字的稿件，总能做到耐心认真、精雕细刻，力求把稿子编得简洁明快。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知道，在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写作的条件与现在是没法比的。现在不少作者写稿时用的是电脑，字迹工整清晰，便于阅读。我干编辑的时候，接到的来稿可谓五花八门，什么样的都有。从纸张上看，有的是稿纸，有的是信笺，有的用废旧纸，还有的是用香烟纸盒甚至火柴包装纸或旧信封的背面写稿。来稿有的是用钢笔写的，有的是用圆珠笔写的，还有的是用铅笔写的。有的字迹清楚、结构严谨、文笔流畅；有的则潦潦草草、东拉西扯；还有的语法不通、缺乏逻辑性……为了把内容好但文笔太差的稿子改好，我只得另起“炉灶”，打乱原稿的结构，重新写作，有时要用一个多小时才能改写完一篇千八百字的稿子。有的同事认为费这么大的工夫去改一篇稿子没有必要，我却不这样看。我认为，改一篇有大病的稿子，就好比大夫救治一个危重病人那样，既要讲医术，也要讲医德。我把一篇有“重病”的稿子改成了可用的好稿子，不正像大夫为危重病人开了刀，使其获得了新生一样吗？我并不求作者感谢我，求的是自己尽到了一个编辑的责任，虽然辛苦了一点，但是很值得！稿子见报以后，不光作者高兴，我也觉得欣慰！

我为作者当“园丁”的路上，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特别是在最初阶段，我所遇到的困难和挫折，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当时，与我一起进报社的同仁中，有几位因为经受不住磨炼，很快便打了“退堂鼓”，但我从未动摇过干新闻工作的信心和勇气。当时我编写的稿子多次被总编“枪毙”，在外面采访时多次“碰壁”，甚至被有的领导白眼冷对、严词责备过，我并未气馁。我知错必改，不怕挫折。“三年困难时期”，我陷入了父残、妻病、子幼和工资收入低的生活困境。在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时，我也不曾沮丧、没低头说过熊话，始终初心不变、矢志不移！我坚信，在艰难的人生道路上，“谁无暴风劲雨时”，只要坚持埋头苦干，就定能“守得云开见月明”！

我对工作能有如此坚定的信念，还要归功于我有幸遇到的恩人、启蒙老师、副总编辑于德同志。他自强不息的成长历程，对我很有激励作用。于德同志只念过4年书，14岁开始在《大众报》当捡字工，通过勤学苦练，自学成才，最后成了副总编辑。他几乎掌握了所有文体的写作技能，写消息、通讯和评论，更是他的拿手活。当时，他说我干记者“带架”，便特意用心栽培我，多次带我到农村或工厂采访。至今令我难以忘怀的是他第一次教我写通讯。当时，大办人民公社之风刚刚兴起，于德同志带我到西郊幸福村采访。为了感受到群众对办公社的热情，我们提前一天住进了幸福村。第二天庆祝大会结束后，他要我写一篇通讯。此前我从未写过通讯，只能硬着头皮、花了几个小时写了一篇七八百字的稿子交给了他。晚上，他突然派人到宿舍，通知我到他的办公室去。进屋后，他很和善地让我坐在他的身旁，把我写的稿子摆在桌上，然后一字字、一句句地挑问题，告诉我为什么不应该这样写和应当怎样写。他每讲完一页，便在稿纸上打一个红“×”。讲到最后，约七八张稿纸都被打了“×”。他看了看表，对我说：“时间不早了，按计划这篇通讯要在明日见报，恐怕你还没有掌握写作要领，干脆由我来写，你回去休息吧。”回宿舍的路上，我不停地回忆着于德同志为我指点迷津的一幕幕，大有茅塞顿开之感。后来，我又跟于德同志外出采访过几次，他仍然不厌其烦地教导我。他不仅是我学习写作的指路人，也是我为人处事的好榜样。我决心跟在他的后面，努力前行，争取做像他一样的记者和编辑。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多年的顽强打拼，我由外行变成了内行，先后干过记者、编辑、编辑组长、主任和副总编辑。我不仅能写作和编辑消息、通讯类的新闻作品，还能写些评论性的文章。我还以《怎样写消息》《新闻记者的常用武器》等为题举办过讲座，与同仁们交流经验。曾有人问我有何秘诀？我说我没有什么秘诀，有的只是四个字“自强不息”。人如果能有第二次生命的话，我还甘愿做“园丁”，因为我太热爱这个职业了！

《烟台日报》是我进步的阶梯、成长的摇篮。它对我恩深义重，我此生难忘！在迎来她80岁喜寿时，我衷心祝愿她青春常在、前程似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