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行方

法国哲学家列斐伏尔认为，空间与人存在着复杂的对应关系，空间塑造着人类的行为和思维。筒子楼就是这样，它以其特别的存在对人际关系产生微妙的影响。譬如，因为廊道狭窄，人们迎面相遇时都会礼让一下，并微笑着致以简单的问候；房间逼仄狭小，无形中拉近了家庭成员之间的距离，使夫妻关系更加亲密。同时，因为私密性差，邻里之间和睦相处，彼此保持着某种心照不宣的理解和最大限度的包容。

迄今，我在烟台生活了三十年，辗转搬了三次家。每一次搬家，都不是简单地告别过往，而是在生活中延续过往的记忆。奥尔罕·帕慕克说：“每个被遗弃的旧居都是倒置的博物馆，展品不是主人带走的物品，而是其间残留的主人的灵魂。”总有一天你会发现，本以为再无牵绊的那些旧居，早已成为生命中密不可分的一部分。

一

20世纪90年代以前，筒子楼是一种常见的城镇住宅形式。这种简陋的建筑形态，是特定年代的产物，承载了很多人的情感记忆。如今，伴随着城市化的进程，筒子楼在多数城市已经退出了历史。

我住进筒子楼是在三十年前。那时候城市住房短缺，即便是筒子楼，也是僧多粥少，要排队才能分到。第一次拿到钥匙时，我和未婚妻都很开心，特意找了家小饭馆庆祝了一番——虽然只有小小的一间，但那毕竟是我们自己的家啊！而且，它对于我，还有另外一层意义：意味着我在这个城市拥有了容身之地。入住前，我们简单地粉刷了内墙，又在地上铺了一层地板革，再放上一张双人床、一张小餐桌、一台电视机，小小的蜗居便满满当当。那是名副其实的蜗居，十平方米的空间，同时兼具卧室、餐厅、书房等多种功能，但我们敝帚自珍，每一天都过得很温馨。

筒子楼的外观非常简朴，数十年风雨磨蚀，渲染出岁月的沧桑感。论高度，它不及楼前楼后的几株老树；论楼龄，它比所有的房客都要老。楼内拥挤杂乱，本就不宽的走廊，被煤气灶、煤气罐、自行车及各种杂物挤成羊肠小道。两个人迎面相遇，必须侧身相让才能通过。楼内没有厨房，住户们就在走廊里做饭，每家一个煤气灶，正对着自家门口。下班后，满走廊都氤氲着浓浓的油烟。这时候，不用挨家去看，飘过来的气味会主动告诉你，各家分别做了什么好吃的。

筒子楼没有独立的卫生间，每层楼的中间位置是共用的盥洗室。盥洗室两边，分别是男女公共厕所。盥洗室有两排水龙头，水龙头下面是长长的水槽，每天睡前和晨起后，人们拧开水龙头刷牙洗脸，平时则用它洗碗、洗菜、洗衣物。最让住户们欣慰的是自来水水质好，据说水源地在南郊，采自无污染的地下水，煮饭烹茶，清冽甘甜。在夏天，清凉的自来水可以用来冰镇西瓜和啤酒；晚上，经常有人关了灯，用脸盆接水冲凉水澡。周末，盥洗室被主妇们占据，她们忙着洗洗涮涮，在哗哗的水声和笑语中，把简单的日子清洗得干干净净。

深夜和上班时间，老鼠就成了筒子楼的主人。因为养尊处优，它们普遍体态肥硕，而且不怕人，即使在白天，也大摇大摆地窜来窜去。走廊里，几乎所有的东西都被它们当作磨牙的材料，软的如鞋子、衣物，硬的如木柜、门框、拖把杆等。有一段时间，楼内的有线电视突然没了信号，后来找到原因，原来是电缆被老鼠咬断了。彼时网络不发达，更没有手机等娱乐载体，收不到电视信号，几乎等于屏蔽了夜晚所有的消遣。

法国哲学家列斐伏尔认为，空间与人存在着复杂的对应关系，空间塑造着人类的行为和思维。筒子楼就是这样，它以其特别的存在对人际关系产生微妙的影响。譬如，因为廊道狭窄，人们迎面相遇时都会礼让一下，并微笑着致以简单的问候；房间逼仄狭小，无形中拉近了家庭成员之间的距离，使夫妻关系更加亲密。同时，因为私密性差，邻里之间和睦相处，彼此保持着某种心照不宣的理解和最大限度的包容。

在筒子楼，几乎每个窗子上都贴着红“囍”字，“囍”字的褪色程度，显示了主人的婚龄和居住时间的长短。“寒窑虽破能遮风雨，夫妻恩爱苦也甜。”正如这句戏文里说的，筒子楼里的小夫妻们，都沉浸在婚姻的甜蜜和美好的向往里，没有谁在乎眼前暂时的简陋和艰苦。

筒子楼的冬天没有暖气，各家自备电暖器取暖，晚上用电高峰时最担心跳闸。一跳闸，整个楼就回到了寒冷和黑暗里。而到了夏天，筒子楼里闷热难耐，人们晚饭后到室外乘凉，有的聊天，有的散步，有的打着手电筒捉知了猴，有的躺在光溜溜的石板上数星星。有一次，我和妻子在大院里溜达，竟意外发现一个人迹罕至的去处。那里杂草丛生，靠墙根有一棵高大茂盛的无花果树，满树熟透的无花果无人采摘。我爬上树，妻子在树下接应。我们一边摘，一边递，一边大快朵颐，无花果的甜蜜转化成快乐，让人恍惚间觉得闯入了“伊甸园”。

在筒子楼，住户们的隐私被压缩在狭小的蜗居内，一有点风吹草动，就会很快传遍整栋楼。哪对夫妻吵架，谁家孩子哭闹，谁家正在追什么剧，左邻右舍一清二楚。

一楼门口住着石头一家。四岁的石头聪明伶俐，他的存在表明，他们是这里的老住户了。每天下班后，石头的爸爸总是先一步回来，站在楼道里做饭，等石头妈妈推着自行车回来时，他已经把饭菜做好了。吃完饭，爸爸带石头到院子里玩耍，妈妈则到盥洗室里洗刷碗筷。

一楼走廊右侧的尽头住着另一对小夫妻，男的叫小魏，喜欢弹吉他；女的是一名钢琴老师，每次回来时，高跟鞋的声音响亮而有节奏，由远及近的节拍，渐次融入清脆悦耳的“秋日私语”里。在大家眼里，这是一对“琴瑟和谐”的组合。小两口在筒子楼里住了三年多，直到那年春天，小魏搀着大腹便便的女教师，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凡事都有两面性，住筒子楼也有不少好处。比如，不用交水费，不用交闭路电视费，不用交物业费、停车费，等等。人们随遇而安，仿佛住进了世外桃源，并以此自我宽慰：虽然位置偏僻，但是安静啊；虽然住得挤巴，可是省钱啊；虽然电视信号不好，但是不用交费啊；虽然条件差了点，好歹有个地方住啊……

有人说，小房子里的家庭，离婚率比住豪宅的家庭低。这种说法如果成立，肯定是夫妻双方的心态所致——住在筒子楼里，人们的心态是平和、低调的：因为住得差，挣钱又不多，便对另一半心怀歉疚，生活中即使有摩擦，也会给予最大程度的谅解。这种相濡以沫的生活虽苦犹甜，弥补了条件简陋的缺憾，夫妻关系因而变得更加和睦而稳固。

然而事实证明，走出筒子楼的爱情，未必都能经受住时间的考验。十多年前，我和妻子偶遇一位当年的邻居，攀谈时意外得知，石头的父母和小魏夫妻在离开筒子楼几年后就分别离异了，具体原因不详。因为这不是什么光彩事，也不便进一步打听。

两个小家庭的变故，让我和妻子唏嘘不已。不知道这样的结局，是否应验了列斐伏尔的理论，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生活幸福与否，和居住条件的好坏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二

搬出筒子楼后，我在金沟寨居住了六年。刚搬来的时候，那一带还被叫作“东郊”，正处于城乡并存的阶段。几十间破旧的房舍，一片七零八落的菜地，残留在城市化浪潮的边缘，沿用着古老的村庄名称。

胶东沿海一带有不少叫“寨”的村子，顾名思义，这些地方一般与古代军事防御有关。明初，为防备倭寇侵扰实行卫所制度，“自京师达于郡县，皆立卫所”，卫所之下，又设寨、墩和堡。寨即要塞，墩为烽火台，堡则是哨所，一般依险而建，是古代最基层的军事单位。金沟寨很古老，建村于明洪武年间，它作为一个村庄的历史，大致等同于烟台的建城史。这里也是冰心先生魂牵梦萦的灵魂故乡。冰心晚年，经常深情地回忆起这个山陬海隅间的小村落，回忆起在大海边度过的童年。这是一处充满历史韵味的地方，荒树丛生的清末炮台，“雄风海表”的题刻，童年冰心踏足过的海滩，以及连绵不绝的海浪，无不述说着岁月的沧桑。刚搬来的时候，我曾写过一篇博客，题目是《和冰心先生做邻居》——那时候，冰心先生刚刚辞世不久，媒体上刊发了不少纪念文章，我以这种穿越时空的想象，表达对这位世纪老人的敬意。

我现在的单位距离金沟寨很近，工作之余，我经常在附近散步。现在的金沟寨，已经完全消隐了昔日村庄的痕迹。小区里最明显的变化是车多了，楼前楼后停满了车。沿街增开了不少店面，都是新面孔，形成夹道欢迎之势。树木粗大了许多，犹如儿童长大成年。以前带孩子玩耍的小广场还是老样子，看上去干净整洁，而一旁的护栏已经变得锈迹斑斑。

2000年是“千禧年”，于我个人而言，更是“双喜临门”之年。这一年，我的儿子出生，接着又分到了新住房。弄璋之喜和乔迁之喜接踵而至，让我的每一天都忙碌而充实，每一天都充满了喜悦与幸福。

个人的安居乐业，得益于时代的发展进步和社会的改革创新。1999年底，我所在的单位分房，根据职工的年龄、工龄、职务等打分，依据分数高低安排相应的住房，由个人出资购买产权。我因为入职晚、资历浅，分数排在最末，分到的是一套小而旧的住房。还没等我从筒子楼搬进去，转过年，又赶上妻子单位分房。在那之前，各单位通行的分房政策是“分男不分女”，妻子单位废除老办法，试行夫妻双方平等分房，而且规定：夫妻双方原来有住房的，如果抵顶面积可以加分。于是，我把本单位刚刚分到的旧房交到妻子单位，换取了加分，使她的排名超越了不少老职工，最终分到一套一百多平方米的新房子。那时候，人均居住面积小，一百平方米以上的房子很少。许多人熬了大半辈子，退休时还挤在几十平方米的蜗居里。而我参加工作没几年，不但连续跨越“居者忧其屋”和“居者有其屋”两个阶段，还早早实现了“居者优其屋”的目标，不能不说是一种幸运。

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房子不仅仅是住所，更是一种生活方式。乔迁新居，不仅仅是居住条件和环境的改善，同时还意味着生活状态的改变。有一种未经核实、近乎调侃的说法认为“小空间的睡眠更香甜”，意思是小空间较之于大空间，更能让人感受到安全感，而大空间因其空旷，会给人带来一种不确定感。这种说法有两个依据：一是早期人类居住在狭小的山洞里，山洞的狭小使野兽无法从背后偷袭，从而避开了外界的危险；二是人在胚胎时期住在母亲的子宫里，出生后又被母亲抱在怀里，适应了这种狭小空间。而我当年的体验，似乎也印证了这个说法：住惯了狭小逼仄的筒子楼，一下子搬进宽敞的新房子，晚上像睡在大街上，总有些不适应和不踏实的感觉。

那是一段与大海朝夕相处的日子。小区离海边仅几百米，我家住在五楼，每天站在窗前就可以看见蔚蓝色的大海。夏秋季节，月明之夜，海边总有不少游玩的人。我们在海边散步，看着一轮气定神闲的明月从海上冉冉升起、在海面上洒下万顷银光，在习习海风中感受“天涯共此时”的人生况味。

海是我们生活的组成部分，见证了我们每天的生活日常，也见证了儿子一点一滴的成长。我搬来那年，儿子尚不满周岁，刚开始牙牙学语和蹒跚学步，我和妻子经常抱着他在小区附近玩耍。我们看着小小的他在海边摇摇晃晃地学走路，与小区里的孩子玩耍追逐，在这里留下了最初的人生足迹。周末，我们带他到海边玩耍，看着他兴致盎然地玩沙子、捉小螃蟹，捡拾贝壳、石子、海星……时间过得飞快，等我们搬走时，他已经长成一名小学生，背起书包走进了学校。

生活在海边，每天都会收到大海的馈赠。有一次，我们居然意外捡到两只又肥又大的活海参。海参平时是栖息在海底的，不知什么原因让它漂到了海边。而更多的收获是无形的，是看不见的，像轻柔拂面的海风，像无休无止的海浪，像宽广无垠的海面，潜移默化着我们的生活。

马提亚尔说，“回忆过去的生活，无异于再活一次。”漫步在昔日小区，我总会想起那些与大海相伴的日子，往日情景宛在眼前，内心充满欣慰和感激。

三

离开金沟寨后，我搬到了一个叫“东风里”的小区，那里是学区房，孩子上学方便。我们在那里住了十二年，直到八年前孩子升入高中后才搬走。八年来，我曾经多次路过那里，每次都只是匆匆一瞥，匆匆而过。暮春时节，我又一次路过，脚像被什么力量吸引，不由自主地踅了进去。

在烟台，名字带“里”的小区还有好几个。除了“东风里”外，还有“红旗里”“迎春里”“青翠里”“乐山里”等，大都建于同一时期，从名字到外观，都颇有一些年代感。十几年前，市里进行“平改坡”改造，在楼顶加盖了红色彩钢瓦，又将外墙统一粉刷，既解决了老房子隔热保温和雨水渗漏的问题，也给老小区增添了些许时尚气质。

这是一次临时起意的重访。在昔日的小区里信步，我漫无目的，东瞅瞅西看看。因为是工作日，又是上班时间，小区里很安静。离开的这些年，小区的变化并不大，道路、设施、格局等依旧，但仔细观察，还是发现了不少被时间篡改的细节：楼门口的报箱落满灰尘，只有少数几个还在使用；小卖部还在，卖的东西似乎也没变，不同的是案板上多了两个收款二维码；新刷的墙面上，总有细小的局部被忽略，露出往年风雨的痕迹……

拐过街角，就是我当年居住的那栋楼。暮春和煦的阳光从楼顶倾泻下来，将水泥地面进行分割，一明一暗，仿佛旧忆与现实的鲜明对比。楼下的空地曾经是孩子们的乐园，每当周末闲暇，小区的孩子们在此玩耍、打闹，大人们则下棋或者聊天，有时候，连收废品的人也停止吆喝，带着好奇悠然旁观。

水泥空地上，那根各家共用的晾衣绳还在，风中飘曳的衣物却已不复当年。楼前的老杨树还在，树上的鸟巢也在，只是不知枝头的花喜鹊是否还是当年那只。高过楼顶的树冠是整个小区的制高点，夏天的晚上，人们在室外乘凉，总是能听到杨树叶子哗哗响动，向整个小区预报起风的消息。此时，杨树正在开花，“毛毛虫”状的棕红花穗簌簌落下，像凋零一地的旧时光。

又见到当年的“小菜园”。隔了这么多年，它们居然还在，没有被清理掉。所谓“小菜园”，是几个填充了泥土的泡沫箱。我自幼生长在农村，对泥土有一种天然的亲近。那一年，我找来几个泡沫箱，又和妻子从郊外运来些泥土，“仿造”了这一小片“袖珍田园”。我们栽种韭菜、辣椒、黄瓜等蔬菜，也种过太阳花、凤仙花、矮牵牛等花卉，在这城中一隅，因陋就简，体验难得的田园之乐。如今睹物兴情，想起《归去来兮辞》里的句子：“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当然，它是不会荒芜的，因为又有了新的主人，相信过不了多久，它又将变得生机勃勃。

老旧小区的老人比较多。一楼东户住的是一位老太太，我们搬走那年，老人已经九十岁高龄，但鹤发童颜，身体健朗，每天坚持在楼下散步。她总是随身带着一只小板凳，天气好的时候坐在楼下读报。每当有人经过，她总是抬起头手扶老花镜大声地打招呼：“回来了？”她的小儿媳经常陪在她身旁，有时会提醒她：“不用那么大声呀，人家能听见！”接着又笑着说：“她以为别人也耳背呢。”有一段时间，小区里白天频频发生入室盗窃事件，但我们这栋楼从未失窃过，这应该归功于那位九旬老太太扮演的“门神”。八年过去了，老太太没有出现在她惯常出现的地方，算起来，她应该接近百岁了，即使还健在，可能也不像以前那样行动自如了。

单元门半掩着，我走了进去。楼道里静悄悄的，走在熟稔的楼梯上，恍如在时光之河里回溯。从一楼到六楼，我认识当年这里的每一户主人。那时候小区里没有物业，水、电、煤气等费用由住户轮流代收。我曾经以这些名义按响各家的门铃，每一扇门后面，都有我当年熟悉的面孔；而现在，我已经成为外来者，不再有敲门的资格和理由。铁打的小区，流水的住户，不知道他们如今搬没搬走，也不知道他们的生活有了什么变化。

在三楼西户那个最熟悉的门口，我停留了一会儿。这里曾经是我的家。十二年间，我曾经无数次进出这扇门。八年前，当它最后一次在我身后关上，这里就成了别人的家。

那些年，小区里的邻里关系非常和谐，人们照面时都会热情地打招呼。大人们相互致以简短的日常问答，孩子们则礼貌地喊“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好”。过年时，我领着儿子给楼上楼下的老人拜年，邻居们也来给我们拜年——敲开门，多数也不进屋，站在门口微笑着互致“过年好”的问候。

老旧的事物不一定完美，但总有一些美好值得留恋。人们怀念老地方，怀念的其实不是那个地方，也不是那些终将消逝的物事，而是生命中的某一段时光。儿子在小区附近读完小学和初中，在那里度过了童年和少年，老小区见证了他的成长。升入大学后，有一年寒假他独自回去了一次，冒着大雪在附近转悠了半天。回家后，他神情复杂，欲言又止。那一刻，我忽然理解了他的心情：正如我把出生的村庄当作故乡，这里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他的故乡，他冒雪回访的举动看似率意而为，其实是为了寻找童年的记忆。

走出老小区时，刚好是正午时分，蜜色的光瀑正漫过红色彩钢瓦的楼顶，飞流而下，映亮那个似曾相识的窗口。我驻足回望，用目光向它告别。普鲁斯特在《追忆似水年华》中说：“我们记忆中最本质的养分，永远来自那些早已不复存在的房间。”老小区像一座古驿站，数十年来一直接纳和送别着过往的旅客——每一个匆匆离去的身影后，都有一股向前推动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