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韵

我的老家在乡下一个偏僻的村庄。小时候，父母上班无暇照顾，就把年幼的我送回老家。童年的我，是在爷爷奶奶身边长大的。

每年到了腊月，爷爷奶奶就忙活起来。快到年根了，早上吃过饭后，爷爷就会穿上奶奶给他找来的出门时穿的衣服，拎着一个帆布袋，骑上他那辆敦实的大金鹿自行车，不厌其烦地数次往返于城镇与乡村之间，购买年货。记得有一年腊月，爷爷买了一个大猪头，他嘴上惬意地叼着旱烟烟斗，手里拿着烧红的烙铁，去除猪头上的毛。他支起的小锅里熬着松香，弥散开来的奇怪的香味引得我们这群孩子尖叫着围拢上来，七嘴八舌，叽叽喳喳。奶奶则领着刚结婚的俏丽婶婶和尚未出阁的巧手姑姑忙着包饺子、包包子、蒸红枣饽饽、炸面鱼。外面寒气袭人，狭小的屋内却充满着欢声笑语，房间里氤氲着香喷喷的热气，到处弥漫着温暖的节日气息。

腊月二十八九，落日已近山边，熟悉的身影出现在村口的暮霭中。渐渐看清了，是在外边工作的父母、叔叔带着上学放假的哥哥姐姐们回来了。家里人欢呼着聚拢起来，“兄长弟短”地彼此打着招呼，互相打量着是长胖了还是变白了，每个人都是一样地高兴，一样地欣喜。我和几个放了寒假早回到老家的堂兄表妹们拥上前去，争抢着父母、叔叔捎回来的糖果、点心、玩具和过年的新衣，然后一窝蜂散开，脚不点地地窜回家，逐一试穿新衣或把玩新玩具，品味好吃的点心。对即将到来的大年初一充满了吃好饭、穿新衣、挣压岁钱的憧憬。

终于等到了腊月三十的晚上吃年夜饭的时候。这天晚上，大人们格外忙碌也格外耐心，因为这天晚上是不许呵斥小孩子的，而孩子们也早被悄悄嘱咐过，不许哭闹，不许乱说话。这个时刻，也是姑姑、婶婶大显厨艺的时候。记得那年做年夜饭，刚进门的婶婶抢着给厨艺娴熟的小姑姑打下手，却不时对小姑姑做好的菜肴品头论足，待字闺中的小姑姑噘起小嘴，满脸的不服气，借故把手中的活推给了婶婶。谁知婶婶竟不慌不忙，顺势站到了灶旁，煎、炸、炒、蒸、炖，有条不紊，做好的几道菜在全家人惊诧的目光中弥漫着扑鼻的香气。从那年开始，家里便有了不成文的规矩，年夜饭由小姑姑和婶婶共同担纲。待到饭菜做好，酒也早已温好，爷爷、二爷爷、爸爸、叔叔都聚在奶奶家，大家推杯换盏地喝将起来。几杯老白干下肚，潮红涌上面颊，大家的话也多了起来，侃年景、聊收成、说工作、讲子女，谈到开心处，不时发出阵阵爽朗的笑声。

年夜饭吃到十一点多，大人们渐渐散去，小孩子们却依然没有一点睡意。这时候，爷爷开始了小孩子们眼中最隆重的仪式——分发压岁钱。爷爷郑重地从炕头的柜子里拿出一个朱漆的匣子，打开匣子，里面分了几个小格，每个格子都是崭新的纸币，伍元、贰元、壹元、伍角、贰角、壹角，一摞摞摆放得整整齐齐。我和哥哥、姐姐以及叔叔家的哥哥、弟弟围成一圈，满心欢喜地等着这个期待已久的时刻。当当当，时钟敲过十二下，爷爷开始派发压岁钱了。记得最早是每人贰元，后来成了每人伍元。收到爷爷给的压岁钱，我们都兴奋地喊着：“谢谢爷爷，爷爷奶奶过年好！”

长大一点后，我要上小学了，被父母接回身边，离开了被曾祖母和爷爷奶奶呵护照料的老家。此时哥哥姐姐都长大了，离开父母外出求学。因为我家距离爷爷奶奶的老家很远，我们兄妹也大了，回老家住不方便，除夕便不再回老家过年。除夕的晚上，便是我们一家五口团圆的时刻。每年除夕的年夜饭，由全家人每个人做一个拿手菜。记得妈妈和哥哥买回很多本菜谱，对照着菜谱准备食材，然后开始各种煎炒烹炸。爸爸的拿手菜是蛋炒西红柿、炒花生米，姐姐的拿手菜是醋溜白菜，我刚上学，只能半认半猜地给妈妈和哥哥读菜谱、监督流程。

吃了年夜饭，通常要举办我们家的家庭春节晚会。跟年夜饭一样，照例是每个人都要出一个节目。妈妈拉二胡、拉手风琴，哥哥吹笛子、吹口琴，姐姐唱歌，我伴舞，爸爸当观众，负责鼓掌。记得有一首儿歌，歌词是“你呀小姑娘，你呀肮脏的小姑娘，你为什么要把自己弄得这么脏”，我便随着姐姐的歌声，扮演一个委屈辩解的小姑娘。还有一首歌的歌词是“小柳树，是我栽，雨儿浇，太阳晒，嫩芽儿长起来，嫩芽儿长起来”，我便披一条绿色的纱巾，起初蹲着，然后随着歌声慢慢站起来，缓缓长大，长成一棵大树。有时候，父母有兴致了，还会跳交谊舞、水兵舞。妈妈还会唱好多苏联歌曲：《喀秋莎》《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小路》《红河谷》……

童年的爱，能滋润一个人的一生。春节又到了，我的耳畔又响起母亲轻柔舒缓的歌声，看到了爷爷郑重打开的朱漆木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