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钧力

在我的一生里，对我影响最大的老师就是王寿松老师了。我是一个不幸的孩子，但幸运地遇见了王老师。是他把我带进一中东小院的美术小组，扶正了我人生的路……

我生于1955年，四五岁时对画画产生了朦胧的兴趣，满墙满地涂涂画画。有时画个兔子，有时画个猫。父亲母亲走过来看见，都说画得像。

“文化大革命”期间，家遭不幸，父母离世，我们兄弟姐妹5人成了孤儿。我在家中排行老二，那时只有10岁。住进姥姥家后，我们5人全靠70多岁的姥姥养活。

1969年3月，我进入烟台一中学习。我四姨是当时一中的政治老师，她知道我爱画画，就把我托付给了王寿松老师。王老师来我家家访，看到一家的孩子和一个老人，很动情，从此把我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

“跟我去画画吧？”因为王老师的这句话，我走进了一中的美术小组，认识了刘洪欣、丛如日等师兄师姐。素描、速写、水粉、水彩、版画、雕塑……王老师带着我一点点地走上了美术之路。

在美术组，大家说我画画有灵气，把我当成一个才子，我也十分珍惜这个小集体。美术小组活动室位于学校的一个偏僻角落，活动基本在下午或者晚上进行，我总是提前站在门口等候。那时候王老师很忙，不仅要处理学校的教务工作，还经常外出办展览，但美术小组的活动从没间断。天气暖和时，王老师会在晚上给我们上课，有时陪我们到深夜12点。他不仅教我们画画，还教我们办板报、写美术字，辅导我们参加学校的宣传活动。有时校外办展览，他还带我们出去长见识。

课堂上，王老师十分严格。画画期间不许说话、交头接耳。刚开始，构图是难点，同学们找不准位置，经常画了擦、擦了画。为了让我们掌握构图方法，王老师不让大家用橡皮，哪里画错了就在哪里改。他强调要着眼于大局，要从整体到局部，再从局部到整体，通过这种方式训练我们的准确度。

学完静物写生，我们又开始学速写。同学们轮流当模特，互相写生。在那个年代，这可以称得上是十分时尚的教学方法。我的速写进步速度很快，对人体结构的掌握比较准确，尤其是最难画的手，我却“得心应手”。老师和同学们给了我极大的鼓励，让我增强了信心，寻到了乐趣。

后来，我们又学习了水彩画和水粉画。在那个年代，绘画工具是“奢侈品”。尤其对于家境困难的我来说，能活下来已属不易，两毛钱一张的画纸根本买不起，更别提颜料了。王老师私下送了我许多纸和笔，我一点都不敢浪费，每张纸都画得满满当当，连角落也不放过。铅笔头用到最后小得握不住了，就用纸卷起来接着用。没有水彩纸，就拿普通纸刷上水来用，就这样画出了许多水彩画。

每画完一张画，大家就往前面一摆，由老师逐一讲评。“你这个地方不能这样弄，要那么弄，画画不能着急……”王老师用浓郁的黄县腔指出我们的不足。

王老师不轻易表扬学生。有一次，我的一张水粉画得到了表扬。那是一张群像，是我观察了家门口一群小孩的活动后画出来的。

“哎哟，这张画得好！色彩很好！丁钧力，你好赶上丛如日了。”这次表扬，我记了一辈子。那时候，师兄丛如日可是我们心里的标杆啊。

美术组是我温暖的港湾，老师和同学都像我的家人。只有在这里，我才感觉自己是一个受人尊重的人。

可是，没有美术小组活动的时候，我又变了一副模样。那时候我们在念书方面基本都是稀里糊涂，没有作业，没有考试，经常无所事事。青春期的我，腼腆不爱说话，但有着用不完的力气。无聊时常到海边游泳、扎猛子，后来干脆和社会上的人去打群仗，报复那些欺负我弟弟妹妹的人。

有一天，我在东升街附近打乒乓球，远远走来几个混混儿，到了跟前想欺负我。我抄起手里破碎的乒乓球拍朝他们戳了过去。从此他们就害怕我了，而我也变得“自信”起来，街上的溜子都叫我“大钉子”。

我在学校的大事小情，王老师都管。因为打架，老师找我聊过很多次，一次次地安抚我。即便这样，还是出事了。一天傍晚，弟弟告诉我有几个混混儿欺负他。我一口气追到了407医院附近，朝那四五个人狠狠挥拳，一顿乱揍。由于打得太狠，有人报了警，警察把我们带到了二马路派出所。王老师得知我打架，深夜来我家，见我没回来，立刻赶到了派出所。他在警察面前说了很多好话，向警察保证回去后会好好教育我，才把我保出来。回家的路上，王老师像父亲一样对我说了很多话，要我以后别再伤人，因为那样不仅犯法，还会给自己和家人带来很多麻烦……我心里涌上一股暖意。

从那以后，我更崇敬王老师了，他说什么我都信，因为我打心眼儿里觉得他人好、有才。

王老师还经常带我们参加美术实践。记得有一年冬天，学校要办一场阶级教育展览，需要制作一组主题泥塑。大年初三，王老师带着我们几个学生去栖霞县城，准备参观那里的牟二黑阶级教育展览馆。王老师带了一个照相机，把那里的塑像全部照了下来，回来就开始干。

干什么？做雕塑！我们一点也不会，就跟着王老师一步一步学。先打骨架。大家都去山上砍槐树枝子，钉起来做架子。有了架子，开始用泥塑形。塑像的胸腔等地方不能全用泥去做，得有伸缩性，否则会裂。那怎么办？老师让我们去找草绳子，回来与稻草一起和着泥糨糊上去。他还让我们去找黄沙，因为黄沙能防止塑像开裂。塑像的眼珠是我们精心挑选的扣子，衣服用的是麻袋皮，能体现纹理质地。

就这样，一道道工序下来，一组栩栩如生的《收租院》泥塑群像诞生了。这套做雕塑的工序，要正儿八经去大学里才能学到。塑像做出来后，轰动了烟台市，各个学校都来参观。

后来学校还办过一个学雷锋展览。一进门有一个刘胡兰的塑像，也是王老师做的。还有一个缩小版的烈士纪念碑。为了做出汉白玉的效果，我们去捡汉白玉的石头，回来砸碎，把面儿筛出来，选取小颗粒，刷上乳胶，等快干的时候再粘上去，真像汉白玉一样！

再后来，王老师介绍其他老师给我认识，还让我参加了许多美术交流活动和比赛。到了美术考试的时候，每个人都要填表格，其中包括家庭情况，用于政治审查。我总是兴致勃勃地去，又因政审不合格失望而归。

有一次考试合格了，需要去医院查体。当值医生了解我的情况，知道我政审肯定不过，没检查就给我写了个“合格”。是啊，最终我也没考上。一次次被打发回来，我心里痛苦至极。

1972年，我们这批学生要毕业了，学校只能介绍一小部分人就业。正巧王老师在市里参加卫生系统的展览，认识了一个卫生局工会的领导。这位领导向王老师透露卫生局有一个名额，需要能写会画的人。王老师马上推荐了我，说我符合条件，很有才气。通过卫生局的考察和王老师的极力推荐，我真的被录取了，很快就去了卫生局上班。过了不长时间，卫生局的下属单位中医院需要用人，我又转去了中医院。在那个时代，不是这样的机遇，像我这样的情况，就业是很难的。

1977年，我又燃起了考美术的希望，和同学们一起参加美术类高考，填报了中央美院、浙江美院、曲阜师范这些学校，还去威海拿了准考证。可是，政审最终还是没能通过。最后我彻底灰心了，放弃了我的美术专业学习之路。

就业后，我从未和王老师以及美术组的同学断了联系。1976年5月，我突然听说王老师要去西藏工作，心里不舍，但又不知如何表达。老师临行前，我来到烟台山下，换上潜水服，准备下海试试运气。那天天很冷，水温很低，我扎入水底摸到了海参、天鹅蛋和螃蟹，装了一大包给王老师送去。老师十分感动，由此我深深感受到，我和王老师不仅有师生情分，还有亲情关系。

改革开放以后，我承包了医院的分院，逐渐拥有了自己的事业，生意越做越大。后来我还去了广州等地闯荡，经济条件越来越好。我心里总惦记着，要为老师做点事，让他高兴。

20世纪90年代初期，在老年大学工作的王老师和老学员们到碧海大厦办展览。那天中午，我在碧海大厦餐厅摆了一大桌，请的都是王老师在烟台美术界的老朋友，大约有40人。记得烟台美术界的老人杜恒范先生酒后说：“真好，王老师的学生真了不起！”

能为老师争点光，是我做学生的一大荣幸。我没有别的本事，就想为王老师和师兄师姐们做点事情，以此报答一中美术组珍贵的师生情谊。

自那以后，王老师又办过两次展览，出过两次画集，我都给予了支持。另外，每年正月初二师生聚会时，我总想多找些机会为大家做点事情，这样我才感觉彼此没有白交往一场。

如今我常常想，如果能坚持画画，可能我也会在画画上有所作为，这是人生的遗憾。虽然艺术之路没有走到底，但艺术对我的影响没有消失。这几年闲下来，我重新拿起了画笔。回想起在美术组画画的场景，心里全是感动。

感谢王老师，扶正我人生的路。

（本文选自《师恩久长》文集，撰文作者丁钧力生于1955年，曾就职于烟台市中医医院，任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