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荣起

萧平老师是名作家，又是大学教师（那时未评教授），一向文质彬彬，面容和善，平易近人。在四县作者集中于某一县集体改稿时，他虽然单住一个房间，但多数时间是在大房间里与作者一起谈稿或拉呱儿。尤其是晚饭后，他总是提着凳子，与我们坐在招待所大院里，南朝北国地聊天。他说话很幽默，不时引起在坐者的哄笑。大家围着他问长问短，总想掏出点儿写作的奥妙。他也毫无保留地讲述当初创作那些作品的背景，介绍《三月雪》中的李秀娟、《玉姑山下的故事》中的小凤等人物的原型及艺术形象的生成与塑造过程。他讲的每一个细节，无不紧扣我们这些初涉散文写作者的心弦。我们从他的漫谈中得知，他最初发表作品时，时兴用笔名，而他很喜欢自己原来的名字，便把姓氏去掉，用“萧平”作了笔名；后来实行简化汉字，他也不为所动，依然用“萧平”作笔名发表作品。

萧平原名宋萧平，是我国著名作家、教育家、烟台十大文化名人之一，曾任烟台师范学院（今鲁东大学）院长。上世纪70年代初，萧平来到烟台任教，对烟台的文化教育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影响极其深远。今年是萧平老师逝世10周年，我与他相识相交那段日子的情景不时萦绕于眼前。

一

上世纪60年代，我在烟台师专（烟台师范学院前身）读函授，主修中文。那期间，萧平老师还在内蒙古师范学院任教。1971年，萧平老师调到烟台师专任教，我与他在一个偶然机会相识，并得到了他的亲切教诲，与他结下了胜于师生的深厚情谊。

那是1976年春，烟台地革委宣传部应人民文学出版社之约，要出一本《烟台地区农业学大寨散文特写集》，当时在全国是独一份。宣传部在当时烟台地区的17个县市调集了100多人的创作队伍进行创作。在我的印象中，为编一本地方性的文集，进行如此规模宏大的创作活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是破天荒的一次。而我有幸忝列于100多名作者之中。

4月6日，我们栖霞一行6人（含我在内有2名中学教师），在时任宣传部副部长的王天奎同志的带领下，到烟台虹口宾馆参加为期6天的动员大会。说是大会，实际是一次岗前培训。就是在这次培训中，我认识了萧平老师。培训班报到的当天，每人领到了两本学习资料，一本是《农业学大寨散文特写集编写计划》，内列36个“初拟的作品选题”、16个“增补选题”，每题附有100余字的导语；另一本是《散文选》，其中包括优秀散文、评述散文及特色短文，共计十五六篇。出席这次动员大会的，除宣传部主管领导之外，还有6位跟踪辅导的导师。萧平老师是导师之一，另外五位是赵曙光、刘少白、赵修基、张天民、哈本厚。每个县根据选题多少，到会作者为4人至6人不等。栖霞的选题有《牙山行》《朱有林》《新苗赞》三篇，每两人撰写一篇，我要写的题目是《新苗赞》。6位导师也做了分工，恰好分管栖霞、招远、蓬莱、长岛四县的是萧平老师。上世纪50年代，萧平就是誉满全国的知名作家，时任烟台师专（今鲁东大学）中文系主任。1954年我刚踏上工作岗位不久，就在《人民文学》上读到了他的小说《海滨的孩子》，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在会上自我介绍说是乳山县人，竟与我是同乡，他所写的海滨孩子的背景，正是我从小生活的黄海岸边的故乡。于是，我们之间的距离立马拉近了许多。

二

烟台会议结束之后，我们便开始分头采访与创作，萧平老师巡回于四县之间，了解创作情况并进行技术指导。栖霞是山区，他的小孩又在栖霞插队，所以我们见面的机会相对多一些。那时的交通条件很差，自行车就是相当不错的交通工具。有一次他要到50里外的公社看儿子，不知是谁给他联系了一辆十二马力的拖拉机。望着他颠簸着远去的背影，我和写《牙山行》的孟繁涟老师相视调侃：萧平老师比2000多年前坐着木轮车周游列国的孔夫子先进多了，也幸运多了。

萧平老师是名作家，又是大学教师（那时未评教授），一向文质彬彬，面容和善，平易近人。在四县作者集中于某一县集体改稿时，他虽然单住一个房间，但多数时间是在大房间里与作者一起谈稿或拉呱儿。尤其是晚饭后，他总是提着凳子，与我们坐在招待所大院里，南朝北国地聊天。他说话很幽默，不时引起在坐者的哄笑。大家围着他问长问短，总想掏出点儿写作的奥妙。他也毫无保留地讲述当初创作那些作品的背景，介绍《三月雪》中的李秀娟、《玉姑山下的故事》中的小凤等人物的原型及艺术形象的生成与塑造过程。他讲的每一个细节，无不紧扣我们这些初涉散文写作者的心弦。我们从他的漫谈中得知，他最初发表作品时，时兴用笔名，而他很喜欢自己原来的名字，便把姓氏去掉，用“萧平”作了笔名；后来实行简化汉字，他也不为所动，依然用“萧平”作笔名发表作品。

萧平特别擅长从众人的谈话中捕捉写作素材。有一次我说起一个学生的父亲在大学里当厨师闹出一些笑话时，他接着讲起厨师的故事，说我们胶东厨师多，故事也多。例如，清末有一个厨师在皇宫里当差，有一次他向乡亲们炫耀自己在宫里的所见所闻时说，他给慈禧家里盘锅台时，七八岁的光绪皇帝老是夺他手中的瓦刀玩，慈禧嫌光绪碍事，就呵斥道：“上街耍去，别耽误你二大爷干活！”一口活脱脱的胶东方言，硬是摁在慈禧的口头上，未待话音落地，就引得大家哄堂大笑。

萧平老师以平和之心对待每一位作者。他对每一篇作品的意见和建议，总是在不知不觉中渗透给你。在布局谋篇等大格局中，他从不动笔，也不强加给你，而是让你在他的启发下，自己回去琢磨，自己找出一条修改的路子，直到稿子写成。直到在招远招待所集中改稿时，他才逐个把作者的文稿带回房间里润色。当我取回自己的稿子后，发现他用铅笔留下了斧凿的苍劲笔迹，关键处一字之移，文章立马生色添彩，心中十分叹服。

经过半年多的相处，我对萧平老师有了很深的了解。他不仅是我写作路上的良师，也是能以私事相托的朋友。若在今天，我们肯定会经常通电话或发微信互动，而那时唯一的联系方式是写信。最近我整理旧箱底时发现，在1976年到1978年的三年时间内，我存下了7封萧平老师的来信。这些信件从某一个侧面折射出萧平老师那一阶段的工作和生活状况，也是萧平老师对我的教诲与信任的见证。

萧平老师的信，如同他的作品一样，没有半句空话废字；又如他的人品，没有丝毫虚言客套。有一说一，就事论事，字里行间渗透着对我工作和业余写作的关心。尤其是“文革”结束之后，他多次提到“教师职业将会受到尊重，英雄将有用武之地”；在业余写作方面，他更是对我大加鼓励：“希望你继续写。一次成功是没有的，只要坚持下去，就会结出丰硕的果实。”这些谆谆之言，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他同鲁迅、老舍一样，关心青年文学爱好者，他就是我心中的鲁迅、老舍。

为了不辜负老师的厚望，我从那时起，几十年来从未放下手中的笔。可惜直接受老师的指导、教诲只有不到一年的时间。1976年10月中旬，100多名作者集结于福山县招待所定稿，未待结束，形势就发生了巨变，全国卷入了大庆贺、大批判的潮流中。

此后虽然继续与老师通了两年信，但见面的机会少了。记得先后去过他家两次，一次是1978年春节前夕，把他托我买的一麻袋玉米送去，在他家住了一宿，吃过他儿子做的手擀面；另一次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他刚当上烟台师范学院院长不久，我去看过他。此后，一来他的工作繁重，忙得不可开交，我怕打扰他的正常工作；二来我卷入了应试教育的日夜拼战之中，再也不能帮他做点什么事；更重要的是，萧平老师对我的期望值太高，第一次就把我的习作推介到《人民文学》杂志社去，而且希望我结出丰硕的果实。我一直在想，待我写出世人瞩目的作品来，一定去向老师汇报。然而，一年年过去，山东的专业作家高手如云，像张伟、矫健这些领军人物，都出于他的麾下，成果闻名遐迩；同是他的弟子，搞业余写作、取得骄人成果的人也层出不穷，足以组成一个连队。相比之下，我一直没结出丰硕的果实，更显得矮人一截，所以始终无颜去见老师，只能按时向老师身边的文友了解他的情况，并拜托代为问候。

谁知未待我有所成果，却突然传来老师逝世的噩耗。他的谢世，使教坛失去了一位重量级的大师，使文化领域失去了一位宿将巨擘，使他的弟子、粉丝失去了一位可敬可爱的宗师文友。受过他教诲和关爱的我，听到他逝世的消息，更是悲痛不已。今逢老师逝世10周年，沉淀了多年的往事，频频显现，难以自抑，谨以此文缅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