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云强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院里有一户姓李的邻居。老两口五十岁左右。李叔中等身材，瘦得如同一只蜻蜓，是一家厂子的生产骨干。李婶是家庭妇女，长得有些胖。老两口有四个孩子，老大老二是闺女，都已婚。邻居们都知道，他们家有几条不成文的规矩：凡女婿上门，不让干活，还用家里最好的饭招待他们，并严厉禁止女儿们当面埋怨和指责女婿。其实明眼人知道，这是老两口使的一计。因为只有对女婿好，女婿才会对女儿好，此乃他们的高明之处。

过去，人们常用排行起乳名，好处是不易弄混。姐姐下面还有两个弟弟，也就是今天我们要说的主人公，他们的乳名分别叫三勇和四勇。三勇身高刚够一米六，他的粗壮完全克隆了母亲。但他老实木讷、不爱讲话却明显带有父亲“扎嘴葫芦”的基因。有一年，他作为优秀少年儿童去邻县参加夏令营，大家来自不同的地方，内向的他不敢与别人交流。连临时带队的负责人问他什么，他也顶多以点头或摇头来回答，一些人以为他是个聋哑人。直到三天活动结束，要发纪念品，念到他的名字，他才弱弱地应了声。不难看出，这孩子不爱说话到了何等程度。

三勇短胳膊短腿，相对于身材高大的人，这样的体形，举重会省不少体力。体育老师正是看中了这一点，小学时就让他到少年体校练举重。他勤学苦练，多次在校及全市运动会上拿到好成绩。那个年代，人们的生活普遍不富裕，家长整日为生活奔波，没有心思给孩子搞诸如体育与琴棋书画那些东西，因为这些与学习无关。或者换句话说则更为准确：人们缺乏培养孩子成名成才的意识。因此，当有关部门准备把三勇作为苗子向省体校推荐时，被父母以离家太远一口回绝，孩子也失去了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

三勇比我小十岁左右，上世纪七十年代末，高中毕业的他就业到物资部门工作。那时还是计划经济年代，管物资分配是个美差，套用当时一句话是“有油水”。每天到那儿的人挤破了门，也衍生了一些请客送礼的不正之风。不过，三勇对这一套不感兴趣，即使别人“小篓”送到家，他也不为所动，公事公办，严词拒绝。有人说：对一个人最酷的学习，就是活成他的样子。事实的确如此，三勇从小就以父亲为榜样，待人诚恳，做事敬业。和老爸一样，他不但年年是优秀工作者，还被推选为单位劳动模范。

过去人们特别喜欢“4”这个数字，喜庆数码一枚。请客四盘八碗，盖房四合院。过日子，四平八稳嘛。排行老四，四勇这个乳名自然也是不错的选择。但这些年，因谐音之故，人们遇到“4”如同遇到阎王老爷，唯恐避之不及。而一些数，例如“8”，因谐了“发”音，则成了新新人类之宠儿。即便那些素日表现平平的“5”“7”等，也因契合了人的某些心理上的暗示，被披上了华丽外衣。这点在手机号、车牌号及楼房号的数字上表现尤甚。

比起三勇的本分，四勇的人生则显得跌宕起伏。两人如同“两股道跑的车——走的不是一条路”。从模样看，四勇颇像李叔：他中等个头，体形瘦不拉唧，人聪明伶俐，很“哨疾”（音，轻巧利索之意）。四勇是老生子，打小自我意识很强，脾气倔犟。他喜欢所有人都围着他转，顺从他，稍有不满，便不高兴，并显示出一定的攻击性。那还是七八岁时，他跟小朋友一块玩，无故挨了一顿揍。熊孩子不服，伺机报复。有一次放学回来，他看见路边有一坨风干了的狗屎，便用草棍挑起来，跑去扔到了打他的那人家门口。还有一次，晚上趁人不注意，在他家棒门（平房外面用杂木做成的半截子木门）上呲过一泡尿。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城市里到处是录象厅，那里昼夜播放的大多是些武打片。正读初中的四勇，没事就往录象厅跑。他犯了那个年代懵懂期男孩们常犯的一个错误：崇拜讲义气、为朋友两肋插刀的所谓江湖英雄。那些打打杀杀的暴力场面，看得他热血沸腾。不听劝说的他初二便辍了学，结识了一些和他一样游手好闲、不爱学习的孩子。再后来，在一次群体斗殴中，好几个人被伤害，四勇被判劳改三年。任何事情都是有原因的。可以想见，幼年时的宠溺，青春期的教育缺乏，加之遇人不淑等，都为暴戻之气的生长提供了温床。

牢狱之灾，不但让四勇失去了自由，也对整个家庭造成了极大伤害：作为建国之初就入党的老党员，李叔在怒其儿子不争的同时，陷入深深的自责。他恨自己忙于工作，疏于对孩子的管教。而原来身体墩实的李婶，抗不住折腾，大病一场，好长时间没下来炕。哥哥姐姐也感到抬不起头来，在街上遇见熟人，往往会低头绕开。

毕竟四勇人本质不坏，只是因年轻冲动，走上歧路。他在狱中表现不错，被提前释放。回归社会后，四勇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在家人的帮助下，做起了小买卖，后来买卖做大，有钱了，他回馈社会，带头向受灾地区捐钱捐物，资助贫困学生。应该讲，人一辈子走正道固然令人尊重，但迷途知返，“青蛙变王子”“丑小鸭变白天鹅”等历经一波三折、在浴火中得到重生的故事，同样值得人们叫好与点赞。