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海波

我刚满六岁，母亲就去世了。后来，我每天晚上都是和小哥在一个被窝里睡觉，直到小哥参军。这中间，父亲搂着我睡了两个晚上，数十年后，我依然对这两个晚上记忆犹新。

兄弟姊妹六人中，我最小。农村人习惯把家里排行最小的孩子称为“小老生”，这个称谓也意味着这个孩子在家里是被宠着、惯着的。而事实上，我不但没被宠着、惯着，反而因为我的调皮、淘气挨了父亲好多次揍。一位本家奶奶后来曾夸张地说：“这孩子是叫他爹打大的。”

调皮归调皮，我在学校和同学们、在村里和小伙伴们都是和睦相处、团结友爱的。在我的人生记忆里，我只和小伙伴动手打过一次架。那是我七岁那年初冬的一天上午，我和邻居家的一个同龄男孩儿在街上玩闹，忘了因为什么，我俩吵了起来。他冷不丁来了一句：“活该，你妈死了！”这不是专戳我的痛处吗！我“啪”的一下给了他一巴掌，接着我们俩就开始撕打起来。撕打中，他的鼻子被我打出血，哭着跑回家了。天晌了，我也要回家吃午饭。我一进院门就遇见了那个小男孩和他妈妈，他们跟我爸“告完状”正往外走。我也没搭理他们。正当我一脚门里一脚门外要进家时，父亲一个箭步从堂屋冲过来，从我腰间把小哥给我刻制的一把木质玩具宝剑和一把铁质玩具手枪揪了去，用小板凳在地上把小手枪砸成饼，然后又把宝剑折成四截，狠狠地扔到锅底下，紧接着抓住我边打边骂。父亲的盛怒吓到了我，我一把挣脱出来，一口气跑到南街，钻到一个玉米秸秆垛里藏了起来，整整一个下午没敢露头儿。傍晚，尽管父亲、哥哥、姐姐们满村喊我、找我，我还是不敢出声儿。天越来越黑，越来越冷，我还两顿没吃饭，真可谓饥寒交迫。此时，我心里纠结极了，继续躲在外面，天黑又害怕；回家吧，又怕被爹打。可终究不能一宿在外面不回家吧？无奈之下，我还是从草垛里钻了出来，找到本家的爷爷，让他送我回家。在父亲的质问下，我哽咽着把打仗的前后经过说了一遍。父亲听后只是抽着烟喘着粗气，什么也没说，后来就催我上炕睡觉。不一会儿，父亲也破例早早地上了炕，并把我拉到他的被窝里。被伙伴的恶语伤害，又在外面受冻挨饿，我冤得不停地抹泪。这时父亲对我说：“和小伙伴在一起，要多让着点儿，好好噶和（交往），不能由着性子来，更不能打人骂人。再和人家打仗我还揍你！”我说：“他也打我了呀，我这阵儿（现在）手还痛呢……爹，我想俺妈！”说完我就呜呜地哭起来，同时把手伸给父亲看。父亲用粗糙的手给我抚摸了几下后，把我紧紧地搂在怀里。从那以后，我再也没和任何小伙伴打过架。

岁月如梭，转眼间十一年的时光就过去了。这十一年，是父亲含辛茹苦供我上学、养育我成长的十一年。眼看着再有半年我就高中毕业了，能像壮劳力一样给家里挣工分、为父亲减轻负担了，父亲却顺从我的心愿，送我参军入了伍。

1976年12月26日，我离家到部队的头天晚上，当我的哥、嫂、姐、姐夫以及为我送行的邻居亲朋们各自回家后，已是深夜。我和父亲也赶快上炕睡觉。刚躺下，父亲就掀开自己的被子，叫我和他一个被窝睡。我一钻进父亲的被窝，父亲就把我搂了起来。

父亲一边抹泪一边说：“到了部队不要怕遭罪，好好干！也不要挂挂（牵挂）我和家里……”我也流着泪连声答应：“爹，您放心，我一定好好干！您的胃不好，也要顾着点儿自己，不要太累。”之后，我们爷俩就相互搂抱着，谁也没再说话。

在部队上，我念念不忘父亲的嘱咐，更没有忘记父亲的搂睡。这搂睡不仅给了我温暖，更给了我力量。六年的军旅生涯中，每逢艰苦时刻，父亲的谆谆教诲就回响在我耳边。我苦练军事技术，积极学雷锋做好事，多次立功受奖，并被授予“军事技术能手”“学雷锋积极分子”等荣誉称号；在担任班长的三年间，我以身作则，带领全班刻苦训练，我们班连续三年荣立集体三等功，并被誉为全师的“尖子班”“典型班”“先行班”。临近退伍时，我还带领全班以“先行班”的名义，为全师做了新训练科目表演。从哥姐给我的回信中得知，“有泪不轻弹”的父亲，每当收到我的立功喜报或得知我在部队取得成绩时，总是喜极而泣，含着泪说：“这小东西到了部队有出息了……”我懂父亲，作为一名1947年入党的老党员、为人民服务多年的村干部，他不但严于律己，对子女们也一贯是严格要求，儿女们“有出息”，正是他一生最殷切的期盼。

到上个月底，父亲离开我们整四十年了。父亲在家庭十分困苦的情况下，以深沉的父爱把我拉扯大，让我感悟到“严父慈母，父爱如山”的真谛。“严是爱，松是害”，是长者管教晚辈的颠扑不破的真理。人们常说，家教是第一课堂，父母是第一任老师。如果说我在不同岗位上都取得了一定成绩的话，那与党组织的培养、部队的磨炼、领导和同志们的帮助密不可分，与父亲自小的严格管教也不无关系。

爱的表露方式千差万别。父亲的“抚摸”是爱，父亲的“拳脚”未必不是真切的爱……没上过一天学、不会讲大道理的父亲，为了教我这样一个“听不进好话”的调皮孩子长记性、好好做人，“拳脚”未必不是最有效的方式，而搂睡更是一种爱的传递、一份希望的寄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