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懿荣是第一个发现甲骨文的人，被誉为“甲骨文之父”。他不仅是著名学者，还是一位爱国志士。

一

1894年是农历甲午年，这一年爆发了甲午战争，日寇侵占了胶东半岛东端的威海卫，整个胶东半岛笼罩在战争的阴影当中。

身在北京担任国子监祭酒官职的王懿荣听闻后忧心忡忡，他的家乡正位于胶东半岛北部的福山县。在国家危难、家乡沦陷之际，为了阻止日寇铁骑继续西进，保家卫国，王懿荣义愤填膺地向光绪皇帝上奏疏，请求回乡组织团练抵御日寇进犯。光绪皇帝很快就批准了王懿荣的请求，并拨款白银两万五千两作为军饷。

王懿荣放下在北京的事务，迅速到户部领取饷银两千两后，星夜兼程赶回胶东老家。他四处奔波招募乡勇，很快在家乡组建起一支战斗力强悍的团练队伍。日寇得知王懿荣举办团练的消息，不得不打消了继续向西侵略的念头。

后来，软弱无能的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甲午战争结束了，王懿荣奉命解散了他苦心经营的团练。他悲愤交加，发出了“归来整旅虾夷散，午夜犹闻匣剑鸣”的无奈感叹。

朝廷让王懿荣回京任职，领取的饷银无须返还。可王懿荣认为，这支团练没有为国家出力，就不应该用国家的一分钱，所以坚决要求全数返还国家拨给的饷银，自己承担所有的团练费用。就在王懿荣变卖房产筹款时，他的母亲也变卖裘衣、首饰来支持王懿荣的义举。当时的山东巡抚想帮助王懿荣，赠银千两，被王懿荣婉言谢绝。

王懿荣爱祖国、爱家乡的高贵道德情操，一直受到世人景仰。

二

王懿荣出身于书香门第，考中进士后，一直在北京当“京官”，是当时著名的文化学者，与翁同龢、潘祖荫并称为“博学”，为他日后发现甲骨文打下了坚实的文化学识基础。

王懿荣自青少年时期就对金石文物有着浓厚的兴趣，他酷爱收集、研究各种历史文物。为了收集、保护国家及家乡的珍贵文物，王懿荣不辞辛劳，节衣缩食。他收藏的文物典籍数量众多，都是不可多得的珍物。有宋代刻本图书《汉书》，有元代刻本图书《古今韵会》，还有明代初年刻本图书《元史》等。中小学生学习书法常用的隶书字帖《曹全碑》，就是根据王懿荣旧藏的明代《曹全碑》拓本印刷出版的，字帖上还有朱红色的王懿荣印章。除了图书，王懿荣还收藏了许多珍贵的古钱币、玺印、碑刻等文物。

王懿荣不仅收集文物典籍，还乐此不疲地对每件文物进行考证、研究、著录。他经常与老师、同学、朋友一起欣赏、交流自己的藏品，达到了废寝忘食的境界。为了妥善保管收集到的文物典籍，王懿荣在北京和家乡福山县分别建有天壤阁、海上精舍、天绘阁等藏书楼。

三

王懿荣作为发现甲骨文的第一人，对中华文明及世界文明有着巨大功绩。

甲骨片其实很早就在安阳殷墟出土了，但当时的人们并不知道其为何物，长期被用作廉价的中药材使用，称为“龙骨”。

1899年夏秋之交，潍县文物商人范寿轩从安阳带着一批甲骨片来到天津，当时天津的知识分子王襄与孟定生看到后，认为可能是“古简”，但又不能断定具体是何物。范寿轩只能带着甲骨片前往北京，向当时以“博学”著称的金石学大家王懿荣请教。王懿荣见到甲骨片后，凭借深厚的金石学学识，很快鉴定出甲骨是3000多年前殷商时期的文物，而甲骨文正是那个时期的文字，甲骨文从此又重新诞生了。王懿荣的这一惊天发现，改写了中华历史及世界历史，将中国系统文字向前推进了1000多年。只可惜第二年八国联军侵华，王懿荣的甲骨文研究被迫停止了。

1900年，王懿荣殉国。之后的1903年，清末小说家刘鹗用王懿荣购藏的甲骨文刊印了《铁云藏龟》一书。这是历史上的第一部甲骨文著作，开启了一门新的学科——甲骨学。

四

1894年，王懿荣在“京察”和“大考”两项考核中均被评为“一等”，取得了优异成绩。这一年，他升位侍读，在南书房行走，出任国子监祭酒。

侍读、南书房行走、国子监祭酒这三个官职都是皇帝近臣，可见王懿荣深得光绪皇帝宠信。王懿荣虽身居高位，却恪谨忠贞、爱国爱民、公忠体国，大有宋朝宰相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非凡气度。

王懿荣担任的侍读、南书房行走官职有辅佐皇帝学习、办公之责。他殚精竭虑，期待年轻的光绪皇帝能成长为一代明君。王懿荣仿效司马光向宋英宗、宋神宗进呈《资治通鉴》（原称《通志》）的历史典故，向光绪皇帝“恭进”《通鉴前编纪事本末》《左传纪事本末》《通鉴纪事本末》《宋史纪事本末》《西夏纪事本末》《辽史纪事本末》《金史纪事本末》《元史纪事本末》《明史纪事本末》，共九种，计十七函。光绪皇帝对王懿荣进献的史书非常重视和喜爱，亲笔在《恭进书籍清单》上作了朱笔御批。

1894年8月1日，甲午战争爆发。这一年正值慈禧太后六十寿辰，清政府不顾国家危难，举办“万寿庆典”，从紫禁城到颐和园沿途布设景观，并搭设戏台、彩棚、牌楼等人工景致，称之为庆寿“点景”。此项“点景”工程耗费白银二百多万两，而当时一个县一年的财政税收才不过几万两白银。鉴于战事危急，且“点景”工程劳民伤财，王懿荣不计个人荣辱，上书《吁请暂停点景，但行朝贺疏》，“吁请暂停点景”“不宜铺张”。

清朝末年，巧立名目、滥发京官津贴福利的情况屡见不鲜，给国家财政造成了巨大负担，也滋生了许多弊端。王懿荣也是享受津贴福利的京官，可他不顾个人得失，从国家长远计，上书《京员津贴银两更定名目疏》，建议清政府“妥筹闲款，更定名目，作正开销，既维士风，亦端政体”。

王懿荣对清政府的忠言劝谏，体现了中国传统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高贵品质。王懿荣正是鲁迅先生所说的“为民请命的人”“舍身求法的人”，是中华民族的脊梁人物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