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荣起 王友川

衣向璞、王进民、徐舟力三人，仅仅是胶东抗大千百名女兵中的代表，她们人人有故事，个个是好样的，不愧为巾帼俊杰，可敬可赞。笔者谨以此文作为“三八”妇女节菲薄之礼，敬献给她们。

胶东抗大进驻栖霞境内牙山抗日根据地以后，牙山地区便成为当时胶东的“小延安”，众多怀有革命志向的少男少女慕名而来。他们从敌占区逃出来，一路打听着来到牙山抗日根据地，寻找胶东抗大，报名参军。其数目之多，无法统计，我这里只讲三位女青年奔赴牙山、从军抗大的故事。

先行从戎的衣向璞

衣向璞是胶东抗大女生队的副指导员。她的丈夫是宣传股的股长罗义淮（1918年—1978年）。夫妻二人志同道合，朝气蓬勃，令人羡慕。

衣向璞虽然比丈夫小5岁，但革命履历并不短。胶东抗大组建之前的1938年，日军侵占了蓬莱城。是年7月，衣向璞还不满15岁，高小没毕业就背着家人，偷偷参加了八路军，进入胶东抗日军政学校（胶东抗大前身）学习，毕业后留校工作，1939年1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思想觉悟提高的她潜回蓬莱，把抗婚不嫁的二姐衣洛夫悄悄领出来当了八路军。1940年4月，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一分校第一大队与胶东抗日军政学校合并组建“胶东抗大”后，她担任了女生队副指导员。就是在这时，她与从抗大一分校过来的罗义淮从相识相知到相爱，最终结为革命伴侣。1943年冬，衣向璞刚生下一个女娃，就遇上了日军的大扫荡。在一年前11月日军拉网式的大扫荡中，她带领两名小战士从马石山的包围圈中英勇突围，英姿如燕，是何等的机灵！可眼下，她做了产妇，只能和婴儿一起躺在担架上随部队紧急转移。路上怕孩子啼哭，影响部队安全，她用棉被紧紧捂住孩子的嘴。几经惊险，几经辗转，到了宿营地，她终于放松了紧绷的心弦，然而揭开被子一看，那躺在襁褓里的孩子早已停止了呼吸。丈夫罗义淮当时正战斗在反扫荡的前线，竟未能亲眼看到自己的第一个孩子。战争带来的撕心裂肺之痛，让夫妻二人终生难以抚平。

抗战胜利后，罗义淮和衣向璞又双双参加了解放战争，分别担任27军宣传部部长和政治部协理员。头娃夭折后，衣向璞又屡次怀胎，却在颠沛流离的战争环境中屡次流产。1949年淮海战役前夕，罗义淮得知妻子又怀孕了。大战在即，接着就是向江南大进军，如果随军出动，衣向璞很可能还会流产。她不想做“半截子革命派”，便与罗义淮商议把孩子打掉，以免影响随军出发。“再流产，恐怕以后会发展成习惯性流产，就再也不会有孩子了。”罗义淮想起医生的嘱咐，心中难以抉择。作为女性，衣向璞岂能不知个中利害呢！正当此时，副军长贺敏学（贺子珍之胞兄）从其夫人李立英口中得知此事，对衣向璞下了死命令：“留下保胎！”于是衣向璞留在曲阜27军留守处，未随大军参加淮海与渡江战役。事后陈毅司令员闻听此事，赞许地说：“贺副军长做得对。不要孩子，不要后代，我们革命为了啥子嘛！”正是在攻打上海的隆隆枪炮声中，衣向璞生下了第一个儿子，取名“小兵”。三个月后，母子二人乘敞篷军列平安开进了大上海，全家团聚。

衣向璞戎马生涯多年，同丈夫一起随大军打遍了大半个山东，先后参加过马石山、高济、灵山、粉子山、莱芜、孟良崮、周村、潍县、济南等战役，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立下了汗马功劳。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衣向璞转业地方，先后从事教育、政工、人事等重要工作，1980年12月从江苏教育学院轮训部党总支副书记的岗位上离休。2001年6月30日离世，享年77岁。

更名励志的王进民

王进民，原名王素贞，1924年出生于招远县河东王家村。她的父母思想开明，虽然家境贫寒，又值兵荒马乱时期，仍然供她上学。学校进步风气浓厚，王素贞很快接受了革命思想，不满15岁就在地下党员的影响引荐下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她积极参加抗日救国宣传。1941年胶东抗大进驻牙山，像一颗明星照耀着胶东，王素贞就是在这时持组织的介绍信，翻山越岭、晓行夜宿，找到了牙山东麓的抗大校部驻地——东夼村。为了家庭安全着想，也为激励自己进步，王素贞把路上深思熟虑想到的名字“王进民”报了上去。

入校后，她被编在2营女生队，开启了“抗大”的学习战斗生活。“抗大”的建制与部队一样，按班、排、连、营的单位活动。女生队同样每天出操、学习，晚上睡在草铺上，一件棉大衣当被子，常常因有敌情而紧急集合或行军转移。行军中为不打扰老百姓，常住在老乡家的磨坊里，有时还住在牲口棚里。“抗大”在火线上办学，培养文武双全的人才，在敌人的眼里不啻是眼中钉、肉中刺。附近驻扎的日军，做梦也想把它扼杀在摇篮里，所以对牙山周边的“扫荡”十分频繁和残酷。在校领导聂风智、廖海光的指挥、部署下，全体师生齐出动，打游击战、地雷战，与敌人周旋。

作为共产党员，王进民在学习与战斗中时时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她最爱上军事课、政治课，爱听洪国治老师深入浅出地讲《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尤其在上崖头村大集会时，许世友司令员作的既生动又具体的形势报告，给她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文艺宣传队中的曲波（《林海雪原》作者）曾到女生队来挑演员，她被挑中了。她从没演过戏，不好意思登台，也不会表演，曲波就耐心地教她。她一共演过三个话剧，扮演过革命老太太和女特务，尽管演技一般，但到部队演出时，观众的反应还是挺热烈的。

能在“抗大”接受训练是很幸运的。然而，活泼紧张的生活不经过，很快半年多的培训就结束了，幸好王进民被留校，在民运股工作。她很喜欢这个工作，经常到各地去动员老百姓参加八路军。不久后她又被调到野战医院，在一分所任组织干事。1942年纪念苏联“十月革命”节前夕，王进民怀着6个月的身孕去看望在14团2营任教导员的丈夫李宁曾。结果她刚到14团，就听说有敌情，纪念活动全部取消，连已经准备好的运动会也不开了。她立即回到医院，发现情况十分严峻。原来，日军驻华北最高指挥官亲自出马，出动两万人马对胶东牙山、马石山一带进行拉网式冬季大扫荡。王进民立即同全院医务人员一起紧急疏散伤员，不能走的分头隐蔽在山洞或有条件的老乡家里。其时，医院和部队以及老百姓已经陷入“大网”之内。魔网越收越紧，队伍艰难移动，最后一个晚上，王进民和战友们不仅能看到敌人点起的篝火和晃动的人影，还能听到鬼子“哇啦哇啦”的喊叫声。她们向着东北方向突围了两次，都因子弹密集未能冲出。医务人员被冲散，王进民身边只剩下一名战友。她累饿交加，心里做好了牺牲的准备。正在这时，她遇到了院长王伯东和几位同事，大家在一间空房子里找到了一点吃的，还相互说要记住这个地方，将来好回来还“粮票”（根据地流通的票证）。医务人员中只有个别男同志有手榴弹，无法与敌人硬拼。幸好混乱中又遇到了牟平县大队，大家才有了一点底气。此时鸡已叫头遍，必须在天亮前突围出去。经过一番策划，众人在篝火间找到了一条沟，鱼贯蛇行，趁天黑突出包围圈，化险为夷。后来得知，好多同志和老乡以及保卫百姓的战士在这次大扫荡中遇难，这就是惨绝人寰的“马石山惨案”。惨案发生后很长一段时间，王进民联系不上丈夫，已经做好了凶多吉少的思想准备。直到丈夫部队的一位伤员住院，才有了他们部队突围成功的消息。

后来，王进民又相继调到了胶东抗大、胶东军区兵站处，先后转战于栖霞、牟平、海阳、蓬莱、荣成、莱阳、烟台等地。经过淮海战役后，她又继续南下，在南京迎来了全国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王进民一直在上海海运部门工作，1965年因工作需要，调任上海海运局大连分局党委书记，1980年任大连海运学院纪委书记，1983年离休。

只身跋山涉水的徐舟力

徐舟力，1921年出生于乳山市夏村镇石村，正当青春芳华、意气风发时，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了。天福山起义的烽火，鼓舞着家乡人民的心。她到夏村镇大街上作动员民众抗日的演讲，贴宣传抗日的标语，成为村里的抗日积极分子，但很快被敌人盯上。无奈之下，她趁赶集之日，穿上男装躲出村去，一不做、二不休，向着天福山的方向东行，迂回80余里，进入文登县境，找到了东海区战委会（相当于和平年代的地委），投身革命中。1940年春节前夕，她被分配到昆嵛报社当抄稿员。不久，《昆嵛报》登出胶东抗大招生启事，其中有吸收进步青年学习的条款，徐舟力很符合条件。组织介绍她前往，徐舟力高兴无比。在她眼里，牙山与泰山同样遥远，但她有步行80余里的经历，底气十足。她身背小行李包，只身上路，走一村，打听一村，穿越了无数个陌生的县境，走了不少弯路，终于找到了胶东抗大的校部驻地。报名后，她领了臂带“八路”徽章的崭新军装，往身上一穿，多日的疲劳立马消失。她头戴军帽，腰扎皮带，旁挂三枚手榴弹，肩上斜背三尺多长的干粮袋，开始了两年多的军旅生活。徐舟力与来自山南海北的热血沸腾的女青年聚集在一起，睡草铺，吃粗饭淡菜，在野地里搞军事训练，在老乡的打谷场上学马列，虽然艰苦，但为了实现抗战救国的伟大目标，再苦也心甘情愿。当时女生共有三个队，学习的课目是三分军事、七分政治。除了上课和讨论外，平时站岗、放哨、军事演习一样也不少。一次在行军途中，区队长突然传下命令：“做好战斗准备！各班长带领全班到安全地点隐蔽待命！”队员们立即在统一号令下奔跑、卧倒、隐蔽，紧张得喘不过气来。到了目的地，区队长集合检查，发现有人掉了干粮袋，有人把枪摔坏了，也有的同志帮助病号背背包，帮小同志藏身隐蔽。检查结束后，队长表扬了那些表现好的同志。这时，大家才明白这是校部为反扫荡而进行的一次军事演习。

徐舟力在各种活动中都表现突出，不久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不仅军事政治学习进步快，还因为有在昆嵛报社当抄稿员的经历，成了女生队中的笔杆子，这在“抗大”是有大用场的。1942年春季反扫荡中，有战斗力的区队都上了斗争第一线，女生队化整为零，全部疏散到驻地老乡家里。为了反扫荡结束后教学不被中断，徐舟力和出版股的三位男同志隐蔽到山中一个小村里坚持油印教材。无敌情时，他们在山林的掩护下，一面坚持刻版、印刷，一面帮老乡挖洞藏粮。日军来了，他们一面在暗处看着鬼子端枪搜山、哇哇吼叫，一面在老乡的掩护下，从容不迫地从一个山洞转移到另一个山洞。敌人气急败坏，短短一年里就进行了春、夏、冬三次大扫荡，规模一次比一次大，手段一次比一次狠，幻想毁灭胶东抗大和抗日根据地。在军民共同的反击下，虽然我方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但“抗大越抗越大”，根据地也越来越巩固了。

转眼两年过去了，徐舟力还没过够这种戎马倥偬的生活，就要毕业了。在这里，她不仅学到了丰富的军事政治知识，增长了抗战工作才干，还收获了爱情。她的白马王子，并不在胶东抗大的师生员工中，而是来自千里之外。1943年初，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民运工作团副团长孔东平（后更名孔迈）随抗大一分校巡视团到胶东抗大检查工作时，与徐舟力相识，后来两人鸿雁传书，相知相爱，确立了关系。就在同一年，为了进一步支持地方政权的建设和巩固，加强地方政府的职能，迅速瓦解、摧毁敌人，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胶东抗大向所在地的栖东县政府派出10多个能独当一面的干部，徐舟力位列其中。

徐舟力先是给王君益县长当秘书，掌管县政府大印及县长印章。她有时夜间随县长带领警卫员到敌占区的村子开展统战工作，有时随县长到田间了解民情、和农民一起劳动。她很敬佩王县长的工作作风，有一次从田间归来，她写了一篇《县长王君益和农民一起劳动》的稿子，几天后在《大众报》上登了出来。报社来信表扬她的稿子写得好，还发展她为通讯员，从此她与新闻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

之后，她先后调到县委秘书处和县委宣传部，做动员群众工作，忙起来哪顾得上谈婚论嫁。当时孔东平在新华社胶东支社任特派记者，住在莱阳，两人相隔100多里，平时很少见面。1945年5月初，徐舟力到莱阳参加胶东区宣传工作会议，两人商定利用开会之际把婚事办了。5月9日，他们在老乡家里，以门板当床，从简结婚，婚后分赴各自的岗位，聚少离多。

1945年8月，抗日战争全面胜利，胶东区党委在威海卫成立新威日报社，孔东平担任总编兼副社长，主持工作，随后徐舟力也调该社任职。她再次跋山涉水，步行三百里，途经栖、福、牟、文四县，到达威海卫市上任。1946年4月，夫妻双双调离威海，孔东平做随军记者，无固定居所，徐舟力先后到新华社胶东分社（1946年3月由支社改为分社）、《大众报》社任编辑，期间赶上第一个孩子临产，又独自走了120多里山路到野战医院产下一女婴。两个月后，她将女婴寄养在老乡家，又原路返回报社工作。

1946年下半年，蒋介石调动45万军队，气势汹汹地进攻山东。我党政机关有准备地疏散到各地，发动群众，组织民兵担架队，磨面粉、送军粮，支援前线。徐舟力被报社疏散到乳山县距海三里、无山可依的一个小渔村。她抱着几个月大的女儿小野玲，不分昼夜地开展工作，处处为群众做榜样。兵临县境，形势十分紧张，她在一次誓师大会上表态说：“我是党员，决不投降，也绝不当俘虏，万不得已就抱着孩子跳进大海里。”宣此誓时，她是多么希望自己的丈夫马上随大军杀过来，迅速干净地消灭来犯之敌啊！

值得庆幸的是，胶东反击战节节胜利。1947年7月，孔东平调任新华社华东野战军前线分社第九纵队支社社长兼胜利报社社长，徐舟力也随军调到九纵，离开了长达7年的胶东阵地，投入包括解放济南在内的各大战役。在参战期间，徐舟力先后担任过新华社东线兵团军事编辑、济南《新民主报》编辑，上海解放时受命参与接管《申报》的工作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孔东平随志愿军赴朝参加“解释代表团”。1954年10月他被总社派往印度新德里担任首席记者，和徐舟力一起踏上驻外记者之路。在印度四年，他们出色地完成了周恩来总理、宋庆龄副主席、贺龙副总理和叶剑英、郭沫若、郑振铎、茅盾等率领的各种代表团访问印度的报道任务。1986年，夫妇双双从新闻战线上离休。

衣向璞、王进民、徐舟力三人，仅仅是胶东抗大千百名女兵中的代表，她们人人有故事，个个是好样的，不愧为巾帼俊杰，可敬可赞。笔者谨以此文作为“三八”妇女节菲薄之礼，敬献给她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