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铁鹰

以前，我读过一首名为《一碗咸肉》的诗：“前天，我回家/锅里有一碗咸肉/昨天，我回家/锅里没有一碗咸肉/今天，我回家/做了一碗咸肉/放在妈妈的坟前。”我至今也不知这首诗的作者是谁，只是隐隐觉得，他（她）生活的地方，应该距我老家不远。

汪曾祺曾说，“中国不出咸菜的地方大概不多”；周作人也说，他的家乡“整年吃咸极了的咸鱼和咸极了的咸菜”。而在我们老家，除了“咸极了的咸菜”，还有咸肉。

我们小时候，杀了年猪，要卖掉一大部分，剩下的，母亲会将五花肉切成一个个正方体，腌起来。这种腌肉，不是孔子“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论语·述而》）里说的束脩，也不是杨万里“老夫畏热饭不能，先生馈肉香倾城”（《吴春卿郎中饷腊猪肉戏作古句》）里说的腊肉，而是一种盐腌的肉。

母亲腌肉的时候，一般先在坛子底铺一层盐，然后每放一层肉，就撒一大把盐在上面。这样腌出的肉特别咸，也因为这样，肉才能长年保持不坏。在盐的浸渍下，腌下的肉析出的油凝成了白脂。儿时放学后，父母还在田里劳动，嘴馋的我便拿块窝窝头，偷偷地用小勺从坛子里挖块油脂抹上。这样，窝窝头也便不再难以下咽。姐姐懂事早，从不偷吃，但她和我一样，舌尖上也牢固地留存了这种腌肉的咸味，并且成了终生的记忆。姐姐怀孕时，姐夫关心她，问她爱吃什么，她说想吃老家的腌肉。于是，姐夫坐火车从北京赶回来，好不容易找到了咸肉，带回了北京。

母亲走的那一天，正好是那一年的母亲节。起初的几年，我们姐弟将母亲的骨灰寄存在殡仪馆，后来买了墓地，才让她“入土为安”。站在新立的墓碑前，姐姐说，我们姐弟能有现在的好日子，完全是母亲用善良换来的。

姐姐的这番话，说在家人面前，而母亲的善良，则印在全村人心里。不说别的，仅母亲对奶奶的好，在村子里就有口皆碑。

小时候，我们和叔叔一家与奶奶住在一个院里。奶奶身体好时，一直是自己做饭吃。那时，不管是小麦、谷子还是高粱、玉米，都要自家用碾脱壳，或者用磨面机磨成面。用石碾给谷物脱壳还好说，白天有空时，套上一头蒙了眼的驴，慢慢碾就是了。可磨面很累人，因为电力紧张，村里白天总停电，而夜里啥时来电，又不确定。所以，要磨玉米面、小麦面，就得排队，有时要排一整夜。

奶奶吃的面、米，都是母亲负责给磨，她的妯娌们几乎没有帮过手。对此，母亲从未抱怨过。有好几次，母亲为了排上队，一夜没有合眼，白天照样下地干活。母亲的好，奶奶心里明白。我上大一时，有次假期回家，奶奶对我说：“你母亲最好。”

母亲第一次治疗结束、病情稳定后，我送她回老家。旧日的乡邻都说，母亲没有福气，吃了一辈子苦，生活好了，却病了。

确实，母亲吃了一辈子苦。而在我眼中，她吃的苦，有一部分应该叫作“忍饥挨饿”。我们姐弟幼时，村子里年年闹春荒，麦收前家家户户会缺粮断顿，不得已，只好搞“瓜菜代”。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母亲把蔓菁切成小块，放到水中煮，或者把囫囵个的蔓菁放到笼屉上蒸。这东西有甜味，咽起来不困难。可蔓菁也不够吃，每次我们姐弟和父亲吃完，锅里的饭已不剩多少。我们懂事后，回想起来，总觉得当年母亲没少饿着肚子出工。

正因为理解了母亲，也为了报答母亲，日子好过后，我们都希望母亲多吃点好的，可让我们痛心的是，母亲偏偏过早地病了，而且得的是吃不下东西的病。

我老家所在的那一片，曾是食道癌的高发区。食道癌早期症状不太典型，很容易被当作慢性咽炎或反流性食管炎。而到了中晚期，明显或持续的进行性吞咽困难，会导致患者出现食欲逐渐下降、消瘦、精神差等情况。我母亲也是在发现时已是晚期。

尽管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母亲的病情还是恶化得很快。慢慢地，她已经完全无法进食，最后连水也喝不进去了。我们都说，母亲是被饿死的。

有一年去给母亲上坟，姐姐问我：“母亲现在最想吃点什么？”我说应该是咸肉，姐姐说，她也是这么想的。

在困难的日子里，咸肉就是我们能吃到的最好的美食。所以，每每在母亲节到来时，我们姐弟总会想起母亲腌制的咸肉，想起有母亲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