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世民

1967年7月1日，烟台地区革命委员会机关报《新烟台报》（《烟台日报》前身）问世。发行范围由原来的老市区（相当于现芝罘区），一夜之间扩大到17个县市。在群众办报方针的指导下，发展基层通讯员成为燃眉之急。从1968年12月开始，半年内我参与了3次通讯员培训班活动，除正常工作外，几件令人尴尬的琐事，让我心生另一番感触。

那是1968年12月初，报社在招远罗山玲珑金矿招待所开办首期工农兵通讯员培训班。临近实地采访阶段时，我被派去带队采访。当月11日，我与7名通讯员赶赴蓬莱聂家大队，其中有战士、有工人、有职员、有农民。在我们进村前，有几位外地报刊记者已经驻村采访，宿舍挺紧张，村里便将我们安置在一处倒厅房。

房子里的炕挺小，躺4个人就几乎翻不过身了，其他人只能在潮湿的泥土地面上铺点麦秸凑合着过夜。初冬时节，天寒地冻，因当年出差经常赶不上班车，为方便步行走路，每个人带的铺盖都不多，整宿冻得不敢伸腿。晚上睡不好，白天要采访，有几位会跳“忠字舞”的部队通讯员还得抽空教社员跳舞，工作安排挺紧张。稿子完成后，我们决定21日返回金矿，与其他几路通讯员会合，共同总结。

不料头天晚上小雨夹雪下了一夜，从村里到车站的几里土路泥泞不堪，为我们送行李的小推车只好半途返回。大家各自背着铺盖，一步三滑地走到北沟小车站已是9点多钟，幸好赶上了末班车，只是空座不足。经反复解释，有几个人只能将行李放在过道当座位，挤挤巴巴地总算在中午赶到了黄县城。下车一打听，因天气原因，当天开往山区金矿方向的车全部停驶。这下我们全傻眼了。此时又下起了小雨，背着行李冒雨走40多里山路，恐怕半夜也到不了家；在县城住招待所吧，几位农民弟兄的钱和粮票告罄了；去县革委求救，却因打派仗，已是人去屋空；车站又不肯借宿。真是死逼梁山一条路，只能走了。

一行人无可奈何地背起行李，冒雨上路。从中午走到天擦黑，盘山路越来越陡，被雨水淋湿的棉衣、行李也越发沉重，人人筋疲力尽，还是咬牙坚持着往前挪。大家心里都明白，停下来结果会更糟。就在这时，身后的山路弯道突然射过一道灯光。来自金矿的王振茂一声呼喊，立马跳到路中央，招呼我们：晚上跑这山道的肯定是矿上的车，拦下它！果然是矿车，司机见是矿上人，热情地招呼我们上车。

赶回金矿招待所后，已经下班的炊事员又重开炉灶为我们热饭。饭后已是夜深人静，困境中获救的小伙子们毫无睡意，有人提议掰手腕，几人淘汰出局后，坦克兵姚永兴和矿工王振茂争夺冠军。两人臂力相近，僵持较劲中只听“嘣”的一声响，谁也不知出了什么事。寂静片刻后，只听姚永兴很冷静地小声说：“我的胳膊断了。”

矿医院初步处理后，建议立即转送栖霞144军医院。我感觉浑身瘫软，站的力气也没有了，脑子里只剩下八个字：苦尽甘来，乐极生悲！

1969年3月初，我又被派到文登县发展通讯员，要求用3个月的时间选拔一批能提笔写稿的人。当时主政县里工作的是地革委派出的工宣队，人家给我一间闲屋作宿舍兼办公室。为师出有名，我随手写下《新烟台报社联络站》几个字贴到门上，不承想这名堂竟招来意想不到的麻烦。

当我和工宣队《斗批改战报》编辑一起举办的短期培训班结束时，几位公社社员拿出来程车票找我报销，票面是三五毛钱。在当时，不少大队干一天的工分，也就是毛数钱，我深知这张车票在他们心里的分量。只是这笔钱我也没有出处，只能硬着头皮婉言相拒。

几位通讯员并不理解。有人指着我贴在门上的“招牌”质问：“你们公家的报社就缺这点钱吗？总比我们强吧！再穷也得给拉张条子好回去交差。”一听这话，我如释重负，这码事好办。我立即开出几张白条，证明此人经报社新闻学习班培训，成绩优良，已被聘为新烟台报社正式通讯员，落款自然是“新烟台报社联络站”。至于这个站是个什么机构，开出的白条是否有效，只有天知道。当时庆幸自己过了这个人情坎，可事后多年难以释怀。那些白条真能报销车票吗？假如无效，那几位在冰天雪地中前来参加学习的农民兄弟又会怎样？

（宋世民，原《烟台日报》专刊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