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列克

2000年12月，我父亲的第一本关于新诗格律的专著《汉语新诗格律学》出版了。正如我父亲在书的后记中所说：“这部书稿从定稿到付印居然流浪、沉沦了长达十年之久。”终于“拂去灰尘”问世，其中的甘苦别人很难理解。

《汉语新诗格律学》出版后，在业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力。《光明日报》《文艺报》和台北的《葡萄园诗刊》等媒体发布了书讯，父亲也给一些诗友寄了书。《光明日报》的书评指出，程文的专著《汉语新诗格律学》具有“填补诗歌研究空白的价值和意义”。2003年，程文先生获黑龙江省第十次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奖。2016年，程文获“格律体新诗网”中国格律体新诗研究“理论成就奖”。

格律体新诗理论家、诗人万龙生曾说：“谈新诗格律问题，程文先生是绕不过去的。”“完全限步说”对新诗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诗体建设的二次革命进程中，程文是有功之臣”。著名诗人刘章先生认为，《汉语新诗格律学》和《中国新诗格律大观》体现出很强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

前几天，重庆著名诗人万龙生万大爷（按照哈尔滨的习惯尊称）问我能否为《东方诗风》写篇纪念我父亲（程文先生）的文章。“再见音容梦几更”，我确实想写点什么抒发内心的呼唤，但又深感难以抚平愧疚和遗憾，权且以此拙文谴追念之郁。

买诗刊“蹭”连环画

上小学时，我最开心的事是去邮局的报刊门市部为父亲买《诗刊》。实际上，我对《诗刊》毫无兴趣，只是为顺带买惦记已久的小人书。那时，家里臧克家、郭沫若、闻捷和何其芳等诗人的书不少，我也只是翻翻，对带插图的《复仇的火焰》和《百花齐放》印象最深。

大约是上小学的前一年，父亲选了一些唐诗宋词，要我每周必须背下两首，还要默写下来。那时学校的学生非常多，男孩子们成帮结伙地调皮捣蛋，如玩烟火枪、滑“单腿驴”等。我因为贪玩，默写诗词时总出错，也没少被父亲踢屁股。父亲也曾要我读一读《诗刊》。记得他介绍过的陈松叶的《雪花赋》，我在写作文时引用了一段，被老师认为有新意并打了高分，父亲得知很是高兴。

读高中时，因为学习时间紧，父亲就不再让我去买《诗刊》了。家里第一次换房搬家时，《诗刊》和《小说月报》就装了一大箱。上世纪80年代上大学时，我在北京王府井书店偶然发现一本《莱蒙托夫诗集》。我学的外语是俄语，发现译者对莱蒙托夫诗歌的格律特征介绍得比较详细，便将它寄给了父亲。父亲收到书后高兴得不得了，这也是他对我少有的满意时刻。同时他还要我多关注这方面的资料。让我痛心的是，这本《莱蒙托夫诗集》现在找不到了。

卞之琳先生：20年的心血不白费

父亲做事非常认真、执着，实际上这也是万龙生、王端诚和我父亲这一代学者共有的品格。就像《老人与海》中的圣地亚哥，岁月的无情和生活的坎坷未能使他们放弃追求和努力，他们不愿“躲在槐荫古屋抄古碑”，而是凭借学术自觉、责任和勇气赋予生命新的意义。

父亲一直在哈尔滨铁路局教育系统工作，并非科研机构，没有科研经费，搞学术研究完全是兴趣爱好，自掏腰包。1977年5月他写的《汉语新诗格律学》（当时名为《话新诗格律》）的退稿信，我就代签收了无数次。记得他每次收到出版社的退稿信后，总会在书桌前闭目静坐一段时间，几天后又伏案开始新一轮修改。

随着研究的深入，父亲冒昧地致信臧克家先生，没想到1977年5月竟然收到他热情的回信。臧老的鼓励使父亲有勇气向更多的专家学者请教，如王力、卞之琳和冯牧等前辈。1981年4月2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冯牧先生的《漫话新诗创作》，他明确指出“诗歌也需要严整的形式，需要格律，以表达感情”。这极大地坚定了父亲的信心。

1987年2月初，父亲将完成的第二稿打印成册，分别寄给了王力、臧克家、冯牧、卞之琳等诗人、专家和学者。1987年10月末，父亲收到了冯牧的亲笔信。冯牧先生说：“你的研究是下了功夫的，只要坚持下去，就不会被埋没。”（程文著《诗路心音足痕》，2008年7月，香港雅园出版公司）

1988年7月1日，卞之琳先生第二次给父亲回信。信中说：“二十年的心血我想总不会白费的，有周密的见解，也有还待进一步考虑的地方。”

1987年3月，我父亲的代表性论文《从〈死水〉及〈诗的格律〉略谈闻一多实验新格律的得失》得以在《淮阴师专学报》发表。1987年11月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和1988年1月的《高等学校文科学校文摘》选登了此论文题目。这是父亲关于新诗格律研究“现代完全限步说”的奠基论文。此后，父亲的系列论文《中国诗歌格律思想踪迹论》《论格律诗的节奏系统》《关于〈天上的街市〉的节拍及其他》以及《新格律诗现状及走向》等陆续在《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铁路普教研究》等刊物上发表。

父亲的研究力求理论性、体系性和创新性的结合。他提出的“现代完全限步说”理论是继新月派“限字说”、何其芳“限顿说”后，新诗格律研究的一次新跨越。而这一理论体系和学说的形成，得到了王力、臧克家、卞之琳、冯牧、李瑛和刘章等文学大家和著名诗人的关注和支持。父亲有幸去北京拜访过臧克家和冯牧先生，当面聆听文学大家的指导。然而，父亲的第一本关于新诗格律的专著《汉语新诗格律学》的出版可谓历尽坎坷。那时，这种冷门专业书稿几乎没有出版社愿意接手，只能等待时机自费出版。冯牧和臧克家等前辈的教诲和鼓励，给了父亲坚持下去的勇气和决心，但到《汉语新诗格律学》出版时，“只能将他们的信件印在书里，因为他们都已经离开了我们”（见该书后记）……

臧克家先生题写的书名丢失

2000年12月，我父亲的第一本关于新诗格律的专著《汉语新诗格律学》出版了。正如我父亲在书的后记中所说：“这部书稿从定稿到付印居然流浪、沉沦了长达十年之久。”终于“拂去灰尘”问世，其中的甘苦别人很难理解。这里特别感谢雅园出版社和长春的思宇先生，也“忘不了退休的老编审徐式平先生。是这位素昧平生的老先生在编审会上力排众议、仗义执言，将此书列入（19）92年出书计划，亲自审稿并致信臧老请作序、题写书名，直到退休……这家出版社最终改变了作者不要稿费不出钱的原议”。“无他，赔钱故也。”父亲“能够理解出版社的难处 ，但遗憾不已的是臧老亲笔的题签找不到了。”

新书到家后，我拿了两本送给《新晚报》的同事——紫丁香副刊的主编圆晓玲和前副刊主编孙玉杰。圆晓玲是剧作家，也写诗；孙玉杰是冰城著名诗人。两位大姐非常高兴，说一定要拜访我父亲。让我意外的是，圆老师当晚让编辑李威做了一个整版的介绍文章，更意外的事是此文章在快向印刷厂“发片”时被一位领导撤下，据说原因是“学术文章”不适合《新晚报》。

《汉语新诗格律学》出版后，在业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力。《光明日报》《文艺报》和台北的《葡萄园诗刊》等媒体发布了书讯，父亲也给一些诗友寄了书。《光明日报》的书评指出，程文的专著《汉语新诗格律学》具有“填补诗歌研究空白的价值和意义”。2003年，程文先生获黑龙江省第十次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奖。2016年，程文获“格律体新诗网”中国格律体新诗研究“理论成就奖”。

格律体新诗理论家、诗人万龙生曾说：“谈新诗格律问题，程文先生是绕不过去的。”“完全限步说”对新诗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诗体建设的二次革命进程中，程文是有功之臣”。著名诗人刘章先生认为，《汉语新诗格律学》和《中国新诗格律大观》体现出很强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

新诗研究理论家许霆教授在《趋向现代的步履——百年中国现代诗体流变综论》的第十一章谈及“新诗格律原理”“节奏理论”时说：新诗格律原理的探讨，主要是新诗节奏理论。我们需要重视三个代表性人物。首先是程文著《汉语新诗格律学》，把新诗节奏理论依照时间先后概括成新月诗人的单纯限字说、何其芳的限顿说，进而提出了“现代的完全限步说”。程文先生的“现代完全限步说”，是指以音步（不是字）为着眼点，在限定音步数量的同时又要兼顾不同长短音步（种类）的有机配合，从而构成步数与字数的统一，造型与节奏的和谐，从而达到节奏的规律性呈现，以便最大程度地展现内容，使内容与形式紧密结合。而划分整齐体与参差体两类诗的着眼点或基本单位，应定位在“诗行”。同时要统筹考虑音节、音步与顿、诗行与诗节，以及句法与修辞等多种基本因素在诗体建设中的独特作用。“完全限步”是强调统帅和支配各种基本格律因素，并组成各种格律形式的意思。简单地说：“完全限步说是统帅和支配各种基本格律因素的核心与灵魂，是用以组成种种格律形式的纽带。”

著名诗人鸿硕（张兴泰）在诗歌研究专著《鸿硕文集》中写到：“完全限步说”是卓韦先生提出来的，上世纪80年代卓韦先生（我父亲的笔名，源自我奶奶的姓“韩”）科学、系统地阐述了这一理论体系，起到了里程碑的作用，已经并将继续有力地推动现代格律体诗的建设。

河南大学文学院刘涛教授著的《汉诗形式的理论探求——20世纪现代格律诗学研究》（人民出版社），是教育部的重大课题。此书篇幅较长，梳理较为全面，对“雅园诗派”设了专章，对我父亲的“完全限步说”设了专节进行介绍。刘涛教授认为，程文先生的完全限步说理论是“在总结新月诗派的单纯限字说和何其芳的限顿说的基础上提出的。程文认为新月诗派单纯追求诗行字数一致，而无视诗行音步数量的混乱。《汉语新诗格律学》在提出了完全限步说之外，还论述了音步和顿、诗节造型、格律修辞、平仄律与韵等问题。《汉语新诗格律学》一书最有特色的地方，乃是该书提出的“完全限步说”。“完全限步说”既要求行之间顿数的一致（或对称），又要求行之间字数的一样（或对称）。在齐言齐顿二者中，程文反复强调应以齐顿为前提，以齐言为辅助。但是，在创作实践中，往往会发生牺牲齐顿而片面追求齐言的情况。豆腐干体的产生与“齐言齐顿说”是有一定关系的。何其芳、卞之琳之所以追求齐顿反对齐言，正是因为他们看到了齐言齐顿的弊端。程文要求齐言的理由是音节（一个汉字）具有相对独立性，即使现代汉语中的轻音字，也有其客观存在的理由，无法把它取消。

新诗发展史学家沈用大先生在《新格律的遗产》（2008年《中外诗歌研究》第一期）一文中谈及“新时期的赓续”时指出：如果说“建立格律诗”是一个总纲，那么还要有具体方案，这就有赖于一批新的探索者。首先要提及的是哈尔滨铁路系统高级讲师程文。1987年他就在《淮阴师专学报》第三期发表了《从〈死水〉及〈诗的格律〉略谈闻一多实验新格律的得失》，提出了“完全限步说”。程文的“完全限步说”是字数与顿数的统一论，正符合闻一多的原意。程文对闻一多新格律资源的发掘，有拨云驱雾之功。新诗理论家孙逐明说，程文先生“从单纯限字说、单纯限步说到完全限步说”的划分观点令人信服。

显然，这种新诗格律的思想和理论体系既纠正了“新月派”单纯限字说“字数整齐步数乱”的弊端，又克服了何其芳单纯限顿说“顿数整齐字数乱”的问题；既解决了新旧诗的脱节问题，又促进了新诗的规范化、民族化和现代化；既可以继承古典诗歌“传统限字说”的实质精神，发挥长短音步有机配合来活跃和强化诗歌节奏的作用，弥补没有轻重音配合的缺欠，又便于同外国格律诗的接轨，从而更好地发展和繁荣我国当代的新体诗歌。

机缘巧合，2005年9月，北方文艺出版社终于与我父亲“牵手”，出版了父亲的《中国新诗格律大观——现代格律诗鉴赏创作辞典》和《唐绝句双读课本》。父亲结合案例进一步阐释了“完全限步说”新诗格律理论。《中国新诗格律大观——现代格律诗鉴赏创作辞典》以继承民族诗歌精华、建设新体诗歌为宗旨，全面分析“五四”以来新诗创作实践，并按照诗体形式，将精选的154位诗人的360首新格律诗编为整齐体（包括四步九言诗、四步十言诗、三步七言诗、二步五言诗、五步十二言诗等十八种）、参差体（包括六类全诗一式的和五类形形色色的全诗多式的参差体）和半格律体等上、中、下三篇，全面、具体地总结、分析和图示化地展示了新诗有史以来的各种诗体。此书以“现代完全限步说”为格律思想体系，对入选的所有诗篇都进行了详尽的格律分析，标示出了诗行音步与顿的安排，也标示出了韵脚与格律修辞的特点，并且将一些典型诗篇归纳成为格律形式的总体图谱。这样的选本形式在新诗史上前所未有，既能通过具体诗例普及新诗的格律理论知识，也能够促进与辅导现代格律诗的创作实践，用“五四”以来成功的新格律诗实践具体勾画了新诗诗体建设的整体蓝图。《文艺报》书评认为，这在诗史上前所未有，可以说填补了格律研究的一处空白。此书将对新诗的规范、诗体建设和成熟都具有参考价值与积极意义。

父亲非常注重理论和实践的结合。2004年4月，新天出版社出版了父亲的格律体新诗诗集《未荒草》。诗集践行“现代完全限步说”格律理论，并体现出“现代完全限步说”的可操作性。父亲著的《网上诗话》（2010年1月，世界文化艺术出版公司）有针对性地解析了格律体新诗理论发展和诗友们创作实践中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在写完《网上诗话》后，父亲的身体状况有些不好，平时只是看看诗友们寄来的诗稿和研究文章，很少再写东西……

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

正如《熔炉》中的那句话：我们努力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

正是这一信念让致力于格律体新诗发展的人不畏艰险，风雨同舟。这个“群”是小了一点，但并不一定孤独。这让人想起英国诗人济慈的那句诗：啊，孤独！假若我和你必须同住，可别在这层叠的灰色建筑里，让我们爬上山，到大自然的观测台去。

实际上，新诗的格律建设问题正为越来越多的诗歌研究学者和爱好者所关注。张炜曾指出，现代自由诗用频繁的折句以达到“节奏控制”固然“成就斐然”，但如何继承汉诗传统？如果要有犹如近体诗那样的朗朗上口的语感，是否可以深入研判其平仄和韵脚、对仗和赋比兴，探寻它们今天的功用？“拗口之诗无论意旨多么高妙，似乎先自失败了一半。”

就写到这里吧，再次向给予我父亲帮助的诗人、学者和诗歌爱好者，向《东方诗风》、格律体新诗网和中诗网的编辑们致以诚挚的谢意。

（作者：程雪峰，烟台大学新闻系教授、博士，阿列克系作者笔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