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风冠

1951年12月16日，经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宣传部批准，1947年底被迫停刊的中共烟台市委机关报《烟台日报》以《烟台劳动报》的名义复刊。我父亲吴声远服从组织安排，从烟台实业公司调到报社业务组，成为报社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

刚复刊的报社，工作人员多为新手，机器设备陈旧落后，尤其是资金短缺，业务组负责开源创收。父亲提出面向社会承印各种印刷品以增收。

父亲1919年生于招远，半岁丧母，身体多病，1.74米的个头，体重却不足百斤。但种过田、做过生意的父亲吃苦耐劳，头脑灵活，外出采购急缺物资时，千方百计完成任务。到各企事业单位承揽业务时，他态度谦恭和蔼，即使碰了钉子，也笑脸相迎，很快就打开了局面。他身兼数职，一人骑着自行车满街跑，一边承揽印刷业务，一边运送成品货，常常是这批货送去，当场就揽回下批活儿。能写会算的父亲，计算成本又快又准，还能当场设计戏剧电影广告，提笔写就的演员排序、名角位置、字体大小，得到了剧场经理和名角的夸赞。

父亲爱社为家，对生产中出现的问题，不用领导吩咐，一经发现就主动加班攻关解决。他善于沟通，会化解矛盾，当领导决定对恤养院退货的存根错字三联发票重印时，父亲从减少国家损失的角度出发，主动请缨找褚文郁院长协调，“存根错字不是大问题，如果全废了，不仅报社受损失，也给一穷二白的国家造成浪费。如果不用重印，我们只收成本费。”“看你一心为国家和报社着想，那就不重印了。”褚院长答应了。为报社节省了资金，父亲高兴得不得了。

他废物利用，将印刷报纸裁剩下的纸头，加工装订成学生写字练习本，把业务室隔出一间营业房，出售写字本的同时销售铅笔、墨水等学习用品，为报社增加了收入。父亲年年被评为报社先进工作者，1958年被市政府授予烟台市先进工作者称号。

1958年7月1日《烟台劳动报》正式复名《烟台日报》，由隔日刊改为日刊，因编辑不足，有私塾底子和古文基础的40岁父亲半路改行，成了编辑部年龄最大的编辑。为了工作不掉队，他加班加点审改文稿，白天写，晚上写，连睡觉做梦也在写，终于完成了领导交给的采编任务，在编辑部站稳了脚跟。

那个时代，报社很重视读者来信，一般来信由编辑部回复，重要内容或民主人士的来信，则是总编亲自写回复内容，由毛笔字和钢笔字书写规范的父亲代抄寄给来信读者。按照领导要求，父亲以读者来信的用笔和字体抄写，做到毛笔写的来信用毛笔字回复、钢笔写的来信用钢笔字回复、楷书写的用楷书回复、行书写的用行书回复。许多读者接到回复，高兴地再回信，“总编写的字和我写的是一个体。”

报社当时的收报机陈旧落后，新华社的电稿字迹经常看不清。为避免印刷报纸出错，总编决定让父亲去负责校对室。由于校对属于编辑部干部编制，不能享受当时工人才有的夜班费补贴的待遇，一些同志有意见。父亲在向同事讲明政策的同时，处处以身作则，带领全组同志齐心协力减少差错，受到党组织的表彰。

1961年烟台人民广播电台成立，父亲被调到广播电台一干就是4年。1965年，随着广播电台改为山东人民广播电台烟台转播台，父亲又调回烟台日报社印刷厂任业务负责人，承担印刷毛主席著作的任务。可当时只印报纸和市委内部文件的印刷厂，并没有印刷毛主席著作单行本的技术条件。面对印制毛主席著作高质量的要求，父亲一边组织设备购置，一边招收年轻工人强化技能培训，昼夜靠在厂里，放弃了节假日回农村老家团聚的机会，保质保量按时完成了印刷任务。

1966年初，报社接到上级精减人员的指示，取消了对外印刷业务，多名人员分流到烟台印刷厂，父亲也在其中。当他把自己的书籍、笔记本、笔墨纸砚包装好拿回家，准备第二天去印刷厂上班时，报社来人告诉他不用去印刷厂了，让他继续回报社上班。原来许多同事找领导说了一大堆理由，才把父亲留下来。

1976年父亲光荣离休，但被留任培养接班人到其能够独立工作。父亲正式离岗回到老家招远吴家村与母亲团聚后，老两口开荒种地，养鸡种菜，康乐晚年。离休后，他依然秉承报社的传媒精神，写书法送对联，为学生讲红色文化，编写文艺节目，他创作的“快板书”“三句半”和书法作品多次获奖。2015年，96岁的父亲无憾地离开人世，为子女留下了“不忘感恩，见贤思齐，生活简单，永葆童心”的做人理念。

在父亲影响下，4个子女都努力工作，先后加入了共产党，3人被评为高级职称，2人当选报社通讯员。我虽然只有小学文化，15岁进工厂，但与父亲住在一起，听他讲报社的故事，讲同事们取得的成就，这激励着我在本职岗位奋发图强，坚持自学，投稿报社宣传好人好事。1964年我发表千字通讯成了报社的通讯员，1965年当选全市253位文艺创作人之一，1970年成为烟台服装工业公司的专职宣传干部。1979年8月14日，《烟台日报》发表我写的《高速发展生产的可靠途径——烟台服装行业实行专业公司企业化的调查》，被市政府《情况内参》转发，推动了全市开展专业化生产。在《烟台日报》的一路引领下，退休后我成了一名银发导游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