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绍堂

屈指算来，我与《烟台日报》结缘已近50载。回眸过往，思绪万千，感慨系之。

1975年9月，我由招远县勾山公社（今招远市夏甸镇）调到了招远县委报道组。翌年夏，组织上安排我到烟台日报社参加新闻学习班。那时，烟台日报社年年举办新闻学习班，时间多为三个月或半年，学员大多是来自烟台地区（即现在的烟台市）各县市和大型企业及驻军部队从事宣传报道工作的小青年。这次学习班，是我人生中一个颇值得铭记的时段，半年多的时光承载着足足的教益和满满的收获。在这段日子里，我不但得到了新闻写作理论与实践的升华，还有幸结识了多位扶掖我成长进步的“良师益友”，收获了友谊和感动。

学习班归来之后，我成为《烟台日报》的虔诚读者和热心撰稿人。由于我偏爱言论写作，结识了《烟台日报》理论学习版编辑汪玉春老师。我在《烟台日报》发表的第一篇评论文章《遵守纪律是奴隶主义吗？》（1978年6月10日）就是汪玉春老师编辑的。从此，我们之间开始了亦师亦友的交流，电话和书信来往成了家常便饭。汪编辑对我的稿子从不轻易“枪毙”，即便需要动“大手术”，也总是不厌其烦，有的稿子甚至改得面目全非，有的稿子还会提出具体修改意见让我重写，每每还“命题作文”，出题目约稿于我。我记得，当年全国规模的整党运动，《烟台日报》开设了整党专栏，汪编辑就向我下达了撰写“整党要做到边整边改”的理论文章的“指令”。我的“作业”虽然完成得不尽如意，但经汪编辑的一番妙笔加工，一篇近两千字题目为《共产党员要做到边学边改》（1984年7月2日）的理论文章很快就刊发在理论学习版“整党专栏”的头题。当时我正被抽调至县委整党办公室帮忙负责文字工作，这篇文章的发表，不但在我的朋友圈引起了“轰动”，也为我的工作增了色、添了彩。汪编辑的“良师益友”特质和职业风范，令人感佩。随着写作范围的拓展，我又与采通部（后改为总编室）的王洪鹤主任和文教部的宋世民主任、于书恒主任接上了头，文来文往，往来不断。再后来，我又与负责周末版的孙为刚主任取得了联系，并得到了莫大的扶掖。有好长一段时间，我几乎每周都有一篇或“星期论坛”或“周末杂谈”（“周刊随笔”）或“山下茶馆”（杂谈）或“杂文”发表。我老家的一位叔伯哥看到我成为“山下茶馆”栏目的月主持人（系列谈每周一篇）后，不明就里，还以为我调到烟台日报社了。如此文来文往，我与报社编辑们的对接联系不断密切，也加深和升华了我与编辑之间亦师亦友的情谊。正是因为众多编辑的真诚勉励和热心扶持，使我在写作上能够锲而不舍，笔耕不辍，不断长进，有所收获。粗略统计，我已在《烟台日报》发表各类稿件600余篇，其中有9篇获奖，有的稿件还被评为“红旗稿”（如杂文《且谈“精神贿赂”》），8次被报社评为“模范（优秀）通讯员”。

《烟台日报》带我走向写作之路，提高了我的知名度。每当《烟台日报》发表了我的文章，就会在我的朋友圈引起小小的波澜。至今，我已先后出版了《边鼓集》《红尘所思》《步程文集》《步程心说》四本小册子，虽称不上名篇佳作，但却是我引以为豪的资本。一个爱好写作者，能够出版几部作品集，无疑是可喜可贺的事情，更不枉酷爱写作一场。让我感念的是，我出版的第一本杂文集——《边鼓集》（1993年），收入的百篇杂文几乎都是被《烟台日报》发表的，至于《红尘所思》《步程文集》《步程心说》等文集，入编的文章被《烟台日报》发表的占比都达70%以上。这些付梓面世的文字里，凝聚了《烟台日报》编辑老师的许多汗水与心血。我之所以能够在写作上有所斩获，成为山东省杂文学会理事、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与《烟台日报》是分不开的。我发自内心地感谢那些站在作者身后默默奉献的“老师们”，感谢《烟台日报》的勉励与鞭策。几十年来，我写的好多东西是被《烟台日报》编辑老师“催”出来、“逼”出来的。如果没有《烟台日报》的提携和动力，我可能就放任自流，得过且过了。《烟台日报》“逼”我动笔，“催”我进取，促使我的写作能力得到了锻炼和提升。

由于长期养成的爱好和习惯，我已把写作当成生活的一部分和一种乐趣，时不时就会不由自主地信笔涂鸦起来。退休后，自由支配的时间多了，而且不受环境条件制约，完全可以无拘无束地释放爱好，肆意尽兴。因而，我仍然时常写点散文或文史之类的稿件给《烟台日报》或《烟台晚报》。在长达50载的时间里，我无论从事宣传工作，还是其他工作，都与《烟台日报》编辑部保持着密切联系，从未间断来往，时有稿件发表。

值此《烟台日报》创刊80周年之际，抚今追昔，心潮澎湃，思绪万端，今撰小文，以示纪念。我与《烟台日报》的这份不解之缘和深厚的“师友情”，日久天长，如同陈年老酒，醇厚芳香，弥足珍贵，难以忘怀，将永远珍藏于心。我衷心祝愿《烟台日报》越办越好，百花园中更鲜艳！

（作者简介：招远市政协文史委原主任、山东省杂文学会理事、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