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永超

1861年，烟台依约开埠。在利益驱使下，各地商人纷至沓来，设店经商，一时商贾云集，人烟辐辏。据统计，1872年，烟台市区人口为2.7万人，至1920年，就已经达到10万余人，各类商号店铺发展至3000余家。至1933年，经商人数占比达到了44%，烟台俨然是一个具有商业化、移民化特征的城市了。

“六帮”争雄烟台街

外地商人来到烟台后，为有效地与异地商人竞争，免遭外人欺辱，以地缘、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商业组织“六帮”应运而生。他们各居一方，潜心经商，影响逐渐扩大。

“六帮”是指以广州、佛山、珠海、东莞等地商人为主的“广帮”，以潮州、汕头、大埔等地商人为主的“潮帮”，以苏州、无锡、南通、常州等地商人为主的“苏帮”，以宁波、杭州、台州、温州等地商人为主的“浙帮”，以厦门、泉州、漳州等地商人为主的“闽帮”，以福山（烟台）、掖县、莱阳、黄县、海阳、威海等山东省内商人为主的“山东帮”。当时以山东商人居多，外帮商人约占十分之二三。

烟台街上的商帮，虽不同于电视剧《上海滩》里的帮派为了抢地盘、抢生意而打打杀杀，但时代背景和商帮之间的竞争现象基本相同，只是影视作品为了吸引观众特意夸张了一些情节。

“广帮”商人在1861年前后就来到烟台，他们群居在广东街，靠近海关码头，做生意比较方便。广东街原名“鬼子街”，当地居民看其相貌迥异，且说话犹如外人语，做生意点子多，蔑称其为“鬼子”，街名由此而来。后觉不雅，改称谐音“桂子街”，1893年前后改称为广东街。

“广帮”当时在烟台的势力最大，可谓烟台第一帮。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广州开埠，经过40年的洗礼，形成了商业、船运、买办等行业的精英阶层。他们复制成熟的经商策略和模式，在烟台反复“粘贴”加以运用，获得了烟台开埠初期的“红利”。“广帮”商号中首屈一指的当属顺泰五金号，经理梁浩池名誉素隆，是“广帮”老大，1906年任烟台商会首任会长。顺泰号为来烟停泊的外国军船、商船提供五金、食品、服装、煤等物资，数量巨大，获利丰厚，被誉为“烟台首富”。

1884年中法战争后，法国舰船频繁来烟，船舶所需悉由顺泰号供应。1898年，顺泰号接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通知，要求其尽快为游弋在旅顺口周围的外国军船准备食品等物资。为了完成给西方人供应面包的任务，顺泰号从天津高薪聘请面包师来烟制作面包，并在短时间内筹足饼干三万磅、面包三万磅及烟酒食物等物资。“广帮”中还有几位重量级人物，如招商局长李载之、盎斯洋行买办谭宗灏、烟台太古洋行买办杨梅南、张裕公司经理张成卿、继任招商局长陈焕章和陈焕康等。这几位“老广”个个都是商业奇才，在不同领域里长袖善舞、大显身手。

“潮帮”又名“红头船商帮”。1684年，海禁终结，清廷要求各地所有出海的船只要编号并在船头涂色加以区分：苏州为黑色，浙江为白色，福建为绿色，潮州为红色。红头船商帮由此得名。在清朝，潮商与晋商、徽商并列为中国三大商帮。烟台最早也是最大的同乡会会馆潮州会馆，就是“潮帮”在1867年10月建造的。“潮帮”中的商人有：范绍颜（字香山），广东朝阳人，烟台德盛号经理；郑百维，福泰号经理（清末烟台商界“八大家”中，福泰号占据其一）。民国初期，大量外籍商人离开烟台，而郑百维却选择留在烟台。他在烟台周边购买田园地产，在西沙旺开辟果园，几代人世居烟台。他曾担任潮州会馆主席。“潮帮”的经营范围主要是贩运洋药、糖、棉纱、大米、豆饼等，这类贸易几乎被“潮帮”垄断。他们利用烟台独有的地位做转口贸易，在日本设有分号。

“苏帮”中最有影响的商号是谦益丰钱庄，经理万仁燮（1839年—1900年），江苏吴县人。谦益丰位于桃花街北首，与钱业公会相邻，是烟台近代成立较早的钱庄之一。根据山东金融史志记载，“谦益丰钱庄资本银100万两”。谦益丰开办的官银号主要揽收登莱青道台、东海关的官银，还代理中国通商银行在烟台的业务，可谓烟台钱庄老大。万仁燮不仅擅长经商，而且热心慈善，捐银无数。1899年2月，万仁燮60岁诞辰之际，其好友“咸备仪晋”，特将贺寿洋银408.3元以万氏的名义捐作救灾款。1900年，万仁燮去世。为了纪念他生前所作的贡献，1903年，人们在通伸河入海口西侧的江南会馆附近竖起一座“乐善好施”牌楼。之后，其子万坤山掌管谦益丰，继续经营。1903年，万坤山在青岛开设谦益丰公记汇兑庄；1905年，与顺泰号梁浩池共同投资10万两胶州银，在青岛成立了域内最大的中资银行——谦顺银号。万坤山秉承父志，大做慈善。1900年，他与梁浩池共同捐资创办养正义学堂；1910年前后，捐资修建马路，后被命名为坤山路；1907年10月，他担任烟台商务总会总理。1911年10月，烟台辛亥举义成功后，万坤山被公举为烟台军政分府民政长。1912年，他发起成立“旅烟江浙皖赣同乡会”并担任会长。

“浙帮”中，宁波商人占据主要位置，他们簇居在顺泰街东首路北的四明里。在烟的宁波商号有20多家，其中由叶澄衷开设的“合顺五金号”来烟台最早。宁波人史晋生受叶澄衷的委派，来烟经营。1888年，史晋生在烟台西圩子外（今亚细亚大酒店南）修建四明丙舍，用来安葬去世的宁波商人。史晋生离烟后，南京人邓永霖来烟台接任。在烟期间，他代理上海华通、华安水火保险公司以及上海人寿保险公司在烟台的业务，扩展了合顺的经营范围。邓永霖是烟台商务总会的董事，他积极参与烟台事务，在倡修烟潍铁路、赈灾捐款、抵制美货等活动中，都能看到他的身影。上世纪40年代初，合顺号更名为合顺恒记号，由宁波人陈耀宗掌管，1951年改名为成昌五金号（位于现顺泰街）。

宁波裁缝素有“红帮裁缝”之称，一把剪刀一把尺，为天下人做衣服。已故烟台文史作家毛贤君先生的父亲毛锦芳就是一名宁波裁缝，他手艺好、技术精，解放后曾担任烟台成衣业委员。

宝成银楼由宁波帮开山鼻祖严信厚创立，在全国主要城市均设有分店。烟台宝成银楼虽历经多次兵灾、火灾的劫难，几迁楼址，但是凭着经理竺丽生精明的经商头脑，始终占据烟台银楼界的头把交椅；源泰成商号经理谢仁赓，早年独闯烟台，经过艰辛的努力，在烟台商界站稳脚跟。他曾担任宁波旅烟同乡会的会长，还参股烟台醴泉啤酒工厂，是主要董事之一。为了方便推广销售烟台啤酒，他将设于朝阳街的源泰成店铺作为烟台啤酒的经销处。另外，宁波人还开设有亨得利钟表、光明眼镜、永安轮船、毛合兴海运、同和成南货店等商号。

“闽帮”早年以行商为主，茶商较多，集中在轿子街一带，自建楼房。其组织为福州茶帮公所，成员多为闽帮茶叶商。早年闽茶输入烟台时，每年销售额达百余万两，按例每箱茶叶抽捐三分，用于茶帮公所及福建会馆的经费，后因安徽茶冲击，销售额锐减。民国时期，闽帮主要经营福建特产，如茶、糖、木材、纸张以及染色布等。闽帮在烟台沿海一带广做贸易，所到之处，均兴建妈祖庙来祈求平安。据统计，早年闽帮在烟台沿海一带共修建妈祖庙十余处，分布在蓬莱、龙口、福山、牟平等地。福山赖姓、林姓大多是福建人的后裔。

现存的天后行宫，也称福建会馆。1884年，闽帮商议捐资修建一所福建会馆，推选烟台永来盛号经理叶如衡（福建同安人）负责监修。他选馆址，筹资金，精心设计，组织安装，费尽心血。后来他的儿子叶庭铭（1848年—1910年）子承父业，继续监修。叶庭铭字锡圭，清诰授奉政大夫加五品衔，同知待遇，衍圣公府典籍、齐奏。父子二人历经22年，终于在1906年建成号称“鲁东第一工程”的福建会馆建筑群。叶庭铭从此管理着福建会馆。他曾担任旅烟闽同乡会会长。叶庭铭去世后，其儿子叶永昌、叶永甫继承父辈遗愿，继续承担管理工作。叶永昌（1904年—1979年），字子寿，毕业于烟台先志中学，曾任烟潍汽车局课员、山东公路局兰底站站长。1924年初，叶子寿管理福建会馆期间，有人来争夺管理权。两方争执不下，旅烟闽同乡会只得致电旅沪闽同乡会派人来烟解决。不久，上海方面委派干事饶隽三来烟进行调停，叶子寿作为福建会馆的掌管人地位再次得到确认。叶子寿擅长工笔花鸟，尤其是画蝴蝶，享誉画界，解放后曾在烟台四中及半工半读学校担任美术教师。1953年，叶子寿代表家族将福建会馆管理权正式移交给了市政府，用于历史研究。

“山东帮”中，初期以本地商号为主，后来山东各地商人陆续来烟经商，该帮的实力越来越大。山东人观念保守，自古以来“重仕轻商”，相比起外帮，经商意识逊人一筹。本地商业大户多是奇山所城的“坐地户”，他们经商获利后，逐步转向经营房产方面，大量购置土地建造房产。他们既是商人，也是大房产主。如所城张姓的“双兴”“永发”“天增”“裕盛”等商号，刘姓的“洪泰”“大成栈”等商号，每户都拥有房屋数千间。清末，烟台商会总会会长（也称总理）一职多由外帮商人担任，直到民国成立后，才多由山东帮商人担任。青岛开埠后，烟台贸易地位被青岛所夺，加之大连、龙口等地相继开埠，外帮逐渐迁往青岛等地发展，山东帮趁势崛起，以孙文山、澹台玉田、刘云第、吴敬之、杜树棠、崔葆生、林秋圃等人为代表的山东帮商人驰骋商场，掌控烟台商界30多年。

各帮派角逐烽烟起

俗话说，商场如战场。为了利益而相互争斗，是商场中的常态。

烟台鱼庄公所，也称渔帮，是宁波渔民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而结成的组织，1922年有10余个会员，所设庆安公所（1887年宁波帮设立，位置在道署身后），坐办为洪东生。烟台渔业同业公会成立于1915年，是烟台总商会所属同业公会之一。两个渔业组织同以打渔为业，难免出现纷争。1926年9月4日，因烟台渔业公会要求渔帮增加“佣金三分”，宁波渔帮不予认同，进而引起鱼庄罢市。烟台总商会为此也出面干预，但宁波渔帮并不妥协。虽说强龙难压地头蛇，但宁波渔帮不信这个理，一怒之下，以烟台商会处事不公、欺压外帮商户为由直接诉至上海总商会，要求总商会派人来烟解决纷争。这在现在来说，也算是越级上告了。总商会随即给烟台总商会发电，告知已派敦和渔业公所的水嘉宽代表上海总商会来烟“会同商会秉公处理”。经过水嘉宽居中调解，双方商定将“依照旧章办理以便和平了结此事”。烟台总商会给足了上海总商会面子，做出了退让。为此，10月28日，宁波渔帮致信上海总商会“若非贵会鼎力斡旋，势难收此美满效果云”。

进入民国初期，青岛因胶济铁路而兴起，外帮逐渐离烟去青发展。烟台本帮商人趁势而起。自1912年起，烟台商务总会（后改为烟台总商会）会长的位子，就一直由本帮商人把持。没有了外帮的竞争，烟台本帮商人之间的竞争却硝烟四起。上世纪20年代初期，烟台商界已经形成了以澹台玉田为首的旧商人派，以刘子琇为首的土著士绅派，以政记、电灯、张裕、醴泉等大公司为首的实业派，还有中间派等四股派系。这四个派系明争暗斗、争权夺势，以图稳固自身在烟台商界的强势地位。

1911年7月，前烟台商务总会总理孙文山与刘子琇的弟弟刘凤镳、前毓材学堂总办何季雅三人聚餐，筵席中因言语不合大打出手，一时间“杯盘狼藉”。为了缓和两派剑拔弩张的局势，商会的几位商董出面调解，在群仙戏园大摆宴席，席间为孙、刘二人之纠葛相劝言和。刘氏兄弟也不想把事情搞僵，遂邀约在座来宾翌日仍在原地饮宴，一场干戈最后在酌花飞觞间化为玉帛。

澹台玉田，烟台旧商人派的代表人物，早年在和记洋行做账房，熟知中外商务。1912年至1933年，他先后担任九届商会会长，是在任时间最长的烟台商界领袖。1925年，烟台红卍字会成立，澹台玉田入院求修，后来正式接任统掌，一心扑在做慈善上，办恤养院、平民学校，对商务活动关心较少。1927年，莱州商人、恒祥和经理崔葆生异军突起，逐渐占据商会领导地位。崔葆生与张本政、张润暄、綦邵武等人交往甚密，曾担任生明电灯公司经理，在烟台实业派的支持下，从1929年至1938年，崔葆生先后担任六届商会会长。1932年，他是旅烟掖县同乡会会长，1930年，他创办了世界白卍字会烟台总会并担任会长，邀集会员广做慈善，大有与澹台玉田一争高下之意。1932年10月，掖县受灾，崔葆生利用自身影响力，向烟台各界发起募捐，共募得大洋18000元，寄往家乡。

鸦片战争后，皇权弱化，地方势力增强，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民族资产阶级和绅商阶层的壮大，迫使清王朝想办法来化解社会矛盾。1908年，为了减少政府压力，发挥地方绅商的作用，达到地方自治的目的，清政府颁布了《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并在全国推行地方自治。烟台是北方商业巨埠，属于首批自治范围。福山县姚县令、东海关余道宪多次与六帮商议，催促他们尽快成立自治组织。商会是一个经济组织，且不说商人是否有时间和精力，仅从自治后所分担的费用来说，也是商人们不愿承受的，因此他们对自治一直持消极的态度。无奈之下，福山姚县令找到奇山所社长张渭清，声言若各帮不肯照章成立自治公所，就让各帮公举一人报送福山县定夺，张渭清赶紧向商会总理刘云第汇报。刘云第只得召集各帮商人共商对策。各帮商人齐声反对，决议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福山县令只得上报山东巡抚。在山东自治筹备处的多次催促下，烟埠绅商推选天津帮董事、天益恒经理杨俊杰（号墨堂）为会长，并在商会大门之上悬挂“自治公所”木牌，其实也是应付之举。一日，杨俊杰召集部分会员议事，恰有本地报馆访员来此采访自治之事，杨俊杰顿时目瞪口呆，举手向各位会员示意不要开口说话，于是大家都噤口结舌，一言不发。该访员不解，再三询问，杨俊杰私下说道：“我等正在商议辞职之事，恐君登报张扬，故不敢言耳。”访员听后大笑而去。不过几日，人去屋空，自治之事不了了之。

表面上看，各商帮之间的角逐似乎是凭自身实力获得利益，其实他们背后都有着复杂的政治背景。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某些权势的代理人。如顺泰号开办的华丰缫丝厂，其幕后老板是洋务派中的显赫人物盛宣怀。龚易图在烟台任登莱青道，这位福建籍道台自然对闽帮关爱有加。浙帮的背后是以上海的宁波商人叶澄衷为后台的大财阀、大商团，他们与官府关系甚密，在创办银行、保险、船运、企业等过程中，官商一体，以上海为中心，辐射沿海各个开埠城市，连锁式布局，利益相互输送。1897年创办的中国通商银行就是上海宁波帮钱业巨子严信厚、叶澄衷、朱葆山创办的，但是推动这件事的则是盛宣怀。1884年，丁汝昌从上海购进船用配件，经烟台转运至旅顺，他特意写信给船坞总办文芝轩，叮嘱其“在上海老顺记采办后，可由烟台合顺转至旅顺”，这种指定的“供应链”采购方式，其他商号是无法参与的。苏帮谦益丰在烟台创办通商银行，尽管是官督商办，订立合同，但是在盛宣怀的支持下，其他商号是没有染指空间的。此外，本帮商人孙文山1921年开设烟台济东银行，背后的靠山则是与他有姻娅关系的皖系军阀卢永祥；政记、生命电灯公司的背后有日本人的影子，而广帮的背后，有以同乡、亲戚为纽带的政治人物的支持。

前尘往事成云烟

1905年，美国排华辱华的消息传回国内，引起朝野一片震动。5月，上海商务总会响应在美华人社团的号召，召开抵制美货大会，并致电全国各地商会积极参加。自此，一场全国性的抵制美货的爱国运动正式拉开大幕。随后，全国160个城市的70多个行业商会群体致电响应，大批市民、工人、知识分子也积极加入。烟台六帮商会在接到电报后，迅速致电上海商务总会，表示“两电均悉，本会于二十三（日）各帮共议合词，签允不卖美货”。6月25日，烟台六帮商会发出公具函，号召全市各界开展抵制美货运动：“凡我烟埠商户，不得购订美货，如煤油、花旗布、面粉、纸烟四大宗，务须实力抵拒，尚有诸货不及胪列，但凡自美来者也须一律禁购。公举领袖数人，互相密查，如有私买者一起充公，暂存商会。俟美政府换约公认优待华工后，变卖价值以助善举。如各铺户之住客以及伙徒私自购办，亦惟该铺执事人是问，不得推诿。自立签允薄一本，挨户签名盖戳，以杜见利忘义之渐用达我商会之权利而后已。”烟台商民抵制美货运动如火如荼，大量美货滞销。美国驻烟台领事馆领事急忙找到东海关道何彦升，商请设法制止抵制美货行为。何彦升回复道：山东所有美货均由沪运来，不购美货之权在沪商，东商尽遵沪议办理，并未嚣争，地方官未便阻遏。贵领事倘能向贵政府商改禁约，华商方且欣感不暇，何至坚持不购美货耶？

事实也的确如此，此次抵制美货运动，商界并未征得官方同意，而是自行其是。比如上海商务总会，就越过清政府，直接与驻华公使交涉，提出具体要求，同时也要求清政府在未经商民同意的情况下，不得与美国续约。这显然已经不仅仅是抵制美货了，同时也是在向清政府施压，表明了商人、士绅、知识分子阶层谋求政治话语权的意愿。

尽管抵制美货运动只持续了不到一年的时间，但是通过一些话剧、小说、漫画等文学作品的传播，让人们看到了美国残暴凶狠的一面。两年后，美国国会授权罗斯福总统退还庚子赔款中超出实际损失的部分，试图挽回美国在中国的形象。烟台六帮商人在这次运动中表现出了高度的自律性和民族正义感。

1906年，根据清政府的相关章程，烟台商务总会在六帮商会的基础上正式成立。会首称总理，副会长称协理。采取选举制，一年一选，各帮推选一人为商董，山东帮商号较多，故推选十四人为商董。商务总会成立后，烟台商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商会的作用凸显了，帮会的作用下降了。商会统筹、协调各商帮之间的关系，成立了行业同业会，起到了保护各帮利益的作用；二是商帮之间的联系加强了，出现了各帮商人之间相互参股的现象，烟台“六帮”之间已经出现相互融合、共同发展的状况。

与此同时，各帮同乡会的作用得到了加强。如旅烟广东同乡会、宁波同乡会、河北同乡会（升平街）、三江同乡会、掖平同乡会（掖平街）、莱阳同乡会、东北同乡会（广东街）、栖霞同乡会、威海同乡会、沂州同乡会、文登同乡会、牟平同乡会（东仁里）、荣成同乡会等，同乡会采取董事会员制，经费由会员捐助。同乡会为来烟谋生的本帮乡亲提供食宿、介绍工作、购票返乡等服务。据1934年统计，仅河北同乡会就有900多户、计有3000余人之多。这些同乡会组织让身处异地他乡的商人们同样感受到家乡的情感互助。

1867年，潮帮商人在烟台建成潮州会馆，这是烟台境内出现最早的外帮会馆。此后，福建会馆、宁波会馆、山东会馆、广东会馆、掖平会馆等相继建成，成为外帮商人在异地共叙乡情、议事之处。潮、闽、甬三地商帮还把家乡的风俗带到烟台，在异地纪念他们的节日。其中影响较大的是盂兰会，又称盂兰节、中元节，节会时各种大戏轮番上演，恍如过年一般，本地市民也感受到了异地风俗。烟台旧有西盂兰会街（位于福建会馆门前），后改为毓岚街。

随着时间的推移，“六帮”早已消失在历史长河之中，但在我们身边，依然可以找到他们留下的印记，如广东街、顺泰街、华丰街、宁波同乡会会馆、福建会馆、广东同乡会馆、养正小学、亨得利钟表行、南山果园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