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铁鹰

前不久，王奂芝编辑打电话向我约稿，因为好久不见，遂多聊了一会儿。我们聊到《烟台日报》即将迎来80岁生日，聊到一些已经退休的编辑、记者，当然，也聊到王编辑第一次向我约稿的情景。彼时，她是刚迈入烟台日报社大门的小青年，而我则在单位里有滋有味地做着文字工作。

说起来，文字带给我的快乐，离不开《烟台日报》的濡养。从我的稿子第一次出现在《烟台日报》上，时间已过去了30年。仔细想来，这30年大约可以分作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1995年至2004年，正好10年。那时，我还未用上电脑，每次写完稿子，都要交给单位的打字员，她打印好，我再校对、修改，自觉满意后，装入信封寄往报社。

我第一个接触的记者，是庄清香大姐。1997年10月，全省农村卫生工作会议在烟台召开，由于一份发言材料出自我之手，作为负责跑卫生口的记者，会议期间，她主动找到我，告知自己的电话，叮嘱我以后多联系。

那时多写与工作有关的报道，但有一次，我写了篇散文，寄给了《半岛》副刊，编辑韩文友收到后，热情地提出了修改意见，并趁随孙为刚主任到龙口采访的机会，约我见面，这让我很是心存感激。

那些年我负责单位的宣传报道，一心想把工作搞上去，便征得领导同意，在全系统搞了个通讯员培训活动。当我把想法向仅有数面之缘的耿俊尧记者简单地谈了，没想到，他主动提出，如有需要可义务为大家讲课。这让我喜出望外。到了培训班开课之日，耿俊尧记者一早就从烟台坐班车赶到龙口，从上午9点半一口气讲到近12点。

“草摇叶响知鹿过，松风一起知虎来。”在这10年里，跟着报社编辑、记者们学习，我的文字素养、写作技巧得到锻炼的同时，思想境界、认识问题的高度也得到明显提升。

第二个阶段，大约是2005年至2014年。这一阶段，我写了许多短论、杂文。那时报纸的社会新闻版有个子栏目叫《世象漫议》，编辑是王霞大姐。一度，她每月都要安排发表1-2篇我的文章，多时达到4篇。我从王霞大姐身上学到了很多写此类文章的经验，也从中结识了一些读者朋友。

记得一个周四的下午，我在办公室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对方自称姓韩，说是从报社打听到我的单位的。韩先生说，他父亲已经年逾八旬，想到龙口来见见我。我一听，顿感紧张，哪能让老人家来看我，当即提出，我去烟台见老人家。次日，我到了烟台，韩先生接上我后，直奔其父亲的住处。

见了面一聊，我才知老人名叫韩桂海，是位资深中医大夫，离休前任驻烟某部队医院政委。原来，老人家离休后，将自己几十年从医的经验整理成书，已经完成了初稿。他从报上读了我多篇文章，认定我是帮助其校阅、修改的最佳人选，便想法联系我。后来，我用半个月时间将老人家的书稿进行了校阅，又过了一段时间，这本书由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从此，我成了老人家的忘年交。

第三个阶段，应该就是最近这10年。这些年，我写的东西比较杂，有散文、随笔，也有杂文、评论，这些文章中的相当一部分发表于《烟台今语》和《文化周刊》栏目，有的文章经编辑修改后，用词更加精准，标题更加有吸引力。去年3月，我写了《图书室共建助力搭建阅读平台》，写完，总觉得题目无新意，可一时又想不好如何改，只好发给经常联系的编辑，请其帮助完善。待文章见报后，看到题目被改作《图书室共建是个好招》，不禁为之叫好。正是编辑们的帮助，让我学会了讲故事而不是空说教，懂得了“一粒沙里见世界，半瓣花里说人情”。所以，每当有发在《烟台今语》的“豆腐块”，受到读者好评时，我都觉得，其中有编辑的劳动。

记得孙犁先生曾说过，“对稿件严肃认真，就是尊重作者”。这一点，在《烟台日报》的编辑身上完全得到了验证。我提笔比较讲究书卷气，因为在我看来，“质而无文，其行不远”，但这样写，一不注意，就成了“掉书袋”。正是编辑们的严肃认真，才使得我一直走在改正这一缺点的路上。今年春节，我写了《红红的春联红红的年》，其中引用了几个历史传说。李凤编辑在安排发表时，将个别内容做了调整，使得全文更加精练、简约，读来悦目爽神。

前年9月的一天，我突然接到报社总编室打来的电话，对方说：“知道我们的老领导王永福吧？”我说：“知道，报社的前社长、总编辑。”他说：“今天这通电话，只有一句话，王总托我们向你转达他的问候和敬意。”这个电话让我有种受宠若惊的感觉，因为王永福先生不仅是报社的老领导，也是烟台文化界德高望重的前辈。他虽年逾八旬，可日日坚持笔耕。前几日，我还读了他写的《AI时代为歌唱艺术创造新境界》。读罢，我想起聊天中，报社现任领导曾经说过的话：“我们不能辜负前辈，努力把报办好！”

言有尽而意无穷。在《烟台日报》创刊80周年之际，作为一名老读者、老作者，我信笔写下这些文字。虽然看上去杂七杂八，但它充满感激，充满敬意，充满祝福。

（张铁鹰，文化学者，媒体特约撰稿人、评论员，龙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退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