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卿

值此《烟台日报》创刊80周年之际，我的心头涌上了无比激动和荣幸的浪涛，因为，我曾在此工作了30多年。作为报社的一分子，怎能不激动万分！

在这20多年里，有多少个令我难以忘怀的点点滴滴。可是，令我受益最大、最让我难以忘怀并感恩的，是她教会了我如何做人。自来到烟台日报社那天起，一直到退休，到我85岁的今天，我一直遵循着她的教诲去做人做事，由此养成的优良习惯，让我在耄耋之年回顾往事时，能够无愧无悔，心安理得。

我是1984年5月10日来烟台日报社报到的。当时《烟台日报》由“小报改大报”，扩招了一部分人员，我便是那时从莱阳宣传部调到报社的。

到报社安顿好后，我们这些“新人”的第一堂课便是“职业道德”课。因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社会上很少见到记者，人们对记者这个职业感到很神秘，所以记者无论到哪里，都会被当作贵宾，“无冕之王”的称谓对当时的记者是非常贴切的。在这种情况下，就有记者忘乎所以，严重损坏了新闻记者、新闻单位的声誉和形象，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针对这种情况，报社领导特别重视对“新人”的职业道德教育，把它放在业务学习之前。

我至今仍记忆深刻的是，领导苦口婆心地对我们说：“社会上的人们之所以尊重记者，把你们当成贵宾，不是因为你个人多么能多么棒，多么有本事有水平，而是因为你头上顶着‘烟台日报’四个字，是因为你披着‘新闻记者’那面‘大旗’，没有了这个头衔，你试试。”报社领导深情告诫我们：“务必低调做人，高调做事。”这番话，强烈触及了我的心灵。我将它奉为信条、牢记在心，切实落实到了我的工作和生活中。

那是1986年，我们记者部新来了一位刚毕业的大学生小代，我带着他一起到乳山县采访（当时威海还没有单独设市，乳山县还属于烟台）。我们到了乳山汽车站下了车，小代就要我给乳山宣传部打电话，让他们派车来接。因为我到乳山采访过，知道宣传部离车站很近，步行也不过十分钟，就说：“宣传部离这儿很近，我们走过去就行了。”小代说：“那不行，那样我们不是掉价了？”我几乎是用训斥的口气怼他：“走过去就掉价了？我们有什么价？不要到了报社就学着摆谱！”他红着脸跟着我步行去了乳山宣传部。

后来，这位小代回到老家某县的一个乡镇中学当了教师。

还有一次，我到某县一个镇采访，从我住的宾馆到这个镇有好几十里远，当地的宣传部专门派车送我们。上世纪80年代，轿车还比较少，有人对乘坐轿车的人有一种莫名的反感。当我们的车走到一个村头时，正好遇见五六个人在伐树，一棵不算很大的树横躺在路上。我们的车到了树前，那几个伐树的人还坐在那里，几乎是笑眯眯地看着我们。司机想叫他们把树搬开，我连忙阻止：“千万不要坐在车上吆喝人家。他们想搬早就搬了，你坐在车上吆喝他们，他们才不会给你搬呢，还是咱们自己下去搬吧。”我和宣传部的通讯员以及司机，下车把树搬开，继续赶路。这时我发现，那几个人看向我们的眼神变了。

有一次，我去采访一位带领穷乡僻壤的村民脱贫致富的村党支部书记。那天，乡里没有车接送我们，宣传部也没车，我便说：“能不能找到自行车？我们骑车去。”于是，我和通讯员一人骑着一辆自行车赶往那个村。采访完，我们也没有麻烦人家，骑车回到县城吃了便餐。

还有件事我至今记忆犹新。那是我到家乡采访，顺便去老家看望70多岁的父母。回家后，看到他们还在吃玉米饼子，就想给他们买点小麦。到哪里买呢？我一下子想起了我采访过的一个村党支部书记，他们村是泊地，小麦多。找到他一说，他满口答应，给我磨500斤面粉，并派车送到我家。后来我去找他算账，可他一拖再拖，总说不忙，以后再说。可我总觉得是块心事。其他人对我说，你真死心眼，人家那是给你的，不用你算账了。我说那可不行。我执意要结账，以至于那书记都不耐烦了。后来，我在村委办公室，当着众人面，高声对书记说：“这会儿，咱们把小麦钱结了吧。”他这才无可奈何地叫来会计给我算了账。结完账，我如释重负，一直轻松到现在。

如今，我已退休25年，已经是耄耋老人了。我从心里感谢当年《烟台日报》的领导在我刚到报社时给我上的“道德教育课”，让我无牵无挂地安度晚年。

近几年，从企业到机关事业单位，都把加强思想道德教育放在了第一位，强调“做事先做人”。我心里想，《烟台日报》早在40多年前就这样做了，我深感荣幸，不胜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