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铁鹰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的南园和北园，各有一条5000米长的跑道，酱红色的塑胶跑道上，每日都有不少跑步的人。中国作协副主席、著名文学评论家、散文家李敬泽先生，就是这些坚持跑步者中的一员，几年前，他还出版了随笔集《跑步集》。《跑步集》中有一篇《我可能成为一棵鹅掌楸》。李敬泽先生说，有一天，他从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的北园跑完步，往回走的路上，接到一条微信，要他给出一个接下来拟作文学演讲的题目，“再不给题目就来不及了”。但当时，他确实还没想好题目。看微信时，他正好走到一座过街天桥上，“脑子空空荡荡，抬眼一望，看见了那三棵树，用鲁迅的笔法来写：左边那棵是鹅掌楸，右边那棵是鹅掌楸，中间那棵还是鹅掌楸”。于是，他就向对方报了讲座的题目，叫作《跑步、文学、鹅掌楸》。他在讲座中说：“就是这样的三棵树，长在道路中间铁栏围起的绿地上，两边都是车行道，所以人过不去，只可远观，不可亵玩。每次跑完步，我都要在天桥上看它们一会儿。”

那一次讲座，李敬泽先生由三棵鹅掌楸谈到跑步，谈到文学，谈到人与地球，还谈到“我也可能成为一棵鹅掌楸，成为这棵树上的一片叶子”。

在《我可能成为一棵鹅掌楸》一文中，李敬泽先生写道：“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从昌平向南坐上快3，在仰山桥站下来，抬头望望那三棵非常漂亮的树。”结果，《跑步集》出版后，有读者专程到国家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去看那三棵鹅掌楸。只是“零距离接触”后他们才发现，那里的鹅掌楸不止三棵，而是大小十一棵。于是，有人不免疑惑：为什么不是三棵，而是十一棵呢？是不是李敬泽先生的记忆发生了差错？

我将李敬泽先生的“三棵鹅掌楸”，当作一则趣闻。笑过之后，我想到了一古一今艺坛上的两则故事。

“古”事是对于杜牧《江南春》诗的争论。“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杜牧的这首诗家喻户晓，可少有人知道，关于它，有过不同看法。明代大才子杨慎质疑此诗道：“‘千里莺啼’，谁人听得？‘千里绿映红’，谁人见得？若作十里，则莺啼绿红之景、村郭楼台、僧寺酒旗，皆在其中矣。”（《升庵诗话》）清代何文焕则批评杨慎的观点，他说：“余谓即作十里，亦未必尽听得着、看得见。题云‘江南春’，江南方广千里，千里之中，莺啼而绿映焉。水村山郭，无处无酒旗，四百八十寺，楼台多在烟雨中也。此诗之意既广，不得专指一处，故总而命曰‘江南春’。”（《历代诗话索考》）

“今”事是齐白石先生画虾。以叙事长诗《漳河水》成名的已故诗人阮章竞，生前学齐白石老人画虾。阮章竞的画作《虾》上有段文字，大意是：有一次赴宴，吃大虾，无意中数了虾身的节数，是六段，不免惊讶，因为白石老人画的虾是五段。于是，阮章竞回到家，立即查大百科，查海洋生物辞典，上面都说虾身是六段。这让他很是不解，白石老人的画明明是以实物为对象的，而且他观察之细致闻名遐迩，怎么会将六段虾画成五段呢？这一发现引得阮章竞无限感慨。

原来，白石老人早年画的虾确实是六段，后来才变为五段的。白石老人画虾的这一变化，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如实画虾，写实，宗法自然；第二阶段最重要，虾身主体简化为九笔，共画出八样：双眼、短须、长须、大钳、前足、腹足、尾，还有一笔深墨勾出的内腔。这种结构成为白石老人画虾的独有风格；第三阶段是画上的墨色不均一，笔先蘸墨，然后用另一支笔在笔肚上注水，把虾的“透明”画出来，虾一下就“活”了。

无论是杜牧的“千里莺啼绿映红”，还是白石老人的“五段虾”，其实都说明了一个创作原理：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明白了这一道理，就应该知道，创作不能执着于事物的表象。正如李敬泽先生在《我可能成为一棵鹅掌楸》中所说：“文学就是要把大地上各种不相干的事情、各种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各种像星辰一样散落在天上的事情，全都连接起来，形成一幅幅美妙的星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