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小学时，作者负责把送到学校的《烟台日报》，带回村子交给大队书记；大专毕业后，作者成为《烟台日报》的一名通讯员；转行从事律师职业后，他又成为记者采访的对象，为读者提供法律支持。

王智光

最早见到《烟台日报》，至今有40多年了。

那时，烟台市还叫烟台地区，我在好几个村组成的联村小学读书。不知为什么，邮递员经常把报纸送到我们这所联村小学，然后由学校的老师把报纸交给我们，捎到各大队的书记家里。这个差事看起来很简单，却是美差，不是一般小学生所能得到的。就说我吧，担任班级和少先队干部，政治品行过关，老师十分放心，才有幸当上了“小邮差”。我每次拿着老师让转交的报纸，就像对待一封“鸡毛信”一样，认真谨慎地亲自交给我们大队的书记。

在那个信息闭塞的年代，看报纸是干部的专利，普通社员的信息大都来源于家家户户挂在墙上的有线广播。在捎报纸的过程中，我自然而然就成为我们大队的《烟台日报》的“第一读者”了。那时的报纸是铅字印刷的，排版也比较简单。每次放学回家的路上，我就能把这份报纸看完，包括报缝和报角的大小广告。我印象最深的是当年我们公社的新闻报道员在《烟台日报》上发表的一篇头条新闻《公社书记和他的自行车》，讲的是我们公社书记不搞官僚主义、不听汇报、不看报告，亲自骑车下乡到各大队调研，发展农村经济的事迹。这事经媒体报道后，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

后来上了中学，直到读大专，只要有时间到阅览室，我总是习惯性地拿起《烟台日报》，从那上面仔细地了解家乡的发展变化和新人新事。每次把报纸挂上报架，我总会想，哪一天我也能写篇稿子发表在《烟台日报》上？

事情也巧。光荣入党、大专毕业后，我在一个偏僻的乡镇政府参加了工作。在对口的司法所还没热乎几个月，因工作需要，我就被调任为镇党委新闻报道员，主要工作是向《烟台日报》投稿。为此，镇里还安排我参加了《烟台日报》举办的通讯员培训班。结业时，报社为我们颁发了《通讯员证》。从此，我这个爱好法律的对外经贸专业毕业生就成了《烟台日报》的通讯员。

之后，我发挥高中文科班时的写作特长，用笔发掘农村基层的新人新事。我骑着父母为我配备的凤凰牌飞轮自行车，在那个128.5平方公里、11000多户、36000人口的乡镇往返驰骋，深入采访，自豪地对人介绍自己——“我是咱们镇党委的新闻报道员，《烟台日报》的通讯员”。就像当年我们公社的新闻报道员写的《公社书记和他的自行车》一样，我在通讯员这个岗位上也写出了许多稿件，发表在《烟台日报》上，有的被评为《烟台日报》通讯员百篇好新闻。这个时期的我，每天一收到邮递员送来的报纸，总是着急地查看是否有自己的稿件见报。当然，还有让其他同事羡慕的稿费单！

转行从事律师职业之后，我便很少写稿了，更多的是日报社的记者对我这个曾经的通讯员、如今的法律人的采访。在《烟台日报》的“周末道德论坛”“民意通热线”以及“法治烟台”等栏目，经常有记者对我的法律观点的采访文章。当然，我胜诉的烟台首例著作权侵权案、在中国法学会律师法学研究会的研究成果，以及获评山东省优秀代理申诉律师、山东省刑事专业律师称号等新闻，《烟台日报》也都予以关注报道。2015年，《烟台日报》主办的《通讯员之友》月刊还专门给我作过封面报道；2020年9月7日，《烟台日报》创刊75周年征文专版，登载了我的《从通讯员到执业律师》。

欣逢《烟台日报》创刊80周年，回想我从《烟台日报》的读者、作者到被采访者的经历，感觉时光如穿越，仿佛就在眼前。直到现在，我仍然坚持每天阅读纸质版的《烟台日报》，做忠实的“铁粉”！

（作者系二级高级律师、山东省刑事专业律师、山东同济律师事务所刑事专业委员会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