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荣起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4周年。在党的生日那天，我情不自禁地想起20年前曾采访过的栖霞市党龄最长的两位老党员。他们的故事至今仍萦绕在我的脑海。

这两位老党员，一位是史万柱，观里镇人，时年（2005年）95岁，1933年4月1日入党，党龄72年，离休干部；一位是路松云，西城镇小路家村人，时年（2005年）93岁，1937年2月26日入党，党龄68年，一直在农村工作。他们以自己的切身经历，诠释了“战争年代的党员”是怎样实践入党誓词、跟党走的。

史万柱说，他入党前，村里来了一个神秘的夜校教师杨振民。在夜校里，杨振民除了教村民认字外，还常讲共产党替穷人撑腰出气的事。渐渐地，他和十几个小伙子把杨振民视为知己，除了晚上在课堂上听课，还经常到杨振民的住处闲聊、请教，像结拜弟兄一样，无话不说，亲密无间。某一天夜晚，史万柱和另外5人（史学理、史义法、史亚山、史言田、史义玲）到大寨村西沟里举手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把自己彻底交给了党组织，交给了革命事业。当时全县只有二十几个党员，每一个党员就相当于一粒火种。他们的任务是秘密发展党的组织，掩护革命同志安全转移。卢沟桥事变后，他们又挑起了秘密建立抗日武装队伍的任务。到1938年秋，全县已有党员50多人，并根据胶东特委的指示，成立了栖霞特别党支部，为栖霞县委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史万柱说，作为党员，党需要啥他就干啥。1944年6月，党组织决定让他再次打入栖霞城里的敌人内部去完成两项任务：一是配合大部队攻城，先行炸毁南城门里的地堡；二是想尽一切办法将把守南门的伪大队二中队队长刘二虎干掉。史万柱说：“在紧急关头，党员执行任务是不能打折扣的。可我这次是‘二进宫’，此前为了营救一位同志，我曾打进敌人内部周旋了一段时间，敌人对我的底细了如指掌，再去等于去撞老虎蹄子，危险且不说，完成任务的难度也是相当大的。”然而，史万柱没有丝毫犹豫，经过一番乔装打扮，利用城里的一个远房亲戚与敌伪相熟的便利，在伪宪兵大队里谋了个差使，再次和我们打入敌人内部的同志接上了头。两人互相配合，制造假象，借敌人之手杀了刘二虎，趁势炸了地堡，扫清了攻城的障碍，顺利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其中，史万柱冒了多大的风险可想而知，然而他说，只要是党需要他，刀山火海也要上。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虽然不用冒着生命危险做事了，但服从党的安排照样需要牺牲个人利益。上世纪50年代初，史万柱已经是即墨县委农村工作部的干部了，提拔的机会指日可待，可是1956年公私合营的社会主义改造大潮倏然而降，史万柱被派去改造私营工商业，成了即墨县粮油加工总厂的党支部书记。这一干就是十几年，一直到1967年12月离休，他再也没有遇到升迁的机会。但史万柱说：“这是革命的需要，我是共产党员，必须在关键时刻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所以至今我也无怨无悔。”

对此，老党员路松云同样认可：“只要党的革命事业需要，党员是不能讲条件、讲形式的，党的利益高于一切。”路松云刚入党时是地下交通员，经常在极其危险、艰难的条件下，把上级的文件、刊物、指示送到党的基层组织或某个党员手里，同时把下级党组织的活动情况反馈给上级。他经常和公开的敌人以及暗地里的特务打交道，关键时刻要随机应变。1939年12月，日军占领了栖霞城，在烟青公路沿线安设了好多据点，目的是钳制我们东海区和西海区的交通往来。这无形中为地下交通员的投递工作增加了难度和危险性。为了蒙蔽敌人的眼睛，路松云经常利用的身份是肩挑小贩、走亲戚的百姓和算命先生，有时候也要当乞丐、装疯子。他有时候把文件缝到衣角里，有时候藏到袜筒里、麻袋里或牲口鞍子里，花样百出。即使将文件藏得万无一失、接头人也找到了，有时却没办法交接。路松云说：“有一次，组织让我把文件送给滨都宫小学的教师张默山同志。那时驻城的顽固派经常以查学为名，派人到学校探听我党我军的活动情况，稍不小心就会撞到敌人的枪口上。”路松云得知这一情况之后，十分小心。他走到邻近村时，先到一个亲戚家借了一把竹耙和一个网包，然后来到滨都宫学校门前，管它有草无草，一边用竹耙胡乱划搂，一边装疯卖傻，有意引出学生来围观，还故意打哭了两个学生。学生哭着进校告诉老师张默山，张默山出来一看就明白了。他大声对学生说：“他是个疯子，别理他，快回去上课！”学生走后，路松云随手扒了个坑，将文件埋进去，完成了这次交接任务。后来栖霞成立了抗日民主政府，路松云被选为行政村长，为服从党的需要，一直留在农村工作。

老党员默默一生为党的事业作贡献，为革命后来人树立榜样。史万柱、路松云先后于2006年4月1日和2005年10月3日离我们而去了，但他们的音容笑貌和舍己为国的精神，永远铭刻在我们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