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凤英

很长时间以来，我都喜欢在周六去辛庄街的旧书摊上闲逛。那天，我偶然发现一张泛黄的旧报纸，一看是《烟台日报》。它蜷缩在角落，被人们翻来翻去，纸页脆弱枯黄，但字迹依然清晰可辨。突然，一行醒目的标题打动了我。那是一个1988年的统计简报，上面报道了烟台市经济的统计数字，有人在工业增加值的底下画了一条红线。看着它，我仿佛回到了上世纪80年代的教学课堂。那时我初执教鞭，面对着刚刚走出田野、对国民经济懵然无知的学生们，捧着这份《烟台日报》侃侃而谈，宛如捧着引导学生们穿越迷茫的航标灯。

最初接到《经济统计学》的教学任务是1988年的秋天。课堂上，我讲着国民收入、工农业增加值等指标，台下那些刚从泥土里拔脚出来的孩子们的眼睛里一片茫然。他们虽然端坐于教室，内心却仿佛仍在田野里徘徊。那些经济术语对他们来说犹如隔岸的灯火，难以企及，更难以理解。他们认为统计学是干巴巴的数字，一点意思也没有。我注意到几个学生用粗糙的手指在课本上笨拙地来回搓动，眼神空洞洞的，仿佛被锁在数字的迷障里，找不到出口。

“老师，啥是轻工业？”张爱华怯怯地举起了手，声音轻得像是怕惊扰了谁。

“老师，我爹说猪崽涨价了，这算经济信息不？”李建军紧接着问道。

我望着他们，心中愁思涌动。若没有生活作舟，数字的河流如何载得起这些在田野上长大的心呢？我不愿他们囫囵吞枣，让知识变成干瘪的符号。我要帮助这些农村出来的孩子们，尽快地融入城市，尽快地了解制造业、轻工业、重工业等经济问题，还要教他们爱上烟台这座城市。于是，一个“课前十分钟”的点子悄然在我心中萌生。我让同学们自己动手，搜集烟台、山东乃至全国的经济信息、统计数据，而后我和他们一起分析解剖这些数字后面的经济内涵，看看谁提出的问题有难度，有超前意识，最好能难住老师。可那些日子，信息闭塞、资料难觅，何处能觅得活水源头呢？

苦思冥想间，我在邮局的柜台上看到了一份《烟台日报》。看着上面的经济报道，我灵光一闪，当即掏出钱来，为班级订阅了一份报纸——虽然自己收入微薄，但想到这份报纸能为孩子们打开一扇窗，便也毫不吝惜。从此，这份报纸如约而至，成为教室里不可缺少的伙伴。特别是发布年报、半年报期间，报纸上不仅有当地的统计数据，还有全省和全国的经济信息，同学们可以好好地熟悉统计数据了。

每天早上七点半，学生们早早来到教室。报纸刚从收发室领回来，同学们就立刻围了上来。眼睛大大的张爱华总是第一个凑上前，李建军则习惯性地用手指指着报纸上的数字，仿佛要亲手触摸那数字背后的温度。原本死气沉沉的数字，如今在报纸上跳跃着，竟如同有了生命。

报纸上的铅字，渐渐渗入学生们每日的谈资里。李建军在课前兴奋地分享：“老师，报上说今年苹果丰收，可苹果的价格反而更贵了！这是为什么啊？”张爱华赶紧说道：“不对，俺家邻居的苹果，正愁卖不出好价钱。”——此时数字已从天上落回了人间，落在他们熟悉的果园里，落在他们亲人紧锁的眉宇间。他们开始喜欢上了统计数据。

那股油墨香也在悄然发酵。有一次，张爱华竟结合报纸上的信息与父亲赶集卖粮的亲身经历娓娓而谈。教室里静得出奇，只有她清亮的声音在回荡。讲完，她有些羞涩地低了低头，而全班自发的掌声却如潮水般涌起，久久不息——这掌声拍散了昔日讲台下那团浓得化不开的懵懂迷雾。

后来，《烟台日报》成了同学们手中最有温度的“活教材”。他们剪下有用的信息，粘贴成册。张爱华的那本册子格外厚实，每一页都密密麻麻地贴满了剪报，旁边是她一笔一画写下的心得。油墨香仿佛被他们笨拙却珍重的手，一页页封存进了自己的财经启蒙里。

毕业实习的时候，我帮助几个贫困山区的学生联系了造锁总厂、烟台瓷厂和张裕公司等企业，他们对烟台的经济发展了解得更多了，也在烟台找到了合适的工作。

岁月流转，那间简陋教室里的油墨香气早已飘散，当年懵懂的少年也已奔赴四方。可今日再翻旧报，指尖拂过发黄的纸页，当年课堂上那些稚嫩而专注的面庞，李建军指点数字时那粗糙的手指，张爱华发言后羞涩又喜悦的脸颊，犹在我的眼前浮现。

当旧书摊前那熟悉的油墨气味再次浸入鼻息时，我恍然明白：这香气里深埋的，是知识从纸面到心田的路程；那报纸上的字句数字，经由少年们的手眼与生活相接，如种子般扎根于他们生命的土壤——从此，即便时光如水流逝，那数字也不再是冰冷的符号，而化作他们理解世界温度与脉搏的触角了。

知识之香静静沉淀，在岁月里愈发醇厚。原来纸上的油墨燃起的星火，可以照亮懵懂者认识世界的路——你看，那数字一旦与人间烟火相融，便没有哪一粒算珠是真正冰冷的。如今，这些学生已经成为各行各业的管理骨干，有的还走上了领导岗位。我真要好好感谢《烟台日报》对统计教学的助力啊，它的功劳，真的不是单纯在文学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