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春明

近日，我整理父亲遗物时，在一堆文稿里发现了一个信札，信封是《烟台日报社缄》，地址是烟台市北大街54号，电话总机224371，邮戳日期为1993年2月1日。抽出里面的信笺，是《烟台日报》的专用稿纸，开头是远起（我父亲叫吴远起），落款是洪鹤（王洪鹤）。信里主要说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是“海阳一行，收获不少，包括思想上认识上观点上，前捎三份样报，想已见。除了本报已发的那三篇外，我写的那篇评论《‘转化’的启示》不久前已被《大众日报》刊用（见1992年12月23日，二版‘大众论坛’）。成绩出新闻，新闻出思想，诚哉斯言！ ”

那个时候我父亲刚从长岛水产的科技岗位上退休，受聘于海阳县政府做海洋开发顾问。当时在烟台日报社做编辑的王洪鹤叔叔陪同我父亲去往海阳，一个去指导水产品养殖，一个去基层采访收集素材，于是就有了信上的这段话。

我父亲生于1930年，1947年参加革命，后来搞了一辈子水产科研工作。因为成绩突出，1993年10月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待遇。他打小就喜欢读书写作，1949年12月成为新华社北海分社的一名通讯员（我至今保存着他的通讯员证书）。王洪鹤是科班出身，文笔精湛，一直鼓励和帮助我父亲提高写作水平。后来，我父亲陆续成为大众日报社和烟台日报社的特约通讯员。

我只见过王叔叔一面，大概是20世纪90年代初。有一次我去烟台开会，父亲让我带点东西给王叔叔。他住在烟台老体育馆的东面，是烟台日报社分的房子，具体几层楼我忘了。他家的写字台玻璃板底下压着好多张照片，其中还有一张我的彩色照片。说起来有些脸红。王叔叔有一个掌上明珠，岁数和我相仿，在银行工作。两家人有意撮合我俩，就有了互相赠送照片的第一步。后来因为母亲不舍得我离开长岛，也就没有了第二步。不过，那个没有成为对象的女孩的照片我一直保存着。如今她也是60多岁的人了，不知可还安好。

我曾听父亲讲过他和王叔叔的革命友情，说起来有些话长。从1947年10月长岛陷落敌手，到1949年8月长岛第二次解放，这是长岛人民度过的最黑暗、最悲惨的时期。在这段时间里，长岛县的84名党员、干部、积极分子惨遭杀害，100多名群众被关进监牢，遭受毒刑拷打。为了保存革命力量，长山岛特区工委将一批共产党员、干部和积极分子分别转移到东北和蓬莱等地。

长山岛特区工委转移到东北后，以大连“恒昌和”代理店为掩护开展工作。根据对敌斗争的需要，于1947年10月下旬在大连成立了一支海上游击队（大连队）。我父亲成为海上游击队（大连队）的第一批队员。这期间我父亲认识了王叔叔，他的公开身份是大连化工厂的一名技术员。我父亲和王叔叔及其他两个人有一张1948年5月在大连的合影，至今我依然保留着。

长岛第二次解放后，我父亲回到了长岛，王洪鹤叔叔回到了烟台。如今两位老人都已作古。年轻时的战友，后来的共同爱好和手足之情，让彼此的友谊跨越半个多世纪，如黄渤海之水激荡着过往。我没有辜负父亲的嘱托，依然保持着读书看报记笔记的良好习惯，闲暇时笔耕墨耘，作品偶见于《烟台日报》。退休后组织上征求我的意见，可以任选一种报纸做为老干部的一份精神上的福利，我毅然选择了《烟台日报》。这份选择首先是源于父辈的惺惺相惜，也是因为文字的力量让我的精神世界格外丰富和安详。

（吴春明，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山东省散文学会会员，山东省写作学会会员，烟台市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