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培策

张修己（1908年—1986年），曾用名张铁夫，出生于文登沟于家村的一个农民家庭。1934年8月，在本村小学，经王台同志介绍，张修己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秉文兼武，是对张修己的形象描述。他既有读书学习的天赋，又有指挥作战的才能。在震惊全省乃至全国的“一一四”暴动中，张修己任东路第二大队政委。

张修己同志为了革命事业，不惜变卖家产，党内同志都称他“老贴”。

得益于革命氛围的影响和熏陶，张修己一家先后走出了7名共产党员，他们分别是张修英、张修己、张修竹、张修业、张良、张修永、张修平。他们都是理想的追随者、信仰的守护者、斗争的参与者、革命的坚定者，践诺着“风雨共渡”的壮志，挺膺着“关山同越”的使命。

胶东特委改编为胶东军政委员会和三军司令部后，张修己任军政委员会委员、三军军械部部长。从1938年4月起，张修己先后任胶东区党委保卫局局长、山东分局第三区委民运部部长、胶东区党委群委会书记、各救会会长、胶东参议会副参议长等。1949年5月调任青岛军管会任房地产部部长兼房产局局长。1950年，他进入中央马列主义学院学习，1954年毕业后，走向了新的领导岗位。

沧海横流显砥柱，万山磅礴看主峰。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重温红色记忆，在那烽火燃烧的峥嵘岁月里，英雄的胶东儿女，不怕流血、不怕牺牲，前赴后继、顽强战斗，勋业昭彰、彪炳千古。这里记述的是一位为了革命事业倾其一生、尽其所能、舍其所有、守望信仰、坚持原则、挺膺担当的胶东革命先驱，他就是著名的“贴司令”张修己。张修己是中共文登县委第一任书记，他的家是文登县委、胶东特委的所在地，被誉为革命营垒、红色家庭。多少年过去了，张修己及其家人对胶东革命的赤胆忠心、无私奉献镌刻在胶东人民的记忆中，书写在中国革命的史册上。

革命理想 烽火淬炼

张修己（1908年—1986年），曾用名张铁夫，出生于文登沟于家村的一个农民家庭。“事稼穑，丰五谷，知诗书，达礼义”耕读传家是张家的祖训。祖辈依靠高超的民间手工艺编箩筐、做木工，勤劳作、善经营，购置土地，发展家业，到张修己童年时，家里已拥有耕地50余亩。祖父去世后，父亲常年抱病，无力从事田间劳作，张修己17岁时就停止了学业，挑起了一家人的生活重担。他身材魁梧、铁塔一般，性格耿直、心地善良、疾恶如仇、好打抱不平，在社会上享有较高的威望。1931年，他被村民推举为本村小学的校董，统揽学校的校务工作。为了后人的学习成长，他投资把荒废多年的学校修整一新，并聘请了两名品学兼优的先生，其中一名是王台，另一名是自己的弟弟张修竹。

王台是共产党员。不知是机缘巧合还是志向一致的缘故，他与王台相处没多久，良师益友的情感便在二人间流淌涌动，能够敞开胸臆地谈论家事国事天下事。从国民党当局的残酷压迫、血腥统治到全国风起云涌的反帝反封建革命运动，从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到中国共产党在风雨洗礼中诞生、在枪林弹雨中成长……一次次交谈、一次次震撼；一次次探讨、一次次觉醒。张修己深刻认识到：要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就得有人挺身而出，组织带领群众进行革命斗争。“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古人尚且如此，今人又何当不为。唤起百姓千百万，前赴后继同心干。张修己的革命思想在淬炼、斗争意志在凝聚。

1934年8月，在本村小学，经王台同志介绍，张修己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党言党、在党爱党、在党护党，他的精神更加振奋、情绪更加饱满，工作更加积极。他筹集了一些钱，置办了一批银首饰，还买了一个小皮鼓，装扮成卖银首饰的游商，在驾山、草场庵、沟于家、西字城、岳家口等一带村庄走街串巷，进行秘密活动，宣传革命道理，物色培养入党对象，成熟一个发展一个，先是发展了张修煜、张修竹等自家兄弟，然后延伸拓展到其他村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沟于家的革命火种如春风一般，迅速吹遍千家万户，形成了锐不可当的澎湃春潮。

秉文兼武，是对张修己的形象描述。他既有读书学习的天赋，又有指挥作战的才能。在震惊全省乃至全国的“一一四”暴动中，张修己任东路第二大队政委。按照指挥部的统一部署，1935年农历十一月四日这一天，太阳刚刚爬上东山，他就带着队伍来到宋村一带的村庄，没费一枪一弹，只靠斗争策略，就缴获了土豪劣绅的30多支枪，旗开得胜。次日，张修己又带领队伍赶到汪疃镇底湾头村，与张连珠带领的一大队会合。这时，东路的三大队长于得水也带领队伍从石岛方向赶来，三支队伍会师底湾头村。他们发动群众斗地主、反恶霸、烧地契、焚债券，把对敌斗争不断引向深入，蹄疾步稳地向纵深推进，得到当地百姓的热烈拥护。中午时分，国民党八十一师和地方武装得到消息后，组织5000余人的队伍，迅速包围了底湾头村，三支队伍随即投入激烈的战斗，打退了敌人多次进攻。此时，村子里的老百姓已安全转移。战斗越打越激烈，一大队队长丁树杰壮烈牺牲，多位战士也相继倒下，在这危急关头，为了保存胶东仅有的革命力量，张连珠与张修己、于得水三人果断决定突围撤离。

三支队伍分头行动。张修己带领二大队在二区书记王亮的策应下，靠着机智灵活的战略战术成功突围，奔向沟于家村方向。于得水带领三大队直接撤往昆嵛山，而张连珠同志因在突围中腿部受伤被捕惨遭杀害，为胶东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

使命在肩 砥砺前行

繁霜尽是心头血，洒向千峰秋叶丹。“一一四”暴动被血腥镇压，胶东各级党组织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与此同时，国民党八十一师伙同文登等地的反动武装，在文登、牟平、海阳一带展开铁腕清剿，“宁可错杀一百，也不放过一个共产党”，哪里有“红色”他们就剿到哪里，就连扎红头绳的小姑娘都不放过，被视为共产党的探子。一时间胶东党组织被打散，革命处于低潮。党员中，有的被捕、有的被杀、有的投敌、有的逃走，斗争形势十分严峻。

在残酷的斗争面前，是就此倒下，还是奋起抗争？张修己深知革命斗争总是在血泊中惊醒，在生死中前进。他化悲痛为力量，重振精神又出发，走村入户，摸清底细，沟通关系。把幸存的几名骨干党员秘密召集在一起，就如何面对当下局势，认真听取大家的意见，经过讨论，一致认为越是斗争激烈，越是要加强党组织的领导，决定成立中共文登县临时县委，并推举张修己为县委书记。挽大厦之将倾，扶狂澜于既倒。张修己临危不惧，挺身而出，挑起县委大旗，担当历史重任，充分发挥县委组织的号召力、凝聚力和战斗力，把仅存的党员组织起来，进行秘密斗争，在斗争中提振杀敌精神，淬炼革命斗志，坚定革命立场。

临时县委成立后，面临的问题千头万绪。既要恢复党的组织，又要整顿党的队伍；既要坚定理想信念，又要强化武装力量。但，首要的工作还是如何取得与上级党组织的联系，请求上级党委派一名干部来领导胶东革命运动。这就是张修己！他胸怀大格局、大气量、大志向，彰显了一个领导者的认知力、驾驭力、组织力。他先是以文登县委的名义写信与山东省委联系，但是没有回音；后来又派交通员专程去济南，结果没有找到。最后，在河南省委工作的邓汝勋推荐了理琪，张修己把理琪同志接到自己家，从此，这两个人紧紧地捆在一起，党内是同志，家中是兄弟。

早期革命，那是“穷”革命，缺资金、缺武器，更缺人才。张修己同志为了革命事业，不惜变卖家产，党内同志都称他“老贴”。当理琪得知“老贴”这个名字的由来时，不禁深深感叹道：“老贴，老贴，这个名字好啊！我们共产党人不但要贴家产，还要贴鲜血、贴生命！”是啊，共产党是没有私情的，是党的人，就要把自己的一切交给党。

得益于革命氛围的影响和熏陶，张修己一家先后走出了7名共产党员，他们分别是张修英、张修己、张修竹、张修业、张良、张修永、张修平。他们都是理想的追随者、信仰的守护者、斗争的参与者、革命的坚定者，践诺着“风雨共渡”的壮志，挺膺着“关山同越”的使命。

张修己的妻子梁修兰是家里的主妇，负责日常洗衣做饭，料理家务，同时担负起站岗放哨、保卫特委、县委安全的重任。她家的后窗外是一片空旷的原野和几条阡陌小路，从窗台上便可瞭望到东、西、北三个方向的情况，村南则是高山峻岭的自然屏障。梁秀兰时常坐在北窗台边上纳鞋底、做针线，盯着过往的行人，只要发现可疑的人和事，就立刻报告。她把身上的责任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性，不敢有半点松弛和怠慢。

张修己的姐姐张修英1935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一四”暴动失败后，她不避“清乡”搜捕的风险，冒着杀头的危险掩护幸存下来的党员群众。她把家中存留的布匹全部做成衣服鞋袜，送给同志们。胶东特委迁往烟台市区后，为了方便工作，她与理琪假扮夫妻，一起来到烟台。因为叛徒告密，理琪不幸被捕。就在这个紧急关头，她机智地将所有机密文件收藏起来，并巧妙地以不谙世事的家庭妇女身份作掩护，没有让敌人从她身上发现破绽，把她给放了。她立即抄近路、走小道，涉河水、过沟坎，火速赶回老家，将不幸的消息报告给县委书记张修己，让特委、县委避免在“清乡”中遭受惨痛损失。在天福山起义中，她负责起义部队的生活供给，挑灯夜战，赶制出“山东省人民抗日救国第三军”的军旗。军旗上的一针一线都凝聚着她对革命事业的忠诚。

树欲静而风不止。随着革命烈火的熊熊燃烧，敌人的“清乡”活动也日趋猖狂。一段时间里，驻扎在文登县城的国民党军不知闻到了什么，虎视眈眈地盯上了沟于家这一带。为防万一，张修己把理琪秘密护送到灯下黑的威海卫，住进一家高档客栈，以便麻痹敌人。然而理琪衣着讲究，又是外地口音，很快就引起了敌人的注意，每天都有特务跟踪盯梢。得知这一消息后，张修己心急如焚，变卖了家里的一亩地和一囤子花生，换回50块大洋，交给一名于姓党员，让他去威海卫接回理琪同志。没料到，此人到威海后被骗去赌博，将钱全部输光后逃之夭夭。理琪等了几天不见来人，为防不测，只得变卖了自身的行头，付清店费，匆匆赶到济南，给张修己写信，表明事情的来龙去脉。

张修己见信大吃一惊，当即复信，告知风头已过，请返回沟于家村。为确保安全，两人约定，如果张修己装扮成老头，头戴草帽，在自家窗后的菜园地劳作，理琪才能现身。

浴火重生 奋起抗战

同舟共济扬帆起，共谋抗战举义旗。这是张修己第二次接理琪回家。二人坐下后就切入主题，对当前的形势和任务进行了深入细致地分析和探讨。两人一致认为，要因势而谋、顺势而为、乘势而上。现在的“势”，是让群众看到革命的光亮，想到胜利的希望。他们决定召开一次文登县临时县委扩大会议，会议地点就在张修己家。

这是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会议。经过一番畅所欲言的思想交锋，会议决定在文登临时县委的基础上，成立文登县委，仍由张修己同志任县委书记，王亮、倪一文分别任组织委员、宣传委员。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文登县委先后发展培养新党员463名，文登县共有5个区，其中4个区成立区委会，建立起18个基层党支部，成为一个个坚如磐石的红色堡垒。

1936年4月，在党员同志的呼唤中，新的胶东特委就在沟于家村张修己家诞生，理琪任特委书记，张修己、刘振民、邹恒缘等任委员。上下同欲者胜。为了让党的声音上下通达，理琪与张修己、王台一起酝酿起草《给各级党同志的一封信》，以求统一思想、统一认识、统一步调。张修己土生土长，谙达世情，他诚恳地提出，此信件要切中时弊、击中要害，不回避矛盾，不遮掩问题。他列举了党内十几种错误思潮的表现。理琪同志进而利用古田会议精神剖析这些问题产生的主观原因和客观因素。经三人的切磋、商讨，由理琪执笔，写成了近万字、饱含马列主义真理的《给各级党同志的一封信》，句句珠玑、针针见血。然后，他们三人在村西的天寿宫将信刻印成册，成为指导当时及此后一段时间党内活动的纲领性文件。

天有不测风云。1936年12月，因叛徒告密，理琪同志在烟台被捕，直到1937年11月才被营救出狱。他带着山东省委的指示精神，第三次回到张修己家。经过几天的酝酿，特委按照省委的统一部署，决定在天福山举行武装起义，成立山东省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起义时间定在1937年12月24日。筹备工作时间紧、任务重、头绪多、难度大，既要密切沟通各地的联络员，又要安排标语口号和军旗制作；既要筹备大量的活动经费，又要备足起义部队的生活供给。特委安排张修己担任筹备工作的总指挥，他夜以继日，通宵达旦，协调各方，统筹全局，按人派活，以事定人，各项工作井然有序。

此前，昆嵛山游击队与胶东特委存在一些误解。此事直接关系到起义的成败。张修己从大局出发，主动请缨，前往昆嵛山沟通起义事宜。他扮成串乡收账的模样，肩头背着钱褡子，在夜幕的掩护下奔赴昆嵛山。

昆嵛山地域辽阔，气势磅礴，壁立千仞，沟壑纵横。张修己穿密林、爬陡坡、越荆棘、踏冰雪，一路跋涉，一路感慨：游击队在山上，已经坚持了两年之久，饥食野菜，渴饮河水，夜宿山洞，吃尽苦头，历尽艰辛。游击队队员不顾千辛万苦，依然骁勇善战，时而化整为零，时而化零为整，展开灵活多样的游击战、山地战，以生命守护生命，用信仰点燃信仰，彰显了红军游击队强大的生命力、战斗力、意志力。天刚放亮，经过一夜的奔波，张修己终于找到了游击队队长于得水。一见面，于得水激动地握住张修己的手，半晌没说出一句话。张修己完全理解他此时的心情：经年累月奋战在崇山峻岭中，很少有人过问，却有人误解。然而，革命不仅能淬炼出胜利的果实，更能培养出共赴前程的友谊。凭着二人间的深情厚谊，于得水没等张修己多言，就表示坚决拥护胶东特委的决定。

抗战的烽火迅速蔓延。威海卫起义收获颇丰，增补了若干枪支弹药，增加了百余名新战士，武装力量在日益壮大。胶东特委顺势而为，将特委改编为胶东军政委员会和三军司令部，张修己任军政委员会委员、三军军械部部长。从1938年4月起，张修己先后任胶东区党委保卫局局长、山东分局第三区委民运部部长、胶东区党委群委会书记、各救会会长、胶东参议会副参议长等，1949年5月调任青岛军管会任房地产部部长兼房产局局长。1950年，他进入中央马列主义学院学习，1954年毕业后，走向了新的领导岗位。

张修己，这位革命的老前辈，一生波澜、一世英名，在烽火中涅槃，在战争中接受洗礼，跨越坎坷，直面挫折，赢得了百姓的口碑，得到历史的认可，浩然之歌传千古，正气之声留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