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华先

周末的早晨，闲来无事，我去附近的农贸市场转了转。到了市场，转了一圈儿，听到有吆喝声：“看一看，尝一尝，自家产的老苹果、口味正宗的老苹果”。老苹果？我心中一动，循着声音走过去，果然发现一个摊位前摆放着我熟悉的几种老苹果。一打听，摊贩是我们邻村的。我随口说了一句：“苹果老产区了。”摊贩问我是哪里人，我说老家是蔡家夼村，摊贩也说了一句：“都是苹果的老产区，你们村的苹果更有名。当初咱们那里的苹果，可是风光得很！”我说：“是啊，老苹果的味道忘不了啊！”

摊贩的苹果摊上摆放着小国光、青香蕉和小叶子等几种苹果。这都是上个世纪的老苹果，是正宗的老苹果。就说青香蕉吧。正宗的青香蕉苹果底宽头窄，顶部有非常明显的八个棱角，所以又叫八角蕉；又因为其口感特别好，又被称为冰糖青香蕉。我拿起一个青香蕉，闻了闻，还是那熟悉的果香；我尝了尝摊贩递给我的一块小国光，还是那不变的爽脆酸甜。曾经有一段时间，这些老苹果的味道，只能在我的梦中出现，我只能凭记忆来回味。如今，这些老苹果，这些我心心念念的老苹果，这些唇齿留香的老苹果，又再次出现在我眼前。于是，也顾不上和摊贩讨价还价，买了一些，准备回家慢慢品尝。

走在回家的路上，脑海里不由得浮现出关于老苹果的记忆。

福山苹果名扬天下

说起苹果，不能不提到烟台。烟台是著名的“苹果之乡”，烟台苹果驰名海内外，甜美千万家。

烟台自古就有苹果。不过，当时的苹果被称为“柰”或“林檎”等。明朝万历四十六年的《福山县志》就记载着福山境内栽培有“花红”等品种。明朝万历年间的农书《群芳谱·果谱》中有“苹果”词条，称“苹果出北地，燕赵者尤佳”。专家认为这是汉语中最早使用“苹果”的发端。不过那时的苹果果肉绵，果汁少，口感并不太好，所以又称绵苹果。

19世纪70年代初，在毓璜顶东南的一片山坡上，出现了一座果园。果园的主人是来自美国的传教士倪维思。《山东果树志》一书中有这样的记载：“1861年6月，美国传教士约翰·倪维思受长老会派遣，由上海来登州（今蓬莱）宣教，后因妻病重，于1864年返美就医。1871年再度来烟台时，带来了西洋苹果、洋梨、美洲葡萄、大樱桃和欧洲杏等多种果苗，在烟台毓璜顶东南山麓创建广兴果园。”在当时的广兴果园里，春有樱桃，夏有洋梨，秋有葡萄和苹果……这些西洋水果不论品质还是口感都优于当地水果，个儿大、皮儿薄、汁儿多、瓤儿脆、酸甜可口，逐渐成为市场上的抢手货。

1899年，福山绍瑞口村的唐殿功将得到的广兴果园苹果枝条嫁接在自家的秋海棠上，三年后结出的果实个大、色青、味香，取名青香蕉。不久，紫埠村的李锡伍通过嫁接培育出了另外一个苹果品种红香蕉。自此，烟台乃至中国大地上，出现了西洋苹果与本地苹果嫁接的苹果，开辟了我国现代苹果产业的新纪元，使烟台成为当之无愧的中国苹果发祥地，唐殿功也因最早让西洋苹果实现了本地化，成了一方传奇人物，成了烟台苹果史上的一个“别样的故事”。直到现在，人们仍然这样认为：烟台苹果的代表，是福山苹果；福山苹果的代表，是兜余苹果；兜余苹果的代表，是绍瑞口的青香蕉、红香蕉和蔡家夼的金帅、小国光苹果。

我们蔡家夼村就是当时的老苹果主产区之一。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我们村在福山那可是响当当的富裕村。这一切，得益于我们村的苹果。我们村的苹果曾经漂洋过海，为国家赚取外汇；我们村的苹果，曾经在国宴上用来招待外宾；我们村的苹果，曾经享受国务院特批专供的东北大豆饼；在1959年，为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北京农业展览馆举办全国大型农业成就展览会，我们村将精选的经日光晒成的带有“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字样的10箱“红金丝”苹果，送到北京农业展览馆参加全国农业成就展出——这，就是福山果农们曾经引为自豪的“苹果状元进京”。

苹果的栽培，其实是三分种、七分管。要想取得好收成，平时的管理很重要。当初，没有更多的经验可供借鉴，只能自己一点点地摸索，一点点地积累，一点点地总结，从而使我们当地的苹果产业从无到有、从有到优，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引领着苹果产业的发展。

正因为当初所有的管理技术都是摸着石头过河一般逐渐摸索出来的，所以也会给果农们带来意外的惊喜。曾经有一段时间，晒字苹果特别受欢迎，风靡一时。在元旦春节期间，人们喜欢买一些晒有吉祥图案或者祝福语的苹果送给长辈、亲朋，借以表达良好的祝愿。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读到一本书，这才知道，这种晒字苹果最初的诞生地就是我们村，时间是在上世纪50年代。现在被苹果产区广泛采用的套袋技术，居然也是起源于我们村，时间同样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意外而得的晒字苹果

稍微懂一点儿苹果管理的人都知道，苹果生产，防治病虫害特别重要。对于如何防治果树病虫害，果农们也是经历了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

在我们村子的南面，有几排老瓦房，这是当初生产队时期各生产小队用来存放生产工具等物品的处所，村里人统称它们为“二十四间房”。听母亲讲，在“二十四间房”里，曾经有几间房屋是村里的“虫儿室”，是村里的果业队用来观察、搜集、记录本地危害苹果生产的各种病虫害情况的地方。乡亲们在专家的指导下，对活动于本地、严重影响苹果生产的各种害虫有了一定的认识。

掌握了危害苹果生产的害虫种类及其危害方式之后，就要想办法防治病虫害。

果树食心虫是蛀食果树果实的害虫的总称。很早之前，为了防止食心虫对苹果的危害，我们村曾发明了苹果套袋技术。说是苹果套袋，其实就是给苹果贴纸。方法是用黑面打成糨糊，把糨糊刷在一种本地生产的颜色比较深的纸上，贴在苹果上，以此达到保护果实、防治虫害的目的。通常是在5月中下旬至6月中旬以前对幼果进行套袋，待8月底揭袋让苹果着色。后来，随着技术的进步，人们开始用喷洒农药的方法来防治病虫害。1957年，我们村拿出两亩果园进行实验，不套袋，而是喷洒农药，防虫效果显著，第二年全村推广150亩，好果率达到93%以上，并且喷药比套袋每亩降低成本36元。1962年喷洒农药的方法在全村铺开，随后在其他村相继推广开来。《福山区志》中记载：1964年8月上旬，当时的福山县委在蔡家夼村召开果业生产现场会，推广打药防治果树食心虫新技术，给苹果贴纸防治食心虫的方法因劳动强度大、成本高，慢慢不再被采用。

但蔡家夼的村民们仍然继续给苹果贴纸。为什么呢？因为村民们要生产晒字苹果。

在给苹果贴纸防止食心虫的过程中，因为纸是用糨糊贴在苹果上面的，揭纸的时候，有时苹果表面会残留一些纸屑。村民们摘苹果的时候发现，被纸屑遮挡的部位颜色明显与其他部位不同，红绿相间形成美丽的图案。村民们由此受到启发，通过剪纸的方式剪出各种图案和文字，粘贴在苹果上。到苹果收获季节，人们轻轻揭下剪纸，多种图案或文字便清晰地显露出来，晒字苹果由此诞生。这种苹果很受人们的喜爱和欢迎，一上市便被争相购买，甚至要论个卖，售价为普通苹果的2至5倍，经济效益甚佳。

据老人们回忆，果农为表达丰收的喜悦及对党和毛主席的感激之情，便在苹果上贴上歌颂党和毛主席的字样。《福山区志》记载：1959年9月，兜余公社蔡家夼村精选经光照晒成的带有“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等字样的10箱红金丝苹果送到京城，参加农业成就展，好评如潮。

我为故乡苹果出把力

我之所以如此眷恋着老苹果，是因为生长在苹果之乡的我们，尽管年龄小，但同样也以我们的微薄之力为苹果的生产贡献着力量，也曾为让家乡的苹果更甜美而流下过汗水。

苹果是典型的异花授粉植物。在生产过程中，人们逐渐摸索出了人工辅助授粉的方法，提高苹果的座果率，从而获得更好的效益。

我上小学的时候，果树还是归村里统一管理，给苹果人工授粉由生产队统一组织。第一步是采集花朵。在主栽苹果品种开花前的三五天，到温度较高、开花较早的向阳地带，采集专用授粉品种的含苞待放的花朵，装入有透气孔的塑料袋中。采集好了花朵，就要进行第二步，花药剥离。当时生产队里人手紧张，我们这些小学生也参与了花粉的采集。花药剥离实际上是个很有趣的过程。在桌子上铺几张较厚的纸，从盛花朵的袋子里取出两朵花，左右手各一朵，用两手的拇指与食指捏住花朵基部，花朵相对，反复揉搓，使花药脱落到纸上，然后再剔除掉落的花瓣等杂物。这样不断重复，花朵上的花药就收集完成了。老师把我们剥离出来的花药集中起来，上交生产队，再由大人们到果园里完成为苹果人工授粉。人工授粉不是一天就能完成的，需要两三次才能完成。因为苹果的花朵是分期开放的，当天开放的花朵授粉效果最好。

我为苹果生产出把力，除了体现在苹果的人工授粉阶段之外，我们这些孩童还学会了编草帘子。

以前我们摘苹果的时候，用来盛苹果的是用棉槐条编的苹果筐，我们当地人称其为“花笼”。为了防止苹果被棉槐条突出的尖刺扎伤，需要在花笼底下铺上一层牛毛草，再加上一个蒲草包，装上苹果后，上面再盖一层牛毛草，加上筐盖，然后用线绳缝严缝实。

蒲草包是用蒲草编织成的。因为我们那里苹果产量大，购买的蒲草包不够用，小麦的秸秆便派上了用场。大家自己动手，用小麦秸秆编织草帘子。编草帘子的方法很简单，大人、小孩甚至七八十岁的老人都可以干，只需要两个人配合好就行。编好的草帘子贴着花笼的内部转一圈，也可以很好地保护苹果不被扎伤。

独特的生长环境，加上果农们的精心栽培和不断摸索积累的管理经验，福山苹果终于名扬天下。家乡也在不知多少代人的努力下，变成了我们作文中描写的模样：山清水秀，景色优美，苹果压弯了枝头，飘香四溢。1975年，《大众日报》和山东省人民广播电台同时介绍了我们蔡家夼村粮果双丰收的经验。

享受“特供”的苹果

家乡的老苹果，曾经被特供。这里的特供，有两层含义。

一个特供是在1972年。在周总理的亲自安排下，福山苹果开始对党中央、国务院和军委等实行“特供”，用来招待中外嘉宾。其中就包括我们蔡家夼村的苹果。

另一个特供更让我们村引以为豪。想当年，我们村的苹果曾经“吃上了”国务院专供的东北大豆饼。上世纪60年代末，由于农村实行“以粮为纲”的农业政策，忽视果业生产，所以苹果质量有所下降。民间传说，当年基辛格秘密访华，感觉吃到的苹果与第一次吃到的风味有变，周总理得知情况后，立即责成有关部门调查了解情况。经了解，苹果质量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果树施肥比例失调、有机肥料不足。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加强果树施肥措施，追喂饼肥。周总理得悉后，在日理万机的繁忙工作中，亲自批示从东北调运大豆饼，特殊供应福山苹果主要产地。自1971年起，国家连续五年给福山重点果区特供一定数量的豆饼。1971年，80万斤豆饼从东北运往福山，重点分配给包括蔡家夼在内的福山苹果重点产区。1972年，从东北调运了100万斤大豆饼给兜余公社，我们村分配到15万斤。

烟台福山不仅是烟台苹果新品种的诞生地，日后更成为苹果树管理技术的输出地，为全国苹果种植的发展作出了贡献。我们村同样如此。1968年，蔡家夼村的崔福禄和蔡德瑜两名果树技术员一起去天津市果品公司指导苹果生产，在天津北郊区的“青光农场”搞了20亩试验园，经过4年的苦干实践，1971年使200亩苹果园创出40万斤的高产（原产量不足10万斤）。北京市海淀区“四季青公社”的苹果园，在福山蔡家夼村果农技术员蔡启双和烟台市园艺场技术员邹本东的共同指导下，经过合理修剪，亩产由原来的1000多斤猛增到4000多斤。

如今，虽然因为产业升级，这些老苹果已经被新品种所替代，家乡也搞起了产业升级，着力发展大樱桃，老苹果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销声匿迹，只是在一些地方有零星栽种，但它们那丰富而独特的口味从来没有从人们的记忆里消失，它们留下的故事，像那陈酿的美酒，时间愈久愈芬芳、愈令人陶醉，也令人充满怀念。青香蕉、小国光还有红香蕉、金帅、红金丝、小叶子、秋花皮……这些耳熟能详的名字，这些伴随我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代的老苹果，都在我的记忆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吃一口，感觉到的不仅是唇齿留香的甘甜，更能唤起脑海中沉睡的记忆，想起往昔的岁月。那种感受无可替代。而老果区的果农们为此所付出的努力、所进行的探索与实践，他们所开创的辉煌也不应该被忘记。

如今，苹果已经成为很多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 YMG全媒体记者 唐克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