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玉春

《烟台日报》今年将迎来创刊八十周年。我不由得想到，自己生命中有38年是在报社度过的，《烟台日报》是我的人生平台。

小时候家里贫困，除了上学读书，没有任何娱乐活动。因此，看书学习就成了我唯一的兴趣和爱好。记得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芝罘区三马路西口北侧（现在中国银行大厦西门外）有一个读报栏。每天中午，总会有邮电局职工按时来到这里，张贴当天派送的报纸，有《人民日报》《大众日报》，以及《烟台工人报》等。我每天都按时到那里去阅读。1966年，我在烟台四中读高二，到那里读报更是我风雨无阻的必做之事。读书看报多了，也就悟出了一些写作的门道。因此在校读书期间，作文就成了我的强项。1968年底“老三届”离校，我被分配到烟台港务局当了一名装卸工人。我当时1.72米的个头，体重却只有52公斤，像细麻秆一根，干重体力活儿不胜重负。闲暇之时，我给当时的《新烟台报》写了六七篇评论性稿件，都被采用了，这引起了报社的重视。1970年5月下旬的一天，我上中班。装卸班长对我说：你明天不用来上班了，到局里宣传科找韩科长。第二天上午，我来到港务局办公大院，敲了敲宣传科的门，问了一句“哪位是韩科长？我是汪玉春。”一位态度和蔼的女同志应声而起，说道：“我给你开个介绍信，送你到报社学习。”我就这样踏进了北大街54号——烟台日报社的大门，并在这里一直干到退休。

《烟台日报》这个大平台，给我提供了学习和工作的良好环境和条件。在这里，我入了党、转了干，先是干了十几年的记者编辑，后来陆续担任了《烟台日报》政治理论部副主任、总编辑办公室副主任兼第一版主编、政治理论部主任、文教部主任、农村部主任、评论部主任、专刊部主任、烟台日报社总编室主任，并担任了三年多《华夏酒报》副总编辑职务，主持《华夏酒报》的创刊以及日常编辑出版工作。在报社这个平台上，我通过高教自学考试，取得了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专科和本科学历，并取得了高级编辑的职称。

记得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报社实行的是编采合一的体制，即每个人都身兼两职：在编辑部工作是编辑，到工厂农村采访是记者。同时，编辑部里还有“三三制”的规定，就是要求每个编辑部人员，每年要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家当编辑，三分之一的时间深入实际采访当记者，三分之一的时间到基层参加劳动。我们都自觉地遵守这些制度。那是1972年9月，我和编辑部里的其他三位同志到蓬莱县孙陶大队参加了一个月的“三秋”劳动。在那里，我们不分白天和夜晚，同社员一起参加劳动。社员干什么活，我们也干什么活，不怕吃苦，不怕劳累，一点也没有怨言。还有一件事也发生在那个年代，我到莱阳采访一位村党支部书记的先进事迹，那个村在县城北部，距离县城二三十里路，县委宣传部要派车送我去村里。我说：“不用了，借辆自行车给我就行。”第二天一早，我骑着自行车走了将近两个小时，一路打听着找到村里，并在支部书记家里住了三天，把稿件写完。后来，报纸发了一个版的通讯，介绍这位村干部带领群众艰苦奋斗改变贫穷面貌的事迹。上面这些小事，现在听起来都是“故事”，但是在《烟台日报》的那段历史上，却都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我在报社工作的38年间，先后在七位总编辑领导下工作。他们是石学顺、刘元金、刘鹏雁、戴恩嵩、周曙光、王永福、郑强。这些老领导有的是一直从事新闻工作的笔杆子，有的是有丰富基层工作经验的老干部。他们既是我的领导，又是我的良师益友。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许多优秀的品质，并一直以他们为榜样，努力学习，认真工作，克勤克俭，奉献为公。这是我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有一件事给我的印象尤其深刻，令我至今难以忘怀。那是在1982年10月，当时全国农村正在推广“统专包”生产责任制，而烟台地区的发展步子较慢。为了配合党的中心工作，当时的党委书记、总编辑刘鹏雁带领报社调查组一行五人（我是其中之一），到掖县（今莱州市）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调查研究。在那里，刘鹏雁总编辑不仅听取县里的工作情况介绍，还在部分公社、大队、生产队，在社员家中，在田间地头，在队办商店饭店，同基层干部群众就推广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进行了广泛的座谈讨论。我们还参加了一个公社专门召开的专门研究生产责任制问题的干部会议。会上，刘鹏雁总编辑介绍了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实质及其适应性。可以说，我们既是一个调查组，又是一支宣传队。调查之后，我们写出了两份调查报告，刊发在报社主编出版的《内部参考》上面，为地委领导指导全区工作提供了有益的参考意见。从刘鹏雁总编辑身上，我看到了那个时期新闻单位领导干部身上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联系群众倾听意见的优良作风，他为我们新闻记者如何深入第一线采访写作做出了榜样。

《烟台日报》创刊以来，随着形势的发展，报纸名称以及报头题字都经过了多次改换，而现在的《烟台日报》报头，就是1945年9月18日创刊时使用的报头。从1999年3月份开始，我担任了三年多烟台日报社总编辑办公室主任职务。有一天，党委书记、总编辑郑强对我说，报社准备恢复使用创刊时的《烟台日报》报头题字。由于我们看到的创刊号报纸岁月已久，字迹模糊；同时原报头是从右向左读，不符合现在从左向右读的要求。我当即与美术编辑任韶华商量，请他根据创刊号报纸，把“烟台日报”四个字重新扫描加工，制作成新的报头。任韶华立即动手，很快完成了任务。这就是现在的《烟台日报》报头。从这个报头题字重新使用这一点上，我们看到了八十年来《烟台日报》的传承和发展，也看到了报社几代工作人员的努力和奋斗。

在《烟台日报》创刊八十周年之际，作为一名工作人员，我为自己曾经是报社这座大厦的一块砖、一片瓦感到荣幸，也衷心祝愿数代报人铸就的《烟台日报》日益兴旺发达，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