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泉城 于健 辛宇

2024年，是中共蓬莱第一任县委书记、原国家交通部常务副部长于眉诞辰110周年。为缅怀革命前辈的革命贡献，我和本家兄弟、于眉的孙子于健及于眉的外孙辛宇共同为于眉写篇文章，以纪念这位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新中国海河航运事业的开创者、将自己的一生献给党的事业的老共产党员。

富家子弟投身革命活动

于眉原名于经海，1914年出生于蓬莱安香于家村一个富裕家庭，是安香于家东支始祖于瓒的十八世孙。父亲于光垣是清朝湖南的盐税官，晚年回乡倡导教育，带头出资创办蓬莱启明小学。

于眉兄弟姊妹共9人，于眉在兄弟中排行第五，还有姐姐、妹妹各两个。小学毕业后，于眉就读于北平弘达中学。中学期间，受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影响，于眉开始阅读《国家与革命》《共产党宣言》等革命书籍。他无惧于反革命的白色恐怖，毅然于1929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5岁就走上革命道路。后入北京大学教育系，积极从事共青团组织的革命活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组织同学参加天津学生爱国抗日运动，支持马占山抗日，声援十九路军淞沪抗日。在反对蒋介石屈膝投降政策的斗争中，因秘密活动有所暴露，经组织决定，他回到蓬莱乡间隐蔽。

刘文英在《回忆我的舅父于眉》中回忆了于眉回到蓬莱的情景：当时他来到我们村——蓬莱县乌沟刘家村，筹建小学。他亲自教授语文、算术、自然常识、体育、音乐、美术等课程，使我们这些农民子弟第一次接受这些新的文化科学知识，欣喜若狂。他经常给学生讲岳飞、戚继光等人的爱国故事，启发学生的民族感，引导学生思想进步，深得学生和家长的爱戴。他不仅关心、教育青少年学生，而且团结进步教师一起搞进步活动。经过他培养教育的青少年，抗战爆发后大多数参加了革命。

在家乡期间，于眉组织进步教师和同学演出，宣传反封建思想，并将义演收入献给党团组织。他还动员母亲范老太太拿出积蓄，支援革命事业。

1930年开始，于眉的四哥于寄愚（于海）在上海先后担任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总干事和党团书记。受于寄愚参加革命活动的影响，于眉在青年时期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斗争中，思想上进步很大。1933年，于眉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同年8月参加“反帝大同盟”，反对帝国主义在国际上策动战争，反对蒋介石的“文化围剿”和对革命青年的大捕杀。同年，他一方面支持平津学生运动，一方面在家乡蓬莱，通过二哥于仲淑，为抗日救国创造了开展群众运动的条件。

1934年，他重返北京大学教育系学习。在团组织的领导下，宣传我党的《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当时，日军侵华步步紧逼到北平、天津地区。于眉和平津学生大声疾呼“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参与了北大的抗日救亡运动。这年暑假，于眉为平津学生救亡运动筹募经费，再次回到蓬莱，积极推动蓬莱知识分子的抗日救亡运动。在他的努力下，1935年10月，由于仲淑以蓬莱尊三小学为依托，联合本校和外校部分教师鲁平、李光远、宋兹心、陈迈千、王子衡、孙自平和孙恒祺等人，成立了“小学教师抗战服务团”，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

1935年冬，一二·九学生抗日救亡运动在平津及全国轰轰烈烈地展开。他参加并参与了这次大规模抗日游行示威的领导，以机警灵活和坚决进行斗争著称。他们在党的领导下，组织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即“民先”）。

于眉在一二·九运动中经受了锻炼和考验。1936年9月，他经北京大学的中共党员曹盼之、许德富的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据《中共北京大学组织史》记载，1935年下半年至1937年7月，北京大学共有中共党员41人，其中有刘文卓（刘导生）、邓力群和于经海（于眉）等人。入党三个月后，于眉被指定为北大东斋党支部书记，1937年2月担任北大党总支组织委员。工作中，他领导进步同学到北平郊区宣传抗日救国思想，展开“民先”在农村的工作。在1936年秋至1937年夏，于眉一方面在“北大”担任“夜校”主任，吸收、组织失学青年和失业工人进行学习，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另一方面推动于仲淑在蓬莱“小学教师抗战服务团”中选拔骨干，组成蓬莱“民先”组织。

原煤炭工业部部长高扬文在《风雨历程》中写道：1935年冬的一二·九运动后，产生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这个组织由蓬莱在北京大学读书的于眉带到蓬莱，从而蓬莱也有了“民先”。先是孙凤晓参加了，然后他又发展了陶琦和我，还有中三班的慕显德，时间是1936年6月。以后我们又发展了荆焕文。从此在蓬莱县中有了“民先”支部。我和陶琦还领导过一次绝食援绥（绥远抗战）斗争。

领导蓬莱武装起义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于眉受中共中央北方局委派，于8月回到家乡，领导蓬莱县抗日救亡活动。在中共山东省委和胶东特委的领导下，于眉恢复了一批中共党员的组织关系，秘密发展党员，建立中共蓬莱县支部并任书记。

《辉煌的历程》中刘延波、刘会春的文章和于仲淑的回忆文章，再现了当年蓬莱起义的过程。在于眉的指导下，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蓬莱大队”为骨干，建立了公开的抗日救亡组织“蓬莱县抗战服务团”，于仲淑任团长。抗战服务团根据党中央关于搞好统战工作的指示，积极发动各阶层、各界人士抗战，促使蓬莱抗日救亡运动迅速发展。抗战服务团很快遍及全县。9月底，山东省委派到胶东发动并领导抗战的林一山来到蓬莱，对蓬莱统战工作提出了要求。11月，中共胶东特委委员柳运光来到蓬莱，指导成立中共蓬莱县委，任命于眉为书记，同时传达胶东特委关于发动武装起义的指示，番号定为“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第三大队”。从此，蓬莱县的抗日救亡活动重点转入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一方面秘密收集枪械和弹药，一方面争取各区“乡校”参加起义。1938年1月29日，县委召开会议，决定2月3日举行起义。

2月3日，起义人员齐聚蓬莱南部艾崮山区的西宋家村，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第三大队宣布成立，于仲淑任大队长，于眉任政委，会场上响起了“团结一致，抗战到底”“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等口号声。西宋家村民深受鼓舞，主动腾房让屋，送粮送饭，热情支持起义队伍。当天就有30多人加入起义队伍。2月10日，潮水镇镇长周雍鹤带领该镇自卫队百余人，投奔起义部队。14日，三区“乡校”中队百余人，投奔起义队伍。队伍发展到350多人，拥有长短枪300多支，经请示胶东特委同意，部队番号改为“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第二路”（简称“三军二路”），周雍鹤任指挥，于仲淑任副指挥，于眉任政治特派员，于寄愚任参谋长，部队改编为两个大队。15日，“三军二路”在大辛店进行整训。随着部队不断壮大，战士们纷纷要求攻打县城，摧垮伪县政府。中共蓬莱县委认真分析敌我形势，决定攻城。3月4日，部队经过龙山店，到达县城东门。伪县长张祺瑞没敢抵抗，带人出城迎接，声称“支持抗日”，为部队安排食宿，并送来钱款。3天后，部队撤出县城，回到大辛店继续整训。期间，收编二、四、八区“乡校”支队，编为第三、第四、第五大队。

“三军二路”撤出县城后，伪县长张祺瑞写信向烟台的日寇求援，驻烟台日军派汉奸周东华带领180人来到蓬莱城。“三军二路”决定再次攻打县城。3月18日夜，战斗打响，激战3天，敌人缴械投降。“三军二路”进城后，安抚民众，清除汉奸，整顿社会秩序，受到城内百姓的拥护。3月25日，以“三军二路”的名义，召集各区、乡镇长，在县城举行会议，通过民主协商，成立蓬莱县抗日民主政府，选举于仲淑为县长。

“三军二路”两次攻克县城和蓬莱抗日民主政府的建立，鼓舞了人民，震慑了敌人，同时扩大了革命队伍的影响。不久，五、六、九区“乡校”中队被接收改编，分别编为“三军二路”第六、七、八大队。许多工人、农民和青年学生积极参军，编为第九大队，同时建立警卫大队和县抗日民主政府保卫大队。至此，“三军二路”发展到11个大队、2500多人。

1938年7月，“三军二路”在中共胶东特委和第三军总部的指导下，粉碎了周雍鹤等人的分裂阴谋，纯洁了起义队伍。

1938年秋，山东抗日根据地迅速发展，根据党中央的决定，地方部队实行统一整编。9月18日，胶东地区抗日武装统一整编为“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五支队”，“三军二路”分别编入第55团和61团。当年底，这支部队更名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支队。

当选中共“七大”代表

在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支队，于眉担任政治部主任。1939年9月，于眉当选为中共“七大”代表。他随山东代表团到延安后，任徐向前、张经武的秘书。因党的“七大”尚在筹备中，于眉先后入马列学院、中央党校学习，参加延安整风。194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交通部张启宗在《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于眉同志》一文中写道：于眉在马列学院刻苦钻研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和毛主席的哲学著作。他从实践到理论，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理论上，都有极大的提高。于眉在延安整风中，体会了知识分子必须与工农相结合的道理。他认为在延安6年学习和参加党的“七大”得到的理性认识，是他一生中的思想“宝库”。

淮海战役立新功

党的“七大”闭幕后，于眉深受鼓舞，以百倍信心投入到解放战争中。他随代表团奔回山东。当时日本已经投降。中共中央于8月间决定成立晋冀鲁豫中央局和华东军区。此时，于眉担任华东军区政治部主任秘书，他积极开展部队政治教育工作和机关工作，组织后方根据地的生产自给，并开始从事部队的后勤补给和运输等工作。

1946年，于眉任华东军区兵站部政委，参加各地的军区兵站组织工作，发展生产，保障供给，支援前线。1948年淮海战役期间，有关军需和民用的大量物资都要依靠公路。除了依靠牛车、马车、人力独轮车和动员民众肩挑背扛外，兵站部还组织了汽车运输。于眉奉命从部队转业到地方。为做好支援前线的交通运输工作，晋冀鲁豫中央局派遣华北交通运输公司的一部分力量与华东军区兵站部合并，加强了运输力量。于眉历任华东运输公司副经理、山东公路运输总局局长，在华东军区领导下的运输企业全力支援淮海战役。于眉以深入的政治工作寓于经济工作之中，表现出非凡出色的领导才能。1948年9月，他先后创办华东交通专科学校和徐州分校，自兼校长，培育出一大批交通运输骨干，为支前任务作出重要贡献。

参与接管上海 执掌招商局

1949年春，于眉调任华东野战军南下二大队大队长，带领干部南下，参加接管上海工作。后任华东军区运输公司司令部党委常委、上海军管会财经接管委员会委员兼军管会航务处处长、上海招商局军代表、华东航务局局长、华东交通部副部长等职，带领干部、依靠群众，自上而下按系统接管了招商局等十多个单位和企业，用接管的江海运输船舶，迅速恢复了长江中下游运输和长江口以北到渤海湾的沿海运输；组织武装护航，打通了闽浙沿海浅海小轮运输。1950年3月至1951年1月，于眉还兼任国立吴淞商船专科学校校长和上海航务学院（现上海海事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成为该校第14任、15任校长。

招商局是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先驱，创立于1872年洋务运动时期，在中国近现代经济史、社会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影响和地位。笔者从招商局官网上刊载的甄实所写的文章中得知：1949年5月27日，当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财经接管委员会航运处处长于眉以军事总代表的名义，率领接管人员进驻招商局（上海总公司）时，他没有想到，此举不仅结束了招商局在旧中国蹒跚前行七十七年的历史，而且也使自己一生中的二十九年都和这个不平凡的企业紧紧联系在一起。从1950年1月至1978年，于眉担任招商局董事长，成为招商局历史上任期最长的领导人。

接管招商局后，在改造这一旧企业向新企业转变的过程中，于眉大胆起用旧管理人员，他宣布：招商局所有人员原职原薪，一切业务工作仍由原招商局总经理胡时渊全权负责。实践证明，这一决策对保护招商局资产，特别是对后来的香港招商局起义，起到了极大的争取和推动作用。

1949年5月底，在接管招商局（上海总公司）的同时，于眉即和曾山、邓寅冬等一起详细听取了有关人员动员香港招商局负责人率船起义的具体情况，并作了指示。在起义进入紧张的准备阶段期间，于眉领导招商局（上海总公司）以各种方式推动了起义的进行。总公司多次通过电报的形式，对起义进行具体指挥。其中有一次，于眉和胡时渊直接联名给当时的香港招商局负责人汤传篪、陈天骏发电，称“可以率船起义”。起义成功后，于眉和胡时渊再次联名致电香港招商局及留港船舶的全体员工，表示慰问和嘉勉。

其后，在领导招商局的工作中，于眉对于招商局香港起义船舶的胜利归航、组织和推动滞留香港私营航商船舶的北归及招商局解放初期业务的恢复和发展等都起了重要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于眉出席交通部于1949年底召开的全国航务、公路会议。他系统地总结汇报了华东航运和上海接管工作的经验。朱德和陈云同志到会听取汇报，对全国交通运输工作作了指示，表扬了华东和上海的成绩。于眉同志在会上表示了要为新中国的江海航运工作一辈子的决心。

为江海运输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人民日报》1992年10月11日发表了原全国政协副主席王首道、谷牧及部委领导李运昌、袁宝华、董华民的文章《怀念新中国江海运输业的开创者于眉同志》，使我们对于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江海运输业发展所作的贡献，有了全面了解。

1950年秋，于眉调任北京，任交通部航务总局副局长。此后，他历任海运总局副局长、局长，海河管理总局局长。1956年任交通部党组成员、交通部部长助理，1958年起任交通部副部长，1975年任交通部党的领导小组副组长、常务副部长，一直到1980年4月。其间，他分管江海运输和基本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30年间，他一直是发展建设我国远洋、内河、沿海航运事业的主要负责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江海航运事业的开创者。他认真执行党和国家关于交通运输的方针、政策，付出了许多努力，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为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

1950年秋，于眉在任航务总局副局长期间，参与了江海运输的建设和发展工作。为对私营轮船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行试点，于眉受交通部委托，先后与民生实业公司、上海的中兴、海鹰等轮船公司进行磋商，实现了公私合营。到1956年，全国沿海内河资本主义轮船运输业在交通部党组的领导下，基本完成了社会主义的改造工作。

20世纪50年代，于眉狠抓海港整顿，把分散流动的码头临时工改为固定工，建立按劳分配的工资制度，改进装卸工具，推广应用装卸机械，他在交通部的领导下，组建中国与波兰的中外合营海运公司，冲破了美蒋在公海上对我国的禁运，并为我国远洋海运培养船装业务骨干力量。1957年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时，全国江海已有船舶7000多艘计113万载重吨的运输能力，江海运输业初具规模。

在执行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的海上运输能力严重不足。沿海煤炭、矿石、粮食和远洋外贸进出口物资的运输任务很重，国家租用外籍海轮运送物资，外汇耗费很大。经过调研，于眉和一些干部积极建议以部分租船外汇买船，既订购国内生产船舶，也向国外买船，得到国务院和部党组的支持，从而开始筹建远洋船队。鉴于我国港口建设基础差、深水泊位不足的问题，他组织干部深入调查研究，认为在发展船舶的同时，必须改进港口装卸设备和管理，大力建设海港深水泊位。

交通部、外贸部、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基于调研，向党中央、国务院提交了有关贷款买船的报告，引起中央高度重视。周恩来总理亲自指示：“责成报告中所提成立的购船小组，由交通部于眉、外经贸部卢绪章分任正副组长……”从1958年至1965年间，我国向国外购进海轮31艘计34万多载重吨；向国内造船工业购买25艘计7万多载重吨的江海船舶。1958年7月远洋运输局成立，从沿海运输企业和中外合营海运企业挑选船员和干部，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远洋船队，在国际公海上飘扬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星红旗。

于眉带领干部常年深入基层指挥生产，疏导港口船舶作业。1956年至1958年间，港口工作紧张，周恩来总理找于眉询问港口情况和原因，他对答如流，并积极采取措施疏通了港口的货物和船舶，实行了港口装卸过程机械化和半机械化，以及改进装卸工艺和作业方式，同时向部党组和国务院提出建设深水泊位的建议，为周恩来总理所重视。

“文化大革命”动乱的十年间，于眉受到冲击，但在周总理的亲自关心和支持下，沿海和远洋运输未有中断。买船发展远洋运输企业和重点建设沿海港口的深水泊位，比“文革”前有了更大的发展。于眉在“文革”期间忍辱负重，坚守岗位，团结干部，依靠船员和装卸工人及各级干部，积极贯彻执行周总理和国务院业务组的指示，保证重点物资运输。特别为对外贸易和抗美援越物资的运输，作出了重要贡献。

1975年以后，在国务院领导的关怀下，远洋买船和港口建设工作，在困难中得以推进。从1972年至1974年间买进183艘远洋船舶，共计347万载重吨。1975年至1980年间，再买船约300多万载重吨。于眉在交通部党组集体领导下，大大推进了中国远洋运输公司的业务。到1980年，我国远洋船舶已拥有527艘计963万载重吨，结束了向国外租船的局面。

为改变港口面貌，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1973年，国务院成立以粟裕为首的建港领导小组。在国务院和国家建委的支持下，交通部进行了港口建设，于眉积极参与建港指挥部的工作。七年间，建成50个沿海港口的深水泊位，其中首次兴建有五万吨级和十万吨级深水油轮泊位。

于眉为中国革命奋斗了51年。在革命岁月中，他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努力学习和工作，钻研业务，从不虚夸自满，力争精益求精。无论在革命斗争和经济建设中，他一贯服从党的领导，执行统一战线政策，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的制度，一丝不苟。

高风亮节留人间

1980年5月，于眉调任国家建委党组成员、国家建委副主任。此时，他已重病在身，仍深入基层调研，关心海港深水泊位的建设。同年9月2日，于眉逝世，享年66岁。

于眉逝世后，在国家建委为其举行的追悼会上，党组织给予于眉很高的评价，悼词中写道：于眉同志为党的事业献出了毕生的精力，为人民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的逝世，是我们党的一个重要损失，使我们失去了一位老同志、老战友。我们悼念于眉同志，要学习他的优秀品质和革命精神……

交通部孙舒平在《回忆于眉同志》中写道：于眉是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他一切从党的利益出发，敢于坚持党的原则，又实事求是，工作积极、严于律己，廉洁奉公，从不搞以权谋私。他既反对个别人对他阿谀逢迎，也敢于向专横跋扈的人作斗争。他作风民主、平易近人，能接受下级对他的批评，深受同志们的敬重。

如今，于眉逝世已经44年。他的优秀品质和革命精神，永远是我们晚辈学习的榜样，他的高风亮节，永留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