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子华

1904年3月10日，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成立后，为救助日俄战争中的中国难民，在东北营口等地设立了一系列分会，就近开展人道救援行动。令人好奇的是，上海万国红十字会还特别在烟台设立了分会。那么，上海万国红十字会何以在并非战区的烟台设立分会？烟台何以能够设立分会？烟台分会在日俄战争救护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值得探索。

一、增设烟台分会的考量

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在烟台设立分会，自然有多方面的考量，其中以下几个方面不容忽视。

其一，“水陆要冲”的地理优势。

烟台地处山东半岛东北部，东连威海，西接潍坊，南邻黄海、青岛，北濒渤海、黄海，与日俄战争主战场辽东半岛对峙，与大连隔海相望，地理位置之重要，不言而喻。1904年7月12日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制订出台的《暂行简明章程》中，明确在烟台设立分会的理由——“以烟台为水陆要冲，联络津、沪、旅、青之气”。换句话说，烟台为水陆要冲，在此设立分会，可以把天津、上海、旅顺、青岛连接起来，起到承前启后的桥梁作用。而且，“烟台去旅顺、青泥洼、牛庄等埠不远，亦应添设分会”。山东人“闯关东”的经历（水路烟台至大连当日可达），也证明烟台地理优势突出，救护行动近便，这是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添设烟台分会的基本考量。

其二，领风气之先，具有良好的红十字基础。

1858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俄、美强迫清政府签订《天津条约》，开放牛庄（营口）、登州（烟台）、台南、淡水、潮州、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天津为通商口岸。根据这一不平等条约，1861年8月22日，烟台正式开埠。烟台于是成为山东第一个对外开放的城市，也是北方最早对外开放的城市之一。作为对外开埠的口岸城市，烟台近代工业、商业、服务业、对外贸易不断发展，逐渐崛起为一座近代化城市，风气开放，充满活力。也正因为如此，“外来的”红十字文化在开放包容、仁爱为怀的齐鲁大地找到了“生长点”。

早在1895年春中日甲午战争期间，烟台就有外国医生开办的红十字医院，救治威海卫保卫战中的受伤官兵，医院由陶司惠（又译作杜司会、厥司惠）医生设立。据报道，“威海之战，伤残兵士约千百人，刻已载至烟台求为疗治，所苦烟台只一医士，虽有他人辅助，终难遍应所求”。尽管人手不够，但陶司惠医生和其助手竭尽全力，救治了不少伤兵。《申报》报道称：“烟台红十字会医生陶司惠致书上海友人云：此间勇丁之受伤来医留住院内者计一百六十三人。至伤势甚轻、敷治后即去者不可以数计。住院后因伤而死者只四人。有三人两腿俱被药弹击去，现将痊愈，可以舁返其家矣。至于医愈之人大率先后回去，惟二十七人未回，大都须装假腿假臂”。

烟台红十字医院之所以能够取得成绩，与上海方面的鼎力支持分不开，尤其是英国传教士慕维廉（William Muirhead）联络驻沪总领事以及洋商，在上海“成立有一个红十字会，那里供给一切费用”，他们在沪“集募经费，源源接济”营口、烟台、天津红十字医院的人道救助善行，同时最具影响力的《申报》桴鼓相应，呼吁国人伸出援手，得到官方和民间的广泛响应，如《申报》报道：1895年2月27日申报馆“承保泰会助营口、烟台红十字会票银一百两”；3月6日《申报》披露：“本馆承诸君子捐助牛庄、烟台红十字会疗治华军经费，前已次第汇去洋银二千圆，兹又请汇丰银行代解五百圆”；3月18日《申报》接苏州彭大善士函云：“屡读报章，得悉营口、烟台红十字会医院惠恤中华受伤军士，收养疗治全活甚多，鄙人宦囊羞涩，力不从心，爰劝苏闾同寅解囊乐助，收集鹰洋四十大元，转递医院，薄助药需，虽后再当勉力募凑，陆续奉寄。惟愿普天善士大发慈悲，源源捐助，济刀圭之妙用，拯锋镝之余生，不但造福兵丁，实有大功时局，是则诸善士之功德而鄙人所跂望无穷也”；3月26日《新闻报》报道称：“南洋大臣两江总督张香帅（张之洞）捐银一万两，江苏巡抚奎中丞（奎俊）捐银二千两，江海关道刘观察（刘瑞芬）捐银一千两，仁济善堂捐银一千两，共银一万四千两，均由道署送交红十字会董事收领转解”，如此等等；著名慈善家施善昌所设筹赈公所也募集大量善款，上海第一位中国人西医黄春甫被誉为“出力最多的中国人，除了个人捐出20元，还为此向轮船招商局等劝募得款1201元”。官方以及民间的爱心人士，鼎力相助，使烟台、营口、天津红十字救护行动取得圆满成功。烟台红十字医生陶司惠并荣获清政府颁发的“三等宝星”勋章，受到表彰。

烟台红十字医院的人道之举，受到各界赞誉，自然也使人们对红十字会有了初步的认知。因此之故，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添设烟台分会，有着良好的社会基础。

其三，勇于担当的地方官绅。

沐浴齐鲁文化的烟台，本来就有浓郁的慈善文化传统，而地方官绅的使命担当，也使烟台分会的设立成为可能。其中，商人李福全、东海关道何彦升就起到了关键作用。

李福全，号载之，1860年出生于广东香山（今广东中山市），广东商帮代表性人物，1880年为轮船招商局派驻烟台首席帮办（后升任烟台轮船招商局总办），并被登莱青道台聘为洋务委员，是烟台商界名流，谓其为“红顶商人”亦不为过。烟台老街巷中有一条以他的号命名的“载之路”，足见其在烟台的影响。不仅如此，李福全热心公益，勇于任事，敢于担当，是上海万国红十字会设立烟台分会的属意人选。

何彦升，字秋辇，与李福全同龄，江苏江阴人，历任东海关道、直隶按察使、甘肃布政使、新疆巡抚等职。早在1899年，他就以参赞的身份随驻俄公使杨儒出席在荷兰海牙举行、26个国家参加的世界和平大会。大会通过了由《关于改善战地陆军伤者境遇之日内瓦公约》拓展到海上的《水战条约》（1949年形成《日内瓦第二公约》即《改善海上武装部队伤者病者及遇船难者境遇的日内瓦公约》）。可以说何彦升是最早与红十字会“亲密接触”者之一，自然对红十字有深刻的认知。如此背景的地方官何彦升，鼎力相助，积极参与烟台分会的创建事务，并“就近督率各分会”，理所当然，责无旁贷。

出于天时、地利、人和的综合考量，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决定添设烟台分会，使日俄战争救护体系臻于完善。

二、烟台分会的创建及组织架构

1904年4月7日，上海万国红十字会致电李福全，请其协助设立分会。电文称：“沪设中西合办万国红十字会，闻有东三省难民乘民船潜渡，又闻太古、四川等轮船载难民三千数百人，均到烟（台），流离可悯，拟请邀中西商数人为董事合办分会，遇有此种难民，查明酌量接济资遣，款由沪会拨还。各董举定，电示姓名，事关善举，乞速办。”接电后，李福全立即照办。4月9日，李福全复电，告以“四川等船载来搭客，均系山东人，在东三省一带贸易，刻已回籍。”表示“以后遇有难民流离可悯者自当遵谕资遣。此间分会中西董事，俟举定后由电禀报。”4月23日，何彦升致电吕海寰、盛宣怀、吴重熹，告之“已饬李牧（李福全）邀集中西董，速设分会，遇事候指挥。”不久，烟台分会宣告成立，具体日期不得而知，应在4月底，最迟5月初。毕竟救援行动，急不可缓，不可能久拖不决。

5月9日，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收到招商总局总理杨士琦（字杏城）转来的李福全函件，附有烟台红十字分会会董名单，为“徐凤诏，号五楼，大会首事；刘兆嵩，号云第，洪泰号；梁礼贤，号浩池，顺泰号；张应东，号成卿，张裕公司；范绍颜，号香山，德盛号；唐荣浩，号芝田，小轮公司；万奎基，号坤山，谦益丰；林钟栻，号敬生，广仁堂董事；王庭琛，号垕山，电报局委员；马式金，号聘卿，大关委员；刘毓瀛，号彦之，新关银号委员；徐家璘，号佩棠，毓材学堂委员；李福全，号载之，招商局委员。”这13位董事，均为创会董事，他们都是工商、金融、教育、交通、通讯、贸易等领域的重要人物，具有一定的号召力。

值得注意的是，这份名单并没有体现出上述上海万国红十字4月7日致电李福全“拟请邀中西商数人为董事合办分会”的精神。上海万国红十字会为中英法德美五国合办，有条件的地方分会同样要求中西合办。烟台是对外开放城市，理应“合办分会”。

实际上，这份名单并不全面。正因为如此，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在7月7日《申报》专门发布了“万国红十字会奉天、营口、烟台分会诸董衔名单”，其中烟台分会“中董事：李载之福全，徐五楼凤诏，刘云第兆嵩，梁浩池礼贤，张成卿应东，范香山绍颜，唐芝田荣浩，万坤山奎基，林敬生钟栻，王垕山庭琛，马聘卿式全，刘彦之毓瀛，徐佩棠家璘。西董事：驻烟美领事法初（法勒），英领事额必廉，烟台内地分会霍医生、虞医生。”换句话说，烟台分会的创会人是一个群体，共17位创会董事组成，包括美英领事以及基督教中国内地会烟台分会的两位医生。应该说明的是，前述李福全函件所附的会董名单，把自己的名字排在最后，是一种自谦的表达方式，而这份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公布的名单，李福全排在首位，实至名归。他是烟台分会的真正组织者，是理所当然的“首席”董事。

总之，烟台分会为“中西合办”，与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组织架构保持一致。

三、无可替代的“枢纽”地位

烟台分会成立后，立即投入难民救助行动。对此，《申报》《大公报》等当时的“新媒体”多有报道。如——

1904年5月22日《申报》报道：“烟台分会李载之直刺来电云：昨晚有民船装来青泥洼难民三百余人，均系工匠，籍隶山东者多，已经派人赴各客寓详查，如有流离可悯者，即由本会资遣回籍。”

1904年6月19日《申报》报道：“烟台分会来电云：连日民船十九艘由旅来烟，华民以千计，贫苦者均已查明由分会资遣回籍。”

1904年6月22日《申报》报道：“烟台分会来电云：连日从旅洼陆续来烟华人三千余名，大半东籍，已派董详查给资妥遣。”

1904年6月29日《申报》报道：“接烟台分会来电云：前由旅顺青泥洼来烟之难民，查有贫苦者六百五十二名口，又韩人一名，均从优资送回籍。”

1904年7月6日《申报》报道：“烟台分会来电云：连日由旅顺来烟华民二千余人，查有贫苦者六百余人，均系东籍，已从优资遣回家。”

1904年7月11日《申报》报道：“烟台分会东海关道何观察、招商局李载之直牧来电云：本会资遣回籍难民，五月十一至二十一止，统计一千四百十二名口。”

1904年7月19日《大公报》报道：“自日军攻围旅顺，所有该处中国难民被救至烟台者，已有五千名之谱，查大半皆系山左人，原寄寓该处者所有至烟之难民均由万国红十字会出巨资抚慰，并保护还籍。即此一事，该会已费用银四千两之多矣。”

1904年8月3日《大公报》报道：“万国红十字会自开办以来，已救出二千余人，凡由营口等处到烟台之难民均发给轮船免票。”

1904年9月7日《申报》报道：“旅顺、青泥洼等处难民，因轮船不能出险，由烟台分会李载之直刺谕令民船设法驶往，优给船资，难民藉以出险者，日有数起，以山东人为多，均由会优给川资，分别送回原籍。”

1904年9月14日《申报》报道：“金州难民为数太多，广仁堂及公处空屋甚少，均难安插，拟仍由其赁屋居住，房租、衣食由会开支，五日一给。十一至二十日旅顺来烟难民一千八百三名口，已从优给资妥遣回籍。”

1904年10月28日《申报》报道：“金州难民到烟台者除由该处分会分别资遣回籍外，其无家可归者电商沪会，暂在烟台分居，由会发给宿食之资。日前来信，已有千余人之多。”

以上不厌其烦，罗列多条资料，尽可能再现烟台分会救援行动的概貌。不难看出，烟台分会一方面通过水路解救难民脱离险境，另一方面籍隶山东等地的北方难民，给足川资使他们回归故乡。至于来自南方的难民，提供船票免费送至上海，由总会安排回籍，而被救到烟台的战区难民，则安排食宿，待硝烟散去再行资遣。在这里，烟台分会俨然“枢纽”，扮演着“承前启后”的角色，无可替代。

四、人道的光辉

红十字会是中立性的人道救助组织，超越国界、种族、信仰，彰显了国际人道主义的光辉。烟台分会“曾救护俄人、韩人，各资遣回本国”，就充分体现了红十字的人道关怀及博爱精神。

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固然是烟台分会的坚强后盾，但烟台及山东各界的支持同样不能忽视。烟台分会在一封致上海总会的函件中盛赞“驻烟美国兵船助洋银二百七十元，黄县无名氏助洋银七十元，烟台无名氏助钱四千文，青州府四印堂王助烟平银八两五钱，烟台巡政厅助罚款洋银三元，隐名氏求病愈助洋银一百元，黄县电报局交来代募鹰银一百七十三元，求萱堂永茂人助洋银十元。日本留学生云南邓荆川酌提川资鹰银十元臂助会费，用祷高堂无恙。”由此可见一斑。正是在各界爱心人士的支持下，烟台分会的人道救援行动取得了巨大成功。其中，驻烟美领事法初（法勒），英领事额必廉，烟台内地会霍医生、虞医生也尽心尽力。四位西董均荣获“中国红十字会一等金质勋章”，亦可谓实至名归。

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烟台分会使命完成。1907年上海万国红十字会解散，中国红十字会走上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也是这一年，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编印了《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图说》一书，其中对烟台分会设立的缘起、组织形式以及所取得的骄人成绩，“盖棺定论”，给出综合“考评”，云：

烟台居津沪之中，与营（口）、旅（顺）隔海相望。日俄开衅，旅顺、青泥洼、营口及沿海一带难民，纷纷由水道出险登岸者日数百人，餐宿皆无，伤心惨目。沪会于光绪三十年三月电商东海关监督何彦升督同招商局董补用直隶州知州李福全联络美领事法勒、英领事额必廉、内地会霍大夫、虞大夫，华董杨焕宸、吕鸿翱、陆文帧等，设立红十字分会，派泰安兵轮逡巡口外，又重赏渔船设法随时济渡难民登岸，由会查验照料。籍隶西北及本省者给资以遣，籍隶东南各省者饬附商轮免费至沪资遣。金（州）、复（州）、海（城）、盖（平）等处者，老弱妇稚设厂留养，壮丁则酌令工作，洋籍则转送各领事收管，棉衣、药物由沪运往散给。计自开办迄三十一年八月罢战后，救护出险难民一万一千二百四十三名，均随时随事宣布京师内外中西各官绅。

在整个日俄战争救护行动中，烟台分会救助出险难民11243名之多，可谓成绩斐然。在此过程中，人道的光辉时时闪耀，博爱的情怀处处生辉。烟台分会等“各分会中西董事亦均不支薪水”，他们的无私奉献，诠释了红十字精神的真谛。这是一份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值得珍视、弘扬。

（作者池子华，苏州大学红十字国际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