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殿仙

《烟台日报》我恩师，引我走上新闻路，

一生发稿四千篇，编辑功德永记肚。

我虽年已九十五，通讯路上不停步，

不能写大写小的，永生为党擂战鼓。

今年是《烟台日报》创刊80周年。这是烟台人民的一件特大喜事。尤其是对我这个95岁的老订户、老读者、老通讯员、老教师来说，意义重大。原本我是个对写稿烧火棍吹火——一窍不通的门外汉，之所以能在国内外媒体上发稿4000多篇，并出版了4本近百万字的通讯专著，为党的宣传工作作出微薄的贡献，主要是因为《烟台日报》的编辑、记者给予了我无微不至的关爱和教导。他们是我的导师、领路人、挚友。在此，我向他们鞠躬致谢。

80年前，我在庙后完小读书时，就组织通讯小组写稿子。那时我们三人对写稿一无所知，寄出一篇吹灯一篇，连写两年，一篇未发。小学毕业后，我调到寨头小学教学，又和两位民办教师成立了一个通讯小组。稿件一篇篇飞出去，忙活一年还是白吹灯。接着上级把我调到梁家村小学教书。怕稿件不被采用被群众笑话，我就偷着写、偷着往外寄，忙活半年，还是零收获。我心灰意冷，心想：咱不是写稿那块料，快消停了吧。就在这时，《烟台日报》的编辑见我对写稿这样热心，给我寄来了《通讯员手册》和写稿提纲。我如获至宝，抽空就读。通过学习，我才知道写稿件要有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结果五大要素。

一天，我与社员们一同下田割麦子，发现有几件小事很感人，于是连夜写了篇题为《丰收佳话》的稿子。其中写了四个小故事，一是“新媳妇初次交锋”、二是小会计黎明“失踪”、三是“孙大嫂束裙上阵”、四是“白金铜的笑声”。稿件寄出三天后，就在1958年6月25日的《烟台日报》上发表了。

万事开头难。此稿发表意味着我初步入门了，我也尝到了写稿的甜头。这时，《烟台日报》的编辑又给我寄来通讯员手册和有关写稿知识的材料，并发展我为《烟台日报》的通讯员。我写稿的劲头更足了，星期天也不回家，到处去采访、写稿子。我采写了《认真读书——西店小学见闻》，发表在1960年2月10日的《烟台日报》上。我又采写了一篇《建房三让，风格高尚》，《烟台日报》编发时还加了编后语。之后，我采写的《一群红色少年》也刊登在1959年6月的《烟台日报》上……

《烟台日报》的编辑见我净写些本学校的事，便教导我扩大写稿的范围。于是，当党的九大号召要落实党的干部政策时，我马上写了篇相关稿子投给《大众日报》，被刊登在头版头条。紧接着，省、市、区、县的电台广播站反复宣传庙后的经验，对落实农村干部政策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我代笔写的《祖国使俺老两口重见光明》被《人民日报》海外版选用。紧接着，这篇稿子被香港《文汇报》和许多外媒转载。我还写了一篇《擦锈记》，1972年被《山东民兵》《大公报》和《香港日报》刊发。1968年，铁口公社桥子沟村小学成立了一个广播站，每天晚上在北坡上用土喇叭宣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和村里的好人好事。我发现这个新生事物后，马上写了篇5000多字的稿子，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用25分钟播发了此稿。一石激起千层浪，全国各小学也相继成立了红领巾广播站。桥子沟红领巾广播站的站长杨明娟被请到烟台地区表彰大会上发言，介绍经验。

总之，在《烟台日报》编辑的引导下，我这只瘸腿小鸭也展翅飞起来了。

有人说我“走一路红一线，住到哪里红一片”，这话过奖了。不过我走到哪里，不采访点东西写一写，就像登顶泰山却没见到日出，心里总有点寡淡。

有一次，我到亭口镇鲍家泊村走亲戚，顺便采访了4个典型，回家写了4篇稿子，都被《烟台日报》选用了。其中一篇发表后，吸引了各级电视台赶来采访。每年我都到蓬莱市炉上村去小住，共为这个村子采写、发表了8篇稿子，有《七旬老农自费建乡村公园》《蓬莱六旬老人40年私车公用，被称为活雷锋》《烟台孝顺儿媳给婆婆当伴娘》《三个孝儿郎为古稀父母盖新房》《孝花在农家小院亮丽绽放》等。稿子发表后，各级电视台都争相赶来采访，这个村子的吴岚高、闫春香都被评为好人和道德模范，炉上村也被评为“美丽乡村”。

改革开放40周年时，烟台几家单位征稿，我写的《山村众老翁街头赞改革》荣获一等奖，《车轮滚滚四十年》荣获二等奖。多年来，经我宣传的人物中，有三人的家庭被评为“全国五好家庭”，有20多人被评为县、市、省的好人和道德模范，我也被授予“山东省书香农家”“烟台市模范老人”“栖霞好人暨第三届道德模范”，市政府还发给我《壮心不已 余热生辉》的奖状。我的家乡是骂阵口村，有时一年我能采写、发表七八篇稿子，电视台来采播5个节目，我们村出现了4位好人和模范老人。以上这些成绩，都应记在《烟台日报》编辑、记者的账上。如果没有他们的帮教，可能我早就搁笔了。

而今，我虽然是日落西山，一场小戏好谢幕了，但最美不过夕阳红，在《烟台日报》编辑、记者的帮助下，我出版了4本通讯专辑，一是《山花烂漫》、二是《繁花似锦》、三是《百花齐放》民谣700首、四是今年出版的《菊花朵朵》民谣1000首。我希望这些书能引导人们当君子，孝敬父母，昂首阔步跟党走。

有一年，栖霞县委宣传部举办通讯员培训班，邀请《烟台日报》的记者讲课。记者说：“写通讯报道仅靠几个人不行，要发动广大知青参与，千军万马齐上阵，才能把新人新事都反映到报刊上。”回来后，我在每个村子都选了一名知青到公社来培训。有一次，我带领祝家夼村的知青祝庆鲜到上林家村去采访一位采矿的万元户，回来写了《地宝献给勤劳的农民》发表在《烟台晚报》上。祝庆鲜通过写稿进步很大，被调到栖霞县委当秘书，后来又被调到《烟台日报》任办公室主任。林桂学是前罗坡小学的民办教师，通过培训，他的稿件纷纷见报，被调到县委宣传部写稿子，后来又被调到《威海日报》任总编辑助理、总编室主任，是威海市首位高级记者。五林庄的林建良参加培训班后，写稿的水平大大提高，参军后任宣传科长，退役后任成都市环保局副局长……这些出类拔萃的农民通讯员，为党的宣传工作作出了较大的贡献。

而今我年近百岁，仍旧为报刊写稿子。2023年，我写了一篇《牙山北麓的革命摇篮》，在《烟台日报》整版发表。

在《烟台日报》创刊80周年的喜庆日子里，我郑重承诺：年已九五日不多，分分秒秒勿蹉跎。为党为民写稿子，两眼不闭笔不搁。

（孙殿仙，栖霞市庙后镇骂阵口村村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